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主要是从表达个人见解方面讲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然而后人在引述时，却有意无意地把“同”与“和”对立起来，认为“和”专属于“君子”，而“同”专属于“小人”。但朱熹《论语集注》中说：“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杨伯峻《论语译注》等几种注释本，在文义的理解上基本相同或相近，大体上可以表述为：“君子尽管不苟同他人的观点，但能够与他人和睦相处；小人尽管附和、盲从他人的观点，但不能够与他人和睦相处。”

　　事实上，“同”也不是与“和”毫无关系。如果说“和”需要某种“不同”因素的话，同时也需要“同”的因素，况且许多事物都是“异中有同”的。“同”并不可怕，孔子本人就说过“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话（《论语·卫灵公》）。孟子也说过：“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孟子·公孙丑上》）可以说，“同”是“和”的必要条件之一。就人际关系而言，如果毫无共同之处可言，要达到“和”是很难的。孔子所反对的“同”，仅仅是指那种无原则的、不辨是非曲直的“苟同”。因此，将“同”与“和”简单对立起来的认识是不正确的。

　　孔子所讲的“和而不同”，本有其使用范围与特定涵义，但许多人不把同质的“差异”与异质的“不同”加以区别，使人不能正视矛盾，影响问题的解决。更有甚者，一些人随心所欲地引用“和而不同”来为自己的错误辩解，似乎一宣称“和而不同”就可以不受任何公理、道义的约束了，这显然是说不通的，实际上是对孔子这句话的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