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原本是工程技术的专家，但是从1975年开始就“转行”而从事经济学的研究，并逐渐成为“追求自由”的人士，并被美国式的标准所认同，而获得2012年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

在获奖的时候，茅于轼先生说：

中国追求自由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例如，由于国有企业占有垄断地位，民营企业没有平等地位，也就没有参与竞争的自由。有许多行业禁止民营企业进入，如金融业，石油业，电力业，通讯业。这些行业利润非常高。而民营企业没有进入的自由。

改革前三十年因政治原因非正常死亡接近五千万人。改革前三十年人口的平均死亡率是千分之11，改革后三十年平均人口死亡率几乎降低了一半，为千分之6.6。改革后因政治原因非正常死亡降低到过去的百分之一以下。中国的死刑人数近几年大约降低了一半，而且还在快速降低。

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使有一部分人有权干涉别人的自由而不受制裁。谁最可能干涉别人的自由？恰好就是当官的，具有特权的管理者。一个社会需要有效的管理，必定赋予管理者一些特权。可是管理者利用被赋予的，或者凭武力抢得来的特权为自己谋私，侵犯别人的自由以扩大自己的自由。

早在2009年10月28日，茅于轼先生就曾经发表“国进民退已不是个别现象 蕴含极大风险”的言论，以此来为中国社会提供相应的警示作用。

 

虽然茅老80多了，从年龄上与资历上都值得晚生尊重，但贾春宝担心，这种“以人为本”“以自由为第一要务”的观念会被人利用，成为瓦解中国团结的力量。

网上传说茅于轼先生的一条微博，说一块土地在中国版图内，现在归了外国，但是那里的人民生活更自由了，收入也增加了。你是同意不同意？如果以国为本，答案是不同意；如果是以民为本答案是同意。

茅于轼先生说“我赞成以民为本。当国家的利益和百姓的利益不一致时，国家的利益要服从百姓的利益，国家应为人民牺牲，不是人民为国家牺牲。过去皇上教育我们则相反”。

 

在对自由的追求、为民众的基本权益的争取以及在声讨对特权管理行为等方面，贾春宝跟茅于轼先生的一致的，对于茅老的名望以及孜孜以求的精神更是景仰之至。

但茅于轼先生在最近的观点，在贾春宝看来却很危险，更值得引以为戒，这个危险就是来自于那个“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这样的“促进自由奖”本质上更多的是带有思想殖民的味道，是让美国之外的思想者成为思想叛国者，对抵抗侵略和殖民的行为在诛心。

之所以说茅于轼先生的言论“危险”，不是由于茅老可能会“因言获罪”，由于直指当局言论让自己受到意想不到的危害，更是担心茅老被那些图谋让中国分裂的人士所利用。

是因言获罪还是因言被利用，让自己终生所追求的思想给自己所生长的国家带来错误的方向性指导，这是摆在每个拥有自由思想的人士面前的雷区和痛苦的抉择。

 

我们遗憾地看到，以茅老为代表的学术愤青，正在被外人所利用。

比如这样以生活水平的高低来决定城市与地区归属的选择，甚至已经跟国家版图内的土地问题挂钩，似乎生活得不自由就可以任意更换国土，而且是由百姓来决定的，相反，生活自由就可以兵不血刃地让民众通过公投之类的方式，来决定由谁来做自己的主宰。这个明显带有美国价值判断倾向的自由，却是怎么看都觉得别扭的。

 

茅老对中国底层民众疾苦的关注，对中国特权阶层凌驾于民众之上的现象进行猛烈抨击，甚至对中国特定社会环境下的官民关系发出声声慨叹。其出发点是以“人”为本，即私有化为本。

在这个观点的指引下，不仅将导致所谓的民主国家在精神上与物质上加速对中国民众的殖民，更是对数百年历史上的那些抗击外族侵略的英雄们的背叛，更让我们难以面对自己的祖先，难以传承祖先所带来的骄傲。

 

美国人的自由不是中国发展的趋势，如果用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对中国进行救赎，那并不适合中国。那不是学术观点，那是世俗观点，是注定将为侵略者和殖民者鼓舞欢迎的，让所有带有民族独立性质的抵抗运动都成为阻挡世界潮流的螳臂，成为不自量力的行为。

假如换个生活方式就可以换个国籍，那么跟“有奶就是娘”有什么区别？跟别人给了根骨头就摇尾乞怜有什么区别？按照这个观点，历史上的一切汉奸，引狼入室者，都会被平反了，因为他们都是为了让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水平更高，而做的自主选择，对吗。

用美国式的民主与自由解救中国的核心是“人权高于主权”，是很容易被利用的。推延开来会让历史上的所有战争与侵略，所有的抵抗与民族独立的基本观点发生逆转。一切的抵抗侵略的思想与行为都将被抽离灵魂支撑和独立自主骨气。这是更为可悲的“釜底抽薪”。

 

每个人都应该有骨气，都应该有一些不能被金钱收买的东西。是别人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东西。也只有不能用钱来衡量，才会赢得别人的尊重。

历史自有后人评说。复旦大学的姜鹏在《百家讲坛》讲“汉武帝的三张面孔”，引得我们思考：为什么同样是对汉武帝，班固、司马迁和司马光的态度与评价就有不同。

在贾春宝看来，司马迁是身体上被阉割的，班固是灵魂上被阉割的，而司马光是在隔岸观火，司马光是在思想上被宋神宗阉割的，其实大部分学者都是被帝国制度阉割的。关于这个问题，详见贾春宝的文章《儒家的悲哀：人格屈从所换取的生存权》。

 

政府讨好民众是正常的，因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在千年之前的帝王时代就懂，在历史的车轮走过了千年之后，在全世界都在推行民主的国际环境中，在独裁政府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的当今，更没有道理不清楚。

中国人有中国人自己的价值判断体系，追求自由与民主也没有普世适用的模版，所谓的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不过是美国人对世界各地追求美国式自由的一种激励手段，那与其说是一种荣誉，不如说是一种警示。因为那下一步或许就是为了那种“获奖荣誉”而更多的出卖祖国的行为与思想言论。

 

政府相比于普通民众总是强势的；而作为弱势的民众，更是处于相应被动的状态。机构也好，国家也好，害怕的是众，而不是民，这就是团结的力量。为什么民众的权利总是被践踏？那原因大体是只是零散的“民”，而没有形成团结有组织的“众”。

但是假如由于政府没有讨好民众，甚至在强奸民意，让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就谋求逃离甚至割让土地给更能给自己好生活的国家，那就涉及国家主权与背叛祖先的问题了。

 

《让子弹飞》给我们留下了一句话，那就是“杀人诛心”。相比于“杀人”，“ 诛心”会来得更彻底；那么相比于经济利益的臣服，这种思想上的殖民的杀伤力会更强。

有人用行动卖国，有的用思想卖国，有的用言论卖国。为文化与价值观的入侵而扫清障碍，那是另一种层面的卖国，因为那将让一切抵抗行为失去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从内心乖乖臣服于殖民者与侵略者所设定的价值评判标准，在思想上彻底臣服。

思想者，不要用言论卖国，不要让你的言行被别人利用，而成为思想殖民者的帮凶。

 

贾春宝

2012年6月24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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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茅于轼，1929年1月14日出生于南京，父亲茅以新是铁路机械工程师，伯父茅以升是桥梁专家。1946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同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50年从机械系毕业，分配在齐齐哈尔铁路局，任火车司机、技术员、工程师；1955年调北京铁道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机车车辆性能研究；1958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时被赶往大同机车厂劳动。

1975年开始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1985年出版《择优分配原理》。同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1987年回国，此后7年内担任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网顾问；1990年应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之聘任高级讲师，讲授研究生班的微观经济学；1993年从中国社科院退休，参与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