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四五月投资、消费、出口低于预期，工业增速滑到10％以下，今年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很有可能低于8％，于是稳增长被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既然今年国家确定的增长率目标是7.5％，那么为什么一出现可能“破8”的迹象就要采取措施提振经济呢？这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7.5％并不是真正的预期目标，8％才是真正的心理防线。如果是这样的话，目前稳增长的措施将给各界一个很强的心理暗示，即国家确定的“显目标”与“潜目标”是两码事，真正重要的是“潜目标”而不是“显目标”。这样的心理暗示是非常糟糕的。第二种可能性是有关部门认为目前经济下滑的势头很猛烈、后果很严重，7.5％的年度增长防线守不住。如果属于这种情况，我认为，这是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短期波动和中期趋势缺乏深切的把握和清晰的判断而引起的。

　　2003年以来的这一轮高增长主要由重化工业推动，这与消费升级快速推进、城市化加速、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大有很大关系，同时也得益于加入WTO之后出口的快速增长，而且美欧发达经济体在客观上对冲了中国的重大结构失衡，与中国唱起了双簧，使中国可以不断提高储蓄率和大力发展制造业。最近两年，由于一些因素发生变化，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出现转折和潜在增长率下降是很自然的事情，特别是在美欧经济陷入低迷难以根本扭转的情况下，中国实际增速下滑是完全符合逻辑的。

　　问题在于，2009年的强劲恢复和2010年的高速增长迷惑了很多人的视线，误以为我们还处于2008年之前的红火时代。实际上，2009年和2010年中国经济的超预期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需求透支为代价的。在那种情况下，许多行业的产值都能实现30%的年度增长，这是短期刺激政策使然，正常的需求增长并不会达到那样的程度。我们应该明白，凯恩斯主义政策只能是短期政策，总量政策并不能解决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更进一步，我们应该看到，随着要素投入比率逼近极限，随着美国与中国唱双簧的能力和意愿出现瓶颈，依靠政府提振总需求并不能将长期的潜在增长率拉回到2008年之前的水平，反而会使中国经济的结构失衡更加严重。

　　2011年下半年以来的经济增速下滑，特别是今年的继续下行，从中期来看，可能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在自行寻找和反复试探新阶段的潜在增长率，但从短期来看，这一方面与去年较紧的货币信贷有关，另一方面是需求透支之后市场的自我调整和自我修复。有了这样的认识，就能够正确理解增长率的短期扰动和中期寻稳，就会相信经过市场的自我调整和修复之后，即使出现短期过度下行，也能够被市场自身的力量重新拉升并沿着市场轨迹稳定运行，而政府出台不当的新刺激措施只会导致再次透支和再次调整，反而不利于“稳增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些研究表明，“十二五”期间的潜在增长率已开始呈现下滑趋势，但如果能够按照既定方针推进有关改革，这几年仍可保持在8％以上的水平。当然，这样的分析结果是建立在全球经济不出现重大危机的前提下的。

　　8％多一点的潜在增长率，尽管从全球范围来看仍然处于很高的水平，但与改革开放以来10％的潜在增长率相比已有明显调整，特别是与2003年到2007年这一轮高速增长相比，即使增长潜力得以充分实现，也将会失去四五个百分点的增速。这对中国的财政体系、金融体系和企业部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多大的影响，应如何应对，值得认真研究。中国的财政体系和金融体系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强健的，特别是考虑到中国未来十年仍有较高的潜在增长率，对各种损失的覆盖能力较强，只要我们能够提前防范风险、调整行为，就可以将影响控制在一定范围。

　　真正的挑战将出现在企业部门。未来几年，我们很可能会看到“宏观好受，微观难受”的局面，也就是说，增长、就业、通胀等宏观指标可能仍然处于比较合意的水平，但由于大部分行业的增速明显下降，过去给行业提供利润的边际增速将不复存在，长期习惯于“速度出效益”的企业部门将会迎来盈利能力节节下滑的局面，许多曾经一直享受利润的企业将苦苦挣扎于盈亏平衡点上或陷入亏损而不能自拔，一些企业将不得不选择关闭破产或重组。从这个角度而言，未来几年中国经济的焦点将是盈利性问题而不是流动性问题，即使货币等总量政策放松，仍然不能破解经济难题。如果说流动性问题可以通过政府调整货币信贷政策在一个晚上就得到破解，那么盈利性问题将无法在短期内解决，也很难通过政府直接的政策干预来解决。政府将会发现，过去的一些做法不灵了。

　　总之，政府需要做的，并不是继续出台需求侧的刺激政策，而是及时推进供给侧的改革政策。这些改革政策应该努力缓解并逐步消除那些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大失衡，应该促使供给侧增强活力、提高效率，从而发现需求和创造需求。这样，只要西方不再出现海啸级的金融危机，增长率可以自动回到8％以上，诸多经济难题也可得到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