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代替薪柴和木炭，既是古代中国城市燃料供应模式的大转变，也折射出了中原王朝自我转圜、寻求更大生机的轨迹。

　　作为中国古代王朝的政治中心，都城往往是人口规模最大、经济最为繁荣的城市之一，对能源的消耗也是最为惊人的。无论是居民的灶台、火塘，还是手工业作坊的冶炉，皇帝的宫殿，都需要大量的木头和煤炭为其提供温暖或动力。以燃料为中心的古代能源供应，不但与都城的城市布局相互影响，其盈亏状况甚至会撼动这个农业帝国的政局。

　　漫长的柴薪时代

　　寒冷造成六朝时代的木材消耗量有所增加，人口密集的都城甚至开始出现薪材紧缺，一些地方官因此滋生了改变既有种植结构和产业政策的想法。北魏高阳郡太守贾思勰常常往来于都城洛阳和任所之间。他既对洛阳城内的薪材缺乏深感忧心，也对这一状况有可能使城外小民植树获利感到鼓舞。在《齐民要术》一书中，贾呼吁当地农民种榆植柳，极言“卖材之利”，说种一顷榆树，出售薪柴可得钱30贯，植30亩柳树，则可获利64800文。他还特别提醒乡农，都城人口众多，薪柴需求极大，所以种树卖柴“地须近市”。

　　位处江南的建康城，人口已达140万，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薪材需求，都远远超过洛阳城。加之六朝时代相对寒冷，植被不如以往，每到严冬，薪材便显得有些紧俏。为避免冻馁引发社会动乱，南朝皇帝常常在放赈时把薪柴与粮食放在一起，以免饥民有米无柴。为了避免百姓樵采无所，富人也不至于垄断燃料供应，东晋和南朝的皇帝屡次下旨，禁止任何权贵与富商私占山林。幼时孤贫的着名文人江淹，能够采薪养母直至成年，自然也是因为当时的建康薪材难得，樵采可以略得薄酬。

　　因北方战乱而被迫侨居南方的六朝皇室，并没有在江南长期经营的打算。对佞佛比城市规划更有兴趣的南朝皇帝，一直没有在建康建立起稳定的燃料供应体系。遇到战时，都城官员即难以因应，混乱不堪。南齐末年，萧衍围困建康，使城外薪材难以入城。名士阮孝绪无柴以炊，仆人只好到邻居家里偷柴烧饭。尽管阮孝绪顾及名节，坚决不吃，但最终还是被迫让家人拆房取薪。梁武帝时期，叛将侯景攻入建康，朝廷不得不下令紧闭宫门。众多公卿及其家属不分男女和贵贱，纷纷背米入宫，准备长期坚守。不过，由于没有盐巴和薪材，官方府库和贵族家藏虽然钱帛众多，粮米也达40万斛，也只好把尚书省拆了烧掉，用于炊事。

　　尽管在唐王朝时代，长安已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都市，但仍然不具备以煤炭为基础性燃料的产业结构。从权贵云集的皇宫，到升斗小民的家庭，薪柴都比煤炭更受欢迎。每年农闲时，成百上千的农民涌入京兆府南部的终南山，将山上的树木砍倒、分类和捆扎，然后用畜力大车运入京城。不仅祭祀、朝会和国宴等公务活动依赖这些燃料，皇族、百官和来自波斯、大食和东瀛等使者也要用它取暖和加工膳食。

　　盛唐时期的国力之强，使这一王朝的疆域之广、影响力之大也史无前例。来自国内各地和域外的物流与人流，从帝国的四面八方涌进京城长安。无论是手工作坊、商铺还是常驻居民，都出现了数量惊人的增长。京城防务也因此被迫加强，大批军队驻防城墙内外和近郊，以防国内民变和北方突厥人的侵袭危及皇室安全。亲睹此情此景，京官韩愈曾惊叹说，“今京师之人，不啻百万”。庞大的人口规模，使城内原有的燃料供应难敷需求；加之城内外商业繁荣、重兵布防，客观上要求冶铸业必须具备稳定而持续的燃料储备，以满足钱币、兵器和盔甲的生产需要。

　　几乎自初唐开始，长安城就不再依赖京兆府南部的终南山一处的薪材，岐州、陇州等距离京畿稍远的地区也开始为京城提供燃料。原有的薪材物流体制被迫改变，建立在零售零买基础上的官薪征集模式宣告结束，代之以系统的薪材供销架构。薪材还被列入唐王朝的租庸调制，将其与粮食、纺织品并列，要求帝国所有子民年年上缴。

　　为保证京畿的薪材供应，四个分别名为“库谷监”、“就谷监”、“百工监”和“斜谷监”的官署，在京畿附近的户县、周至、宝鸡、眉县等地相继设立。不少官员被抽调至此，监督当地薪材的采伐和运输。至唐朝中叶，由于供需矛盾日渐紧张，帝国中央又增置木炭使一职，督促和监控薪炭采运。这一职务不设专署，而是由总揽京城政务和帝国财政的京兆尹、户部侍郎等高官兼差。唐朝皇帝如此安排，显然是因为“柴”的问题已经足够严峻，不得不从“民生”上升到“国计”的高度了。

　　尽管如此，薪炭供应的规模和速度仍然难以满足官方要求。从唐高祖到武则天、唐代宗，均曾下令开凿运河，从城外引水入京，以便解决陆路车运效率低下、“京城薪炭不给”的问题。

　　据学者龚胜生考察，唐朝京官及其随从的薪柴供应数额与官品高低有关，官职越高者往往薪柴越多。若是京官，五品以上每天二斤炭，若是外邦使者来访，最高每人每天三斤炭，以下按级别则略有减少。如果不足，则将“蒿根柴”即皇城禁苑内的柴草作为补充，配给文武百官。因此，贵如宰相者的官邸廊庑之下，可能堆放着大堆的薪柴，品级较低的官员，则可能巧妇难为无“柴”之炊。

　　北宋时期的都城东京（今开封）比汉唐时代的长安人口更多，却已没有森林可以供应薪材。除了居民日常生活的薪炭供应紧张外，诸如冶炼、制酒和印染等官营手工业作坊也无法获得足够的燃料保障，更何况，宫殿、官署、寺庙等官方或宗教建筑也在蚕食有限的木材。

　　炊事和取暖的紧迫，使东京附近的百姓不惜砍伐桑树和枣树充作薪柴。拱卫东京的军队，也经常以军事需要为借口，携带兵器闯入京郊乡村“伐桑、枣为薪”。古圣先贤的灵迹、庙宇和帝王功臣的陵墓区，是东京城内和近郊树木最高大最密集的地方之一，自然也被偷伐者光顾。北宋皇帝不得不多次下诏，禁止乡民砍伐桑树、枣树，并对陵墓区严加保护，违者治罪——滥伐者每盗伐薪材42尺为1功，若是累计3功以上，即处以极刑。如果盗伐的是帝王陵寝，犯人所在区域的地方官也要连坐。

　　和唐代长安一样，北宋东京皇族和百官的薪炭供给也由官方统一调配。但由于城内人口众多，难敷需求，每到冬季雨、雪时，城内百姓往往不免冻馁。公元1059年初春，因“阴寒雨雪”，“寒冻之人，死损不少，薪炭、食物，其价增倍……有投井、投河不死之人，皆称因为贫寒，自求其所”。为避免骚乱，开封府尹往往命令三司衙门，将储存的薪炭减价出售给城内贫民。

　　总体来看，北宋东京的人口规模要大于隋唐长安，冶炼、烧制和造酒等手工业作坊的数量也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从北宋开始，来自南方的饮茶风俗逐渐北上。它不再像唐代那样，仅是京城上流社会追慕的时髦食俗，而是风靡于东京城内大小街巷的普通饮品。仅靠薪柴和木炭，已经无法满足从手工业到食俗的燃料需求。原来只在东京以外的部分地区小规模使用的煤炭，开始借助畜力和人力送入城内的大小作坊、食肆和勾栏。官方为了吸引客商自怀州（今沁阳）运煤入京，特许煤炭免税，名曰“石炭纲”。“纲”是一种成批运送货物的组织，“纲”式煤运的出现，说明北宋官方已经逐渐在薪材之外，批量向都城供应这种热效率更高的新燃料。在画家张择端的名作《清明上河图》中，也出现了驮运煤炭的队伍。

　　从柴薪到煤炭

　　元代的大都（今北京）也是以薪柴和木炭为主要燃料的。诗人张观光有诗云：“炉冷频烧叶，灯昏不吐花”，便是文人多以薪柴取暖的写照。由于柴炭贸易地点比较固定，大都出现了不少与薪柴有关的地名，诸如柴场桥、烧饭桥（系宫廷御厨运送薪柴、苇草的必经之地）等等。从柴炭类集市的数量也可以看出，尽管大都已大量使用煤作为燃料，但规模仍未超过薪柴和木炭。因为城内的柴炭市共有顺承门外、钟楼、千斯仓、枢密院四处，在数量和规模上明显胜于煤市，而且这还不包括市中心齐政楼一带的柴炭行、钟楼前十字街口的柴草市。

　　不过，或许是因为西山煤炭采运容易、供应近便的缘故，大都使用煤炭的规模还是要比宋代东京大得多。后者的煤炭多源于太行山南麓的怀州，运输困难限制了煤炭在东京燃料构成中的比例。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和摩洛哥人伊本?拔图塔曾先后到过大都，留下不少涉及“中国及契丹居民所燃之炭”的记载。与元代后期同时代的朝鲜李朝，曾出现过两种分别名为《朴通事》和《老乞大》的汉语会话学习手册。其中多处提到了“煤炉”、“火炕”、“湿煤”和“乏煤”等等，表明煤炭至少在元代后期已成为大都的日常燃料之一。

　　事实上，元代开凿金口河，就是为了将西山煤炭顺利运入大都。大批煤炭经水路入京之后，成为官方薪炭供应的重要补充。詹事院下设“柴炭局”，负责采薪、烧炭及柴炭分配事务。“养种园”则分管煤炭筛选。上林署虽然主要负责种植花果、苜蓿和饲养驼马，但必要时也分管煤炭采备。在经历了漫长的薪柴时代之后，煤炭终于成为中国燃料结构的重要角色。

　　时至明清，都城北京的燃料结构开始发生革命性变化，煤炭比重逐渐可与薪炭比肩。这种新情势的出现，既是北京城人口规模扩大、官僚队伍猛增对燃料供应的客观要求，也与北京附近植被的过度采伐致使薪炭不足有一定关系。

　　据《石渠余纪纪节俭》记载，明末宫中每年需消耗木柴2600余万斤，“红箩炭”1200万斤。 作为国家重大公务活动，科举考试也耗费甚巨，每年需要用草38919斤，木柴96495斤，木炭36890斤，煤炭95536斤。清宫御膳房和内膳房是燃料消耗的大户，每年约用木柴84万斤，木炭12万斤，煤炭13万斤。据青年学者邢丽咏估计，明代北京一年消耗木材可多达50万立方米，而清代可多达30万立方米。如此规模的能源消耗，迫使明清两代都加强了薪炭供应的机制化建设，并扩大采薪范围。

　　燃料供应与政治生态

　　经历过元代的无节制砍伐之后，北京附近的植被已遭到严重破坏。由于森林资源逐渐消失，明王朝不得不在远离北京的易州设立“山厂”，专为王室、官僚和公务活动供应薪炭，特别是“长三四尺，净白无黑点，两端刻两口”的“马口柴”。因为这种薪柴多源于高大而名贵的树种，而京城近郊已难以找到，易州山厂的驻地不得不一迁再迁。在这个官营薪炭基地，每年有近2万人在此采烧薪炭，甚至需要晋、鲁两省为其供应夫役和经费。

　　鉴于薪炭获得不易，明王朝不得不对京城的产业布局做了调整，尽量将官营的冶炼和烧铸业迁至城外乃至更远的地方。其中，原设于河北遵化的官营铁厂，早在明成祖时期即从遵化县城西北迁至东北，然后又转赴东南。银钱局的金属货币和筑城所用的白城砖，则多在山东临清、天津武清烧造。

　　薪炭采伐过于严重，甚至威胁到了北京城防和帝制威仪。明朝景泰年间，北京城北的居庸关、雁门关一带，原本森林茂密，“绵延数千里”，“远近为之阻隔，人马不能度越”，是阻击蒙古铁骑的天然屏障，但由于大肆砍伐以作薪炭和“营膳之用”，已经“易险为夷”，丧失了军事价值。甚至连昌平县明十三陵的数十万株苍松翠柏，明亡之后也被“剪伐尽矣”。

　　限于情势所迫，明清两代都在着意改善薪炭结构，增加煤炭比例。意大利人利玛窦发现，北京人因为“经常缺乏薪火”，开始大量发掘煤炭，“用它来烧饭和在几乎达到北极区域温度的冬季的最寒冷时候室内取暖”。明清官方也开始认识到了煤炭这种新能源的军事意义。两朝的内务府均设立惜薪司，对宫廷所用煤炭进行储存和计划性管理。在民间仅足日用的情况下，官方储存却每年增加，且不准动用，“以防兵变也”。后金努尔哈赤率军来犯时，京畿吃紧，煤炭代替柴薪，被列入囤积坚守的战略物资。由于煤炭用量增加，在京西煤窑上，“拉骆驼人纷纷向买，不计其数”，“拦车遮路走成行，五六相联一串长”，常常有碍京城交通。清末时期的顺天府尹为此不得不专门规定，运煤驼队“以三头为一队，并不得队队相联”。

　　煤炭代替薪柴和木炭，既是古代中国城市燃料供应模式的大转变，也折射出了中原王朝在包括生态压力、军事需要等内外各种因素影响下自我转圜、寻求更大生机的轨迹。不过，国家政治中心进入煤炭时代，只是意味着帝国权力对新式战略能源的掌控，并不等于整个国家经济对它的接纳和善用。农业时代的暮霭，依然笼罩着这个古老的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