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月在新浪微博上，与易成（上海）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付小平博士交流，发现他的教育理念符合易道法则。在今天中国大陆的教育环境和经济发展中，“道”退的情状几乎是一泻千里，势不可挡。但依然有少数有识之士在力挽狂澜，希望给夕阳西下的中国教育投进一丝希望的曙光。付小平先生的精神、理念可贵，故作此文概述推荐。
一
@付小平先生提倡依顺孩子天性和选择来开展教学培养的教育道法，并积极地以实际行动推广实践。@付小平先生现身说法：“尊重孩子的选择，不要代替孩子的选择。我问女儿今后想做什么，她多次的答案都是当大厨师，我们全家都鼓励。”
付先生的说法和做法，让我想起二十世纪初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于一身，在多个文化领域开风气之先，“二十文章惊海内”的通才、奇才弘一大师，其母在去世前对他说：“儿子，娘知道你这些年并不快活，以后你尽管做你喜欢做的事便好。”（据濮存昕、徐若瑄主演电影《一轮明月》）可见依顺孩子天性、尊重孩子选择对其成才的极端重要性。如果没有“你尽管做你喜欢做的事便好”这个英明前辈的郑重嘱托，以及被嘱托者一生不放弃的秉持和修为，中国二十世纪便会少了一代高人伟哲、人生导师李叔同！
@付小平先生说：“孩子的世界很纯真，孩子的话也很真实，跟孩子交流时，一定要从成人的轨道转到孩子的轨道。”从成人的轨道转到孩子的轨道可不简单，这其实就是道家力行的修为即恢复“婴儿眼”。伟大哲学家冯友兰说：“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的精神境界可能还是象小孩子一样天真烂漫。”可见恢复“婴儿眼”，需要冯友兰先生所说那种“很有学问”的学问，这对父母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因此@付小平先生提出“为了孩子的成长，家长更需要学习、成长和改变；为了孩子，父母需要修行。”付先生认为“孩子的问题都能在父母身上找到影子”，因此我理解这个“修行”，也是要把那个“问题”的“影子”修掉，或至少是淡化了它。
此外@付小平先生极力倡行“道法自然”的“快乐教育”。孩子“今天的快乐将决定明天的快乐，孩子的快乐一天也不能耽搁。”“孩子的快乐比成绩重要一百倍，但若把两者协调好，又会是相互促进的。”付先生所言还涉及教育的终结价值问题，如果孩子的学习和成长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那么它所追求的价值和意义何在呢？
二
关于中国教育的出路，@付小平先生提到一个我十分赞赏的重要观点，他说：“中国教育的希望在民间，当民间的力量聚合到足够时，一定能够改变教育的现状。”我很赞同这个思路，其实经验事实已经如此，虽然民办教育在整体上还很微弱，甚至一定程度上被公办教育的思想和体制给扭曲不少，但它的产生和发展，与素质教育、健康教育的成长基本成正比。在中国大陆，如今大家讨论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根本办法是什么？就是要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要创建与民营经济相配套的民间金融和资本市场。这个解决问题的思路，有个很伟大的地方，就是在“国有”之外打主意，在“民间”和“自然”方面打主意，可以叫做“非国有主义”、“民间主义”或“自然主义”。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在公有经济之外让民营经济发展起来；由此推导，未来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在国有金融之外让民间金融发展起来。同样的道理亦可说，中国互联网发展最成功的地方，就是非官方网站的兴起。我十年前申请邮箱入住新浪网，其后到过新华网、人民网都退了出来，06年入住价值中国网“安居乐业”至今，现在就只在新浪网和价值中国网之间“溜达”。于我而言，如果没有民间网站，我的网络写作和交流肯定是一件无法想象、甚而根本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对于教育，同样可以推导出与@付小平先生所言类似的结论——中国教育体制改革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在公办教育之外让民办教育发展起来。其结果，自然是“当民间的力量聚合到足够时，一定能够改变教育的现状。”
中国最近三十年，或许还要加上未来的三年甚至三十年，都是体制转轨时期，转得好不好，可以用老子的“道”来衡量。以老子的观点，“国有”、“国立”、“国营”、“计划”等都是“非自然”，都是“有为”扰民，“民之不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不治。”（《老子》75章）因此老子主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57章）可以说今天中国各种问题的总根源，就是政府、国家尤其官员个人追求政绩的过度有为，然后出了问题，还以为根源在民间，于是造成“政府有病百姓吃药——有病者不吃药，吃药者被毒死”的恶性循环。以老子观点推理，“民有”、“民营”、“民立”、“民治”、“市场”才是自然、无为、健康、有序而符合天道的。因此我们在这个转型期看中国问题，甚至包括思想体系、政治民主之类问题，都不要寄太大希望去改革那个“国有”的堡垒，而是要打“包围战”，搞“民间包围城市”，让民间自自然然地消弭上层的过度“有为”。当然这个“包围战”不是你死我活的战争、斗争，而是开放前提下的公平竞争。通过全面竞争，以及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的斗争，感化和迫使“过度作为者”给“民间”不断“松绑”。其实那个“民间”力量、那个“道理”千古不变、永恒潜在，只要给它“松绑”，啪一下它就出来了，而且自自然然，强大无比。政府、国家不用费力不讨好地去强化它和催生催长它，只是给它“松绑”，它就会爆发出勃勃生机。这就是老子说的“无为而无不为”（《老子》37章）“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3章）。
笔者曾经撰文，论说《“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提法不妥》，以老子《道德经》观之，这是一个背“道”而驰的提法。试问：“非国有”的东西需要国家、政府去“发展”它吗？“非国有”的本性是什么？它的本性就是“非国有”和“发展”。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发展势头是“非国有”事物的本性，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除非你要堵塞它，否则它总要本能地向前“发展”。“非国有”事业不需要国家、政府这个“自作多情”的“有为”主体来促使它“发展”，这就是“道”理，这就是自然，这就是民间。这个自然、民间的东西，它不需要上层建筑累死累活、积极“有为”地时时打强心针、时时高呼口号、时时发布命令来促使其发展；政府的过度作为，反而会干扰它的发展，扰乱经济发展的规律。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上层建筑的宏观力量时时处处“敢为天下先”（《老子》67章）剥夺民间自主自立的发展权利，完全堵塞了“非国有”事物的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国有”获得了自由地自我发展的外在条件。在体制转轨时期，只是在不断地给潜在的“非国有”松绑而已，而“松绑”怎么能叫“发展”和“大力发展”呢？我把你的四肢捆绑起来，然后又给你解开绳索，这能叫“大力发展”吗？这个以官方为主体的“大力发展”，无论是对经济、还是对教育，都带有浓厚的“有为”、“计划”和“封建”、“帝王”意识。似乎只有政府推动，那个客体才能得到发展；似乎政府是万能的上帝，所有的市场主体都生死系之，市场主体能够得到发展，全靠政府的大恩大德。中国政府把“非国有”这头“老虎”置于牢笼里关了半个世纪，现在只是“放虎归山”罢了，这怎么会与“大力发展”的大恩大德沾了边啊！
在今年5月9日召开的广东省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报告中指出，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也是建设和享有幸福的主体，追求幸福是人民的权利，“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汪洋先生这个讲话，符合“道法自然”的“道体”观，把政府的位置摆放正确了，尤其是把自主自立、自作自享的基本权利还给了人民。
以老子《道德经》观之，在一个符合“天道”的“有德”社会里，政府应该是婴儿、是孩子，民间大众才是成人、父母，天道人伦是父母教养孩子，父母教孩子做什么，孩子就应该做好什么。一个人间社会只有存在“婴儿”政府，这个社会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人为灾难，众生才能安居乐业、和谐幸福，并且事业兴旺。
最后一言以蔽之——等到官办教育的体制、机制、思想大面积DIE OUT之时，中国教育与世界齐力的春天就到来了。
（陈嘉珉，2012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