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1”大暴雨之所以造成北京损失惨重，是因为人口高度集中，这是由于大城市拥有诸多“特权”的结果。只有放松政府控制，尤其是提高政府效率，下放审批权限，让企业拥有与个人一样的迁移自由，把就业机会合理地分布到全国各地去，才能减少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

　　一场大雨，就能让首都北京酿成如此大的灾害，甚至多人罹难，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灾难过去了，我们必须进行深度而客观的反思，让灾难变成推动进步的动力。在我看来，这场大雨本应是一个“转弯”标志，它将对还在加速的中国大城市化进程，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警示。

　　其实在“721”北京大暴雨里，很多部门还是尽职尽责的。气象部门发了预报，政府动员了十六万人执勤，防灾防汛部门有条不紊地善后，相信保险公司也会赔付。首都是首善之区，一切都在中央政府的视野之内，所以没有人敢于大灾前掉以轻心。

　　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容忍一场暴雨就致多人死亡的惨烈结局。“721”大暴雨灾情，除了城市管理、建设的瑕疵，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口大量聚集到北京这样的超级大城市，全社会都应该对大城市化引起足够的警觉，国内大城市化的人口聚集不能再持续下去了。

　　“进城”，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重要变动。之前对于公众来说，进城意味着能享受到比较好的公共设施、比较方便的就医条件和安全保障，尤其意味着“非农”的就业机会和较高的收入；对于企业来说，在城里意味着完善的配套、素质比较高的待就业人群、方便的政府服务。

　　在这两个层面意愿的有力驱动下，三十年来，中国人口向大城市的聚集速度令人瞠目结舌。包括外来流动人口在内，北京市人口已经超过2000万；深圳的最新人口是1600万；广州的常住人口是1200万，包括流动人口在内也应该突破了2000万；上海的人口也已经超过了2000万，在向3000万挺进。

　　我曾经走访过一家保险公司，问过其负责人“为什么不把公司迁回老家去？”因为这家公司位于北京CBD地区，运营成本高昂：单停车费，公司每辆汽车一天就要40元，一个月下来，单每辆车的停车费就要1200元。而北京的交通条件决定了如果没有车，很可能大部分不居住在CBD地区的员工，都将无法准时上班。至于其他成本，就更是几乎不可想象的。那个公司的负责人是山东人，公司里的大部分骨干员工都是山东籍的。它又是一家民营公司，股本金来自于社会资本，总部迁出北京，是基本上可以接受的。

　　然而那个负责人的回答简单但又令人啼笑皆非。原来那家保险公司正处于发展期，每年在全国的范围内都要开近百家分支机构，所有分支机构的开设都需要一系列政府部门的审批。他表示：“总部迁到山东，那我们一年要来北京多少回？”

　　正是因为办事需要政府审批，使得企业都会留在大城市，而企业一旦留在大城市，就业机会就留在了大城市；有良好的就业机会，较高薪的白领阶层就更愿意留在大城市。大城市的人口，就这么膨胀起来了。前一阵子，有些无法忍受大城市的白领流行过一阵“逃离北上广”的潮流，但很快很多人又“逃回北上广”。因为，没有了企业的流动，就业人口就逃不脱大城市。

　　规模如此巨大的人口，加上非常低的政府效率，造就了城市巨型化与配套公共设施之间根本性的脱节。北京大雨之所以能成灾，说到底是因为排水系统始终处于修修补补的状态，北京市有关方面答记者问时讲得非常清楚：就排水系统而言，北京的先进程度不如百年前德国人在青岛修的。这句话背后的意思也是非常清楚的：以北京现在如此巨大的规模，是否有可能像德国人百年前给人口十多万的青岛那样搞一个精细化的排水系统？那将需要多少投资？而作为公众，我们要想到的是，作为首都的北京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呢？

　　实际上，白领们提出的“逃离北上广”的说法，无疑是因为大城市已经真正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程度。高昂的房价、糟糕的交通条件、折人寿的空气、因人力资本上升而变得无休无止的加班，都在把人变成机器。如果再加上一场大雨就会“离死不远”，客观上，企业与个人迁离大城市的动机，都已经成熟。

　　事实上，中央政府前几年就已经提出了“城镇化”的口号，而如果政府能看到北京大雨背后的深刻成因，这场灾难是有可能给中国经济进程带来变化的。北京的大雨不能再简单地以“大雨成灾——加大投资修排水系统——进一步增加政府的权力和创收幅度”这样的循环进行下去了。因为除了大雨之外，自然界的灾害还有很多。如果以这种方式进行修补的话，很可能下一次北京要修的是防风系统了。

　　只有放松政府控制，尤其是提高政府效率，下放审批权限，让企业拥有与个人一样的迁移自由，把就业机会合理地分布到全国各地去。这是政府要把“城镇化”口号变成现实的过程中所要做的。

　　如果中央政府仍然把控着大部分权力，而特权只有大城市才能享有，那么，我们很可能看到：另一个大城市受到别的自然灾害袭击时，也会损失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