【摘要】：世界银行报告针对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发出否定性信号，经济科学并没有证明公有制不利于企业和市场经济，利害攸关的是“国退民进”演变成为“国退洋进”，中国经济的殖民主义状态依附于西方大资本家，封建主义的公有制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利益和幸福，而是让老百姓税负畸重，政府苛捐杂税猛于虎，需要彻底砸烂官僚铁饭碗。

在18个月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批示支持中国财政部花钱牵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面向2030年甄别和分析中国中长期发展所面临的各种挑战，经过一年多的海内外机构联手研究，2012年2月27日世界银行在北京与中国政府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合作发布题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研究报告，中国独立学者杜建国赶到发布会现场抗议并且散发反对私有化国有企业的传单。更深刻的背景，是形成初步报告稿之后，中国财政部发文件到中央各相关部委，进行会签认同，支付全部经费。教育部、卫生部都单位给予该报告高度评价，认为报告给中国教育卫生医疗领域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方案。唯一的反对者是掌控117家国有中央大企业的国资委，并且就此给财政部回复文件，郑重其事地指出这个报告改革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方案，要求降低公有制经济所占国民经济比例建议，违反中国宪法，有颠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嫌疑，并且国资委要求与制定这个报告的相关机构展开辩论。财政部就此安排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与国资委官员进行直接交流。最终，专家丧失了自己的科学性自信心，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这个报告根据国资委要求，做出了大量删改，表明这种研究成果缺乏科学的刚性，真理在这里面是软面条，可以按照官员的要求揉来揉去。这样一来，很多人怀疑“这样的研究报告还有多少科学性？花费了中国人民多少血汗钱买了这样一个忽悠人的玩意？”甚至老百姓的微博客有人认为中央领导太糊涂，崇洋媚外呀！

当然，如果不是国资委的坚决反对，2012年2月27日世界银行报告发布会的规格将会更高，因为李克强副总理同时专门接见了世界银行佐利克行长，听取他的特别汇报。本来已经列入邀请函名单的超过一百家中外媒体，由于国资委的不同意见最终也被缩减至十几个。学术界对此很冷静，觉得这个报告毕竟是50多个专家学者合力，花费了一年多时间，形成500页的这一份报告，与那些“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西方研究报告相比较，还是有参考价值的。至少，杜建国和国资委的反对超越了学术性的范畴，是在情绪化地、政治化的对待社会科学研究，并没有真正解决国有企业现实的诸多客观问题。要想发展中国，就必须看到这里面的争议，主要是围绕国有企业定位而发生的，实质性问题是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如何？第一层次的课题是国有企业的改革是否还在进行？改革的目标定位是什么？也就是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到了哪一步？第二，今后的改革要何去何从？

杜建国和国资委代表的观点，认为非垄断性的国有企业日子不好过，垄断性的国有企业数量在减少，国有企业的问题在公有制框架内完全能够解决，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能够相辅相成，但是缺乏理论的坚实支撑，也缺乏国有企业如此改革的多个成功案例支持，从而没有获得公有制企业普遍性的改革成功社会效果。对杜建国和国资委的这种主张明显是“反对派”的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则认为，垄断性的国有企业不能在现有的公有制框架内解决不公平竞争问题，不能形成市场经济所必须的民主法制体系，国有企业由于拥有政府特权支撑而占据过多资源仍为社会侧目，特别是受到民营企业的愤愤不平指责，遵循《世界银行研究报告》的韩国近五年高科技产业化成功是典型例子，韩国已经在制造业上赶超日本。超越这两者之上的问题是，我们看到的统计数据表明，国有企业并非完全依赖于垄断性来生存发展，中国的大中型骨干国有企业的科技进步是在当今世界上拥有竞争实力的，它的致命性缺点是官本位的体制形成腐败与决策重大失误，国内高速铁路投资失误和管理混乱不容置疑，高铁列车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余元卫生间等等天价商品来自于政府采购的黑幕，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赔钱数百亿美元还要缴纳保护费解决绑架人的问题。中国商务部公布的调查数据证明2007年海外投资65%在亏损，2010年中国钢铁集团在澳大利亚铁矿石项目亏损100多亿美元，中国化工集团在海外的三个油田2009年累计亏损1526.62万美元，中国石油大学报告指出受到中国式管理制度和国际投资环境的影响，国有企业三大石油公司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在海外的项目2010年三分之二亏损。姑且不说劣迹斑斑的这一切国有企业失败记录，即便是总体经济效益被宣传为辉煌成就的国有企业，也并没有因为公有制财产的发展而减轻中国人民的负担，更没有因为国有企业的蓬勃发展而让中国人民的幸福感得到加强，反而是国有企业总是依靠股市圈钱和频频举债来克扣中国人民的钱袋子。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强大，没有主动拉民营企业这个小弟弟步入市场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反而是国有企业以对于资源的垄断性来制造物价上涨压迫了弱小的中国的民营企业，更是在金融市场上以官本位的优势政策支撑来压缩民营企业信贷资金渠道，实际上打击了民间经济的发展。当然在市场上，中国民营企最大的对手并不是这样一些国有企业，而是中国的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在垄断性行业的国家经济命脉领域，与民营企业之间存在着行业性的距离，但外资企业却是短兵相接地与中国民营企业进行市场经济竞争，中国民营企业比拼资本实力就肯定被世界五百强外资企业打的落花流水。加上中国政府给予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使得外资企业的政策优势于中国的民营企业，客观上形成了中国政府对于民族资本的歧视性政策机制。现在中国市场上的化妆品、日用品、大中型超市已经是外资企业占据了70%以上的份额，轻工业十个领域的前五名大资本家都是外国资本，甚至高速公路经营权已经有三分之一以上被外资掌握，商业化的知名品牌已经是完全的“殖民地”状态，中国的本土化品牌一蹶不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深刻，在这里绝非言过其实的危言耸听，而是中国政府的决策导向出了故障，与人民币发行捆绑美元外汇的货币傀儡相辅相成，外国大资本家通过中国政府的绿色通道大举入侵民营企业阵地，迫使我们振臂疾呼全面改革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体系，下定决心发展中国自己的民营企业，毫不犹豫地反对外国资本针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在经济政治体制改革领域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的战斗精神，独立自主地扶植民族资本形成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对于外国资本采取理智的包容态度而不是“国退民进”演变成为“国退洋进”，始终保持中国的经济自主权，不能在政策误导之下酿成汉奸经济和殖民主义经济。

杜建国和国资委，与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两者的争议，虽然互不相让也互不相认，却是共同显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预期目标和方向并不明确，包括定量化的详细方案在国资委和杜建国一类维护公有制的言论当中，也是语焉不详，嘴尖皮厚腹中空。他们的潜台词是公有制总比私有制来说，能够让中国老百姓利益均沾，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富裕的希望就寄托在国有企业身上，私有化必然贫富两极分化，所以社会主义给予老百姓的利益保障就是公有制。至于中国宪法对于公有制的肯定，社会主义与公有制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经济学上的虚伪命题。中国的宪法本身就是“官本位”的文件，连秘密逮捕的侵犯基本人权问题现在都解决不了，共产党员领导干部被纪检委“双规”剥夺人身自由的法律依据在哪里？纪检委是一个什么样的执法机构？反腐败需要这样使用被人鄙夷的阴招吗？全世界的反贪局以及香港廉政公署就没有一个光明正大的法律途径被共产党自己看得上，让反腐败的好事成为真正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吗？这是利用宪法噎人的可悲之所在，想一想国家主席刘少奇都得不到宪法保护，老百姓在这样的宪法里面寻找利益保障，完全是自欺欺人。宪法应该有宪法审判，使得宪法具体可行到能够办案，就象发达国家那样能够审判在职总统总理颁布的法律和政策是否符合宪法。中国的宪法内容本身就使得没有这种可操作性，纯粹成为一纸空文，或者说是纸上谈兵的典型案例。拿出来中国的宪法忽悠老百姓的利益通过公有制来保障，是不如福利社会的保障更为可靠的空想社会主义蓝图，已经被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六十四年中国实践证明为痴人说梦。真正有意义的，是一定要把国民经济命脉产业掌控在中国人手里，不能被外国资本渗透，爱国主义的产权及其资本市场设计，以及相应的法制配套，乃是具体可行的大方向。在这样的基本前提下，再说民间化经济格局完全取代官本位经济。

关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的关系，实质上就是回到了“老大难”的旧问题：中国的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它的核心是当前中国的“国有企业”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如何？需要给力于科学，不能发力于情绪。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祖师爷是马克思，他很明确的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是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基础上建立，这种资本主义私有制必须是超越封建主义公有制的，例如超越封建主义国家的皇帝政府公有制“公有土地”和国家公有制的工商企业，《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祖祖辈辈经营的江南织造局就是国家公有制作坊，还有官窑烧制的陶瓷工艺品是封建主义国家公有制产业的杰作，英文里面的“CHINA”单词就是“瓷器”，它保障帝王将相的高消费，没有保障过中国农民的利益。封建主义的公有制企业是特权化的生产单位，不是市场经济的商业化公司，不承担任何法人的法律责任。前苏联发明的计划经济企业，就是这样一种带有明显封建主义色彩的等级化工厂，是有官场级别的行政单位，不能被法律开庭审判，例如切尔诺贝利事件的责任企业，就是草菅人命，不受法律制裁，甚至不受任何追究，不承担任何责任。中国的国有企业实际上与此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是纯粹的官僚集团所有制经济体，它永远是高于民营企业和中国公民的特权利益集团。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面针对拉萨尔机会主义的这种封建公有制及其社会主义蓝图，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说它的产权是处于市场经济之外的特权，原则上不允许亏损，只能盈利，客观上就是强盗逻辑。我们的国有企业在海外市场亏损一大堆钱财，责任怎么追究？依然是中国人民买单。国有企业盈利的时候，中国老百姓又在哪里获得了什么样的利益呢？说不清道不明的人民利益，却是对应着官僚集团必然的分享国有企业盈利，直接就能花费，例如中石油、中石化的员工福利特权，领导干部天价办公设施的几百万元一个吊灯，高档次豪华座驾，还有给予相关地方党政机关和领导人各种各样招待费礼品费会议费旅游购物卡等等。维护这种国有企业及其公有制的拉萨尔机会主义，勾画了一个让劳动者欣喜若狂的社会主义国家口号：“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一切按劳分配，归属于劳动者所有。”具有极大的煽动性，被马克思揭露为没有政治经济学常识的胡言乱语。表面上是让劳动者扬眉吐气，实际上是利用工人的情绪来扭曲社会主义公有制，把劳动创造价值歪曲成为劳动创造财富，让土地矿产资源之类大自然形成的财富被剔除，资本市场的完整性没有了，反而容易把当前最富有的资本家集团说成为最大的劳动者阶层。这种封建主义的国家公有制模式，其资本垄断性决定了资本流动性可望不可及，在当前中国的市场经济框架内，无法真正实现民营企业资本与国有企业资本的无缝对接，两者先天具有等级不同的身份证。但是，只要公有制企业的政府主管被私人买通，就可以让国有资产流失，损公肥私。

这就是说，中国现在的公有制财产权实质上归属于官僚集团，官僚的行为决定国有企业的命运，不是中国人民能够决定国有企业的命运。这样的“公有制”具体存在形态，肯定是落后于市场经济要求的。如何创新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课题，当前最危险的是运用封建主义“公有制”，来拒绝市场经济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站在封建主义立场上评判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让农民意识和皇帝“公有制”来排斥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这是当代中国改革的真正悲剧，必然在虚假社会主义公有制招牌下面，造成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扭曲与失败。本人徐群贵在《再造政党、再造共和、再造中国》、《政党“官本位”酝酿形成特权利益集团阻挠中国改革发展》、《运用历史唯物论研究党和国家的关系》、《货币制度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党政分开”辩析》、《国有企业和银行业垄断性的经济改革必然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国有企业和银行业垄断性的经济改革必然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等等百万字论文当中对此进行了全方位的论述，一再论证“公有制”的类型多，并不是一切“公有制”都能够为人民谋利益谋幸福。我们一再指出中国人民想象的“公有制”，首先是能够减轻人民负担，然后能够让人民富裕幸福。事实上，这样的“公有制”在当今世界还没有产生出来，中国的现有“公有制”并没有能够给予老百姓减轻负担，没有让中国老百姓享受福利社会的绝对保障，对比于发达国家已经实现的福利社会是有明显差距的。只有中国政府把民生开支放到了投资大项目的前面，实现福利社会的基本目标，让老百姓没有了后顾之忧，才会是中国老百姓的消费拉动中国经济发展。

这方面，我们最好是拿事实说话，看一看经过了几年时间检验的权威性数据，在比较当中鉴别中国的公有制被政府掌控的情况下，究竟为老百姓谋利益要比私有制国家更好多少？首先看财政部长谢旭人的公开讲话明确2007年中国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5.4万亿元，用于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福利三大民生项目的开支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税收的15%，相当于GDP的2.4%，平均到13亿人口身上，每人461元，相当于当年城镇居民一年可支配收入的3%，远远低于美国同时期用于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福利三大民生项目的开支1.5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政府当年开支的61%，相当于美国GDP的11.5%，平均到美国3亿人身上是每人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由此可见这并不是人口基数或大或小的问题。中国政府2007年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22%，美国是17%，然而中国政府花费在民生方面的开支比重竟然低于美国那么多。如果说美国太富裕，那么巴西与中国的可比性是公认的，2007年巴西为民生医疗花费GDP的10.4%，中国用于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福利三大民生项目的开支6000亿是GDP的2.4%，不足于巴西的四分之一。巴西政府在教育方面开支相当于GDP的5.4%，中国是3.7%，中国大陆的中小学生因为校车事故接二连三发生伤亡事件，公众义愤填膺于中国政府没有校车保障制度，全国需要400亿元竟然政府拿不出来。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全国官僚公款吃喝平均每一天花费25亿元（国家审计署数据显示全国各级政府2010年花费9000亿元招待费、医疗公费、车辆及会议费等等），节约16天就是400亿元却不愿意如此保障孩子们的生命安全。如果中国政府拿出来GDP当年5.4万亿元的千分之一540亿元，就完全能够解决偏远地区中小学生的校车安全性问题，为什么做不到呢？根本原因是政府官僚的命运与老百姓是两张皮，官僚集团是一个终身制的铁饭碗集团，老百姓却是泥饭碗，只要铁饭碗不碰砸了你的泥饭碗就算是老百姓平安无事。只有废除了官僚铁饭碗，要求任何官僚都必须回归老百姓的民间，没有了官僚终身制财政供养，就肯定能够使得官僚集团首先替老百姓着想。因为这时候老百姓生活的“社会保障”乃是官僚自己的归宿，没有了高于老百姓的等级化官场特权终身制给予官僚保障终身依靠，官僚必须为人民服务，这等于为自己的未来服务，为自己的家庭和子孙后代“播种一亩幸福田”。

2012年3月5日《人民日报网》针对全国“两会”征集“民意主题”的结果，是确认“社会保障”位列第一名，老百姓有了社会保障解除后顾之忧，才能积极花钱消费以拉动中国经济，改变投资拉动型的现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社会保障”就是人民的实实在在利益，要求在蛋糕只有这么大的情况下官僚少一点穷奢极欲，多一点国计民生。中国的官场的纸醉金迷，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全世界最高水平。2007年中国财政税收的27%被中国政府消费了，同年的日本政府消费财政税收的2.38%，英国是4.19%，加拿大7.1%，美国9.9%是发达国家最大开支的政府，豢养着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军事集团，面向全世界展开反恐作战，军事基地遍布全球，花钱多是穷兵黩武，纯粹的野狼政治。中国政府费用如果再加上政党以及事业单位吃财政税收的钱，已经是美国的3倍，没有巨大的国防开支和国际事务负担，只有庞大的官僚集团高消费，被戏称为“肥猪政府”。中国一个县政府接待外国官员的宴会都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宴水平，让欧美国家政客垂涎三尺，千方百计利用这个“肥猪政府”吸食中国人民血肉，促使吃喝嫖赌抽烟成为中国官场的潜规则。如今，茅台酒中华烟成为中国官僚的身份证明，换口味就洋酒消费让中国官员拉动了欧盟葡萄酒产业大发展，甚至云南省红河州杨红卫州长吸毒寻找欲望刺激，和数十个女公务员发生性关系，还要说这是官场的时尚，没有几十套房供养几十个情妇的官僚就被人看不起。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理论网）2012年2月24日刊发文章《色情腐败怎样流行？》说“色腐”已经成为官僚腐败的流行病，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人民网）》也转载和评论指出最近五年来的腐败分子基本上都有色情问题，情妇一大推，情妇“小三”激怒官僚夫人起来反腐败。贵州省黔东南自治州三穗县副县长杨昌明嫖娼患性病艾滋病，强奸女教师案发引起小县城的30多女公务员教师恐慌，担心自己也因为和副县长杨昌明性生活而传染艾滋病，更担心亲属家人因此传染艾滋病，交叉传染的面积就更大。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苏州市副市长姜人杰的情妇以及性伙伴都已经超过100人，国内外的房产数十套。老百姓说这还没有铁道部对于人民的危害大，因为铁道部拿着中央政府信用举债2.4万亿元，作为国有企业，让中国13亿公民平均每人承担债务及其利息超过1.8万元，但它又能够让多少个外国人跑到中国坐火车而为中国铁路投资买单呢？说白了就是中国官僚坐车由政府报销，铁道部纯粹赚中国老百姓的钱，特别是赚取中国农村打工仔的血汗钱。2012年全国“两会”前夕揭开了半年多以来中国燃油“毒死”汽车的内幕，中石油集团这样的国有企业大公司把国际癌症研究中心(IARC)呼吁禁止使用的致癌化学品加入汽车燃油牟取暴利，香港《东方日报》2012年3月1日报导中国内地汽油二氧化硫含量比香港的高35倍到50倍，直接谋杀中国大陆的有汽车人们。国有企业中粮集团控股的蒙牛乳业公司奶制品频频发生不安全事件，伊利乳业、光明乳业等等企业和国家农业部共同迁就牛奶供应商农户，导致中国乳品的放心程度大大降低。于是，比较富有的大陆育龄妇女及其亲戚朋友为了孩子，跑到香港抢购洋奶粉，与香港人争执不下，直至打闹起来，走进警察局。还有一些中国大陆的孕妇为了获得香港定居权力——良好的社会保障，跑到香港去生孩子，发生了一次又一次冲突乃至判刑案件，对政府的影响很不好。

这一切，显然没有体现出来中国大陆“公有制”国有企业能够让中国人共同富裕，以及政府税务政策二次分配倾向于民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优越性。2008年到2011年，这种状况没有多少改变，中国政府的投资主要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以及相应的城市规模扩张等等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拉动型的经济结构定位并没有在具体的经济体制层面发生改变。原因是政绩工程必然讲究规模宏大，不顾老百姓的疾苦，甚至对于中小学生的生命安全不屑一顾，校车普及化的民生工程不能进入政绩工程的大雅之堂。事实上，民生工程确确实实是中小企业唱主角，显示不了官僚集团的丰功伟绩，所以在2011年开始纷纷倒闭，中小企业最密集的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民间经济一片风声鹤唳。

中国经济如何从投资拉动型经济，走向消费拉动型的经济发展轨道？真正迫切需要的是改革政府的“官本位”体制刚性，彻底砸烂官僚的铁饭碗，让官府直接由人民选举产生，就会使得“公有制以民为本”不是口号形式的说教了。所以，第一重要的是深入展开经济体制改革，配套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把政绩工程捆绑国有企业重化工业、基础设施项目的公有制之“官有制”，彻底改革转变成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化公共所有制，切实做到经济民主化。同时积极实现金融体制改革，取缔银行业的垄断性，从制度层面解决净利率过大的问题。特别是注重于挖掘和搞活民间的大量资金来激励全民创业，大力扶持第三产业中小型企业和高科技创新型的制造业中小企业以及高科技装备的文化产业中小型企业，实实在在造福于民。

我的这些肤浅之见，敬请大家见仁见智地讨论，能够不吝赐教，欢迎您来电18629055673共同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要的企业化生产力发展而努力奋斗。（徐群贵2012年3月1日星期四于中国西安市）附注：我是一个理工科毕业的学生，哲学是我在大学时候的爱好，数学似乎与政治经济学很遥远，其实不然。我们成长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风行学习马列主义原著，《资本论》在中学生当中也不稀缺阅读者，文史哲之类报刊杂志也是阅览室最多的读物。这种情况下，结合应用数学课程，我的大学时代就喜欢上了数量经济学和技术经济学。但是，毕竟没有专门的时间一心一意研究社会科学，只能是在工厂和工程的本职工作以外断断续续进行尝试，必然疏漏而且不会及时关注社会经济政治动态，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社会科学同仁不吝赐教！我们都是真诚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务实的为中国发展献计献策，没有必要文过饰非地阿谀奉承权贵而扭曲真理。农民能够耕读传家，知识分子更应该创造财富特别是精神文化优质品，如果一个人的良心良知发酵变化成为权钱奴仆，那就是我们社会体制的人身依附“铁饭碗”埋没了人性的光辉，是哲学社会科学被强奸民意酿成的千古奇冤。我为自己热爱哲学社会科学却没有靠它养家糊口而感到幸运，这不仅仅是经济收入的差距及其生活品位的高低问题，更是因此使得我没有受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那些官本位禁锢而庆幸，当然更加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家的被政治化压抑学术成果产出率愤愤不平！我劝天公重抖擞砸烂铁饭碗的铁锁链，解放思想首先要解放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政治紧箍咒，让文科人才回归人性的尊严，获得全社会的更多认可以及相应的经济补偿和报酬，不再充当官场的应声虫和吹鼓手，至少应该是官僚的师爷，而非现在的奴婢。看到一大把年纪的社科研究院长所长出面忽悠中国老百姓，被人们诅咒，我并不认为这是简单的个人品质及其学术水平的问题，而是体制的厚颜无耻，是制度的卑鄙强势逼迫社会科学成为堕落天使。衷心希望中国的社会科学有一个坚强的脊梁，站起来，别邯郸学步地跟着官僚口径鸟语花香，那就是真正的失去自己而趴下！如果改革开放政策解放了社会科学的禁区，肯定是硕果累累，史无前例，我相信自己这么样一点点管窥蠡测之见必然被社会科学界同仁贻笑大方。遗憾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已经少了孙冶方那样的学术硬骨头！真诚祝愿中国的社会科学象春天一样山花烂漫，不要一个个专家都冒充国色天香“官本位”的绝代牡丹，让社会科学回归社会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