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往往是从党派开始，并最终回归于党派利益的。在中国，一些很有内涵的党派名字却一直被忽视，比如“中华大民族党”。就如俄罗斯的“大国家党”一样，以弘扬民族传统与民族精神为己任，代表的是泛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与共同诉求。

毕竟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随着国际化的进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去别的国家旅游、学习、工作、定居，甚至通过跨国婚姻而让自己的后代扎根在其他国家。

 

通过政治与政策的制订颁布实施，一些人针对另一些人进行相应的立场划分，并从高度与深度规范人的行为。

即使是军事武装，都要听命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比如“要用党指挥枪，不能用枪指挥党”，而在中国地方政府的编制之中，市长要遵从于市委书记的领导，省长要遵从于省委书记的领导，在最基层的政府，村官之中，都是书记领导村长的制度。

在部队里，军事指挥官要遵从政治委员的领导，任何事业编制都有一个党委在幕后指挥。即使在国有企业里，都遵循着书记领导厂长的原则。

 

梅社长在首届中国传媒论坛发言中说，新闻与媒体的功能是什么：是为自己所代表的利益群体服务，通过制造各种舆论，巩固自己所代表群体的利益，而同时对不符合自身利益的对手要式行舆论压制。你保护自己所应该保护的利益群体，压制不符合你的利益群体。

——这个言论真的是好直接好明白好言辞。

从网络上传播开来并让我们感触深刻的是：中国缺乏信仰和宗教的生存空间，也就缺乏真正健康的政治环境。

想来其实信仰和宗教应该是跟政治与意识形态不很相同的东西，那应该是在未来最为珍贵的东西。那应该是突破国界，而形成的新的向心力。

 

真正的政治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事情。问题是反应的是谁的意志，是政府作为执政者的意志，还是被统治的那些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或者是那超自然的力量，比如神、上帝或者是上天的意志的传承？

古今中外的统治者都试图给自己贴上一个上承天意，下顺民心的标签。比如欧洲的中世纪的那些国家的皇帝，就需要教皇来任命加冕，伊朗宗教领袖哈梅内伊自然凌驾于总统之上，美国总统的宣誓就职，需要把手放到《圣经》上宣誓。即使是中国古代帝王，都要择黄道吉日，来个谶语之类的“奉天承运”。

 

国际化的网络貌似传播的都是民意，其实恰恰是民意被发达国家的利益集团所绑架了，利益集团收买了那些披着神圣外衣的精英。在舆论上跟政府的喉舌分庭抗礼，实质上是在动摇政府的管理根基。

我们不大方便去判断政府的与反政府的，保守的与革新的，民主的和集权的，哪个更符合民意，哪个更能实现相应的国家特定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但至少当一种权威从无从质疑到被质疑得千疮百孔，也是一种进步，会让精英统治更多地听民众的声音。

贾春宝认为，精英统治者至少做出相应的姿态，会让那个统治更持久，也只有做出倾听、尊重并让自己所代表的那个阶层的利益最大化，才能让自己的根基更深远一些。一个唯我独尊的管理者，不管TA给自己头上罩的光环有多么耀眼，都不会得到下属的愚忠和惟命是从。

 

如果我们坚持正确的原则，并在精确的模式下，将既定政策没有任何折扣得执行下去，让自己没有任何值得指责之处，则任何不利的言论都难以动摇统治根基。

但恰恰从历史上看，地方就一直在蒙蔽中央，试图通过歌功颂德实现自己在仕途上的飞黄腾达，因为在中国自古的政治体制之中，官员只需要对上效忠，而不需要考虑太多黎民百姓的喜怒哀乐，就可以让自己衣食无忧，家族兴旺。

儒家为政治稳固提供理论依据，法家则用暴力手段应对那些敢于对上表达质疑甚至犯上作乱的。逆之者只有远遁江湖，成为侠客或者遁迹消弭，单纯凭借一己之力难以应对皇权与儒家、法家所搭建的价值体系。这个逻辑和原理并没有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消失，成为一直在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首要原则。

 

在中国，朝堂与江湖在很大程度上更像是两个相对立的世界。皇帝只有微服私访才能深入体察民情，但即使是勤勉的皇帝，出行都会被那些被刻意安排的假相所蒙蔽。

在当今传媒与资讯高度发达的环境之中，每个领导的脸庞都如明星甚至影帝一般地为人所熟知，官僚作风又受到政治体制的庇护，由此，上层领导要想得到真实的情况，就显得尤其困难。

 

媒体对社会状况进行包装、区分、美化、粉饰，特别是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的媒体，似乎并不是以揭露阴暗面为己任，更多的是逢迎、为实现自身的仕途发展与人生生涯辉煌，为了政治形象而做的官样文章。其实总是有一些真实的东西被掩盖。

芮成钢在《虚实之间》中，写了一段话：郭振玺总监曾经总结过一个“50公里定律”：在中国任何一个大城市，以它最繁华的地段为圆心，以50公里为半径画圈，在这个圆形之外，必然能找到穷乡僻壤，景象外观以及人们的生活状况与中心地带有着天壤之别。

假如《新闻联播》中的世界是万花筒中的世外桃源，那么网络所传播的更是对丑恶与负面形象的传播，那些负面与丑恶的传播，一方面如现行制度的催命符与丧钟，动摇根基；同时又可以发挥预警的作用，让理性的政府管理者在危机意识之下，不至于太过于乐观。

但我们又无法离开幻想，所以只有如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每当难以承受凄苦的时候，就擦着一根火柴来温暖自己的内心。

实际上，温暖仅仅是那一道微弱的火光所传递开来的，更多的是幻想，一旦希望破灭，我们将继续生活在现实的世界之中。

 

现在的政党，相当多的都仅仅是一个称谓，而难以有实质性的内涵。

比如国民党，代表的是哪个国家的国民意愿呢？显然不是整个中国的国民意愿。

比如共产党，当中国社会状态从社会主义被调整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逐渐被作为当权的利益集团进行买卖与转手，为谋求一己之利而不惜出卖公众利益，当共产主义成为社会主义乌托邦的代名词，所谓共产的真正意义何在？难道是让全世界瓜分中国的资产？

我们遗憾地看到，党员的称号现在更多的恐怕是谋求利益的一种特权，或者是犯重大错误之后，可以让自己免死的一个保护伞。

贾春宝认为，当共产的核心概念被动摇了，那么就更多的是失去方向感，失去核心信仰，在自私趋利的本能支配下的乌合之众了。而当一个国家长期被乌合之众所引领，注定会失去方向感，失去信仰，竞相逐利，并成为一盘散沙。

 

所谓共产，其实是在贫富差距、权贵阶层盘剥并压榨民众的血汗利益，民不聊生的特定阶段下的产物。是站在弱势群体谋求公平与平等的意愿之体现。

当共产党从在野党变成了执政党，当那些曾经一无所有的农民和无产者变成了地方大员，或者是国家的元勋，拥有了足以为自己捞取经济利益，利用特权卖官鬻爵或者出让资产资源来为自己赚取物质财富。是否还会谋求“共产”呢？怕是会竭尽全力避免被共产吧。

 

所谓政治，不应该是残酷的“顺我则昌，逆我则亡”，不是真理掌握在执政者的手中，而是需要执政者兼听则明，多多亲民，并尊重不同人的不同选择。以包容的胸怀去接纳每个人之间的不同。即使有人观点跟自己针锋相对，也要尽力维护其发表不同见解的权利。

我们亟待唤醒一批人，他们真正代表并追求中华民族，那种广泛意义上的新民族主义的整体利益，有包容的心胸，有明确的核心价值，能够承载先人和未来的重托，在当下面对诱惑与压力，有担当、有前瞻性与全局观的精英群体，为中国的未来指引方向。

 

贾春宝

2012年6月3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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