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个狭窄暗黑的地下空间，充满著酒瓶撞击的声音和繚绕的烟雾；演出爆满时，你会闻到身旁人兴奋的汗味，如果演出很少人时，你会看到小小舞台上演出者奔流的汗水。

　　这里是「地下社会」，一个见证台湾十五年来从「地下音乐」到现在繁花盛开的「独立音乐」的酒吧/live house。

　　地下社会成立的1996年，正是台湾独立音乐开始的新阶段。就在前一年，「春天吶喊」和「野台开唱」的前身，一南一北成为台湾摇滚音乐季的先驱；rave派对游走在城市的狂野边缘；浊水溪公社、骨肉皮在友善的狗发行第一张专辑，而其他live house正前仆后继进行地摇滚的地下游击战。一个摇滚新世界就要展开。

　　地社成立没多久， 1976、甜梅號、五月天在此开始了他们还没什么人看的演出，但他们很快地改变台湾「地下音乐」的方向，走向英摇、后摇、或者更主流化。进入两千年后，独立音乐开始成为青年文化的重要力量：国家花钱补助，商业力量花钱赞助，地方政府则举办起结合与阳光与海滩的音乐节，但地下社会却依然佇立在那个缮鱼意麵店的楼下。尤其当师大这一带已成为文青咖啡馆、服饰店与美食的聚集中心，地社的姿態与样貌却没有隨著时光流逝而改变，並且依然是城市中一代又一代拒绝向主流妥协的反叛者，喝酒、听歌（许多有名或无名的新乐队）、摇摆著身体的场所。

　　但这也是最讽刺的。当政府花了大笔的钱说要补助音乐產业、盖起巨大昂贵的流行音乐中心，甚至补助独立乐团录音时，live house却一再被国家打压──尤其地下社会这个元老的live house关门的那一天就是贡寮海洋音乐节正在举行期间。

　　Live house的困境是一直无法在政府的法规体系中找到適当的位子。长年来live house只能以「小吃店」申请商业执照，但小吃店不能贩卖酒类，营业项目也不能有现场演出；若要卖酒就得登记成饮酒店，且只能在商业区开店，並且会被归类到和夜总会一样的「八大行业」，和他们具有同样的娱乐税、酒税、消防等规范。

　　2006年地下社会就因为不堪一直被骚扰和开罚单，而有关门危机。当时立法委员开召开公听会呼吁抢救Live house，促成文建会发给他们「重要艺文展演空间证明书」並请巿议员要求警局收手做为救急措施。遇到问题的当然不只是地下社会，而是其他所有live house。2010年底，经济部商业司终於新设「音乐展演空间业」项目让live house登记，但是相关消防、建筑法规却始终没有配合修改，问题依然存在。

　　这些法律不恰当代表政府显然不了解live house作音乐环境最底层的土壤。政府花钱举办各种大型活动、建造大型音乐建筑，却不去帮助真正可以让音乐从草根发展的环境，根本就是本末倒置。

　　地下社会的结束，除了政府在音乐环境发展政策上的无能，也反映台湾社会另一个危机。地社近来不断被开发单，是因为当地居民不断告发；告发的原因不是由於噪音，而是居民组织继驱离师大附近其他商家之后另一行动，因为他们不希望看到奇形怪状的摇滚客拿著酒瓶抽著烟在这个高级文教社区出现，破坏他们想像中的纯净之地。然而，在这个区域，另类青年文化已经累积了二十多年，成为台北市中少有的另类风景。如果青年们的具体作法干扰到居民（比如噪音过大），双方可以协调与彼此尊重，但不是以一套保守主义的价值观，去对政府施压来剷除城市文化中的异质与多样性。

　　毕竟，一个真正美好的城市，是市民们集体学习让不同城市纹理下长出的人群，可以和谐地共处，尤其是让除了正常的中產阶级之外，其他各种不一样的人──边缘的、反体制的、贫困的──都可以自在地生活著，可以去创造出他们的文化。这种多元性才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正如那些不论地上或地下、明亮或脏乱的live house，才是一个社会音乐发展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