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来源与出路（三）4
栗彦卿
国家暴力机器，包括属于统治阶级，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服务、带有强制性的军队、警察、监狱、政府公职行政人员，及一系列带有规范性强制性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这些都属于物质力量。
有人会说，军队、警察、监狱、政府公职行政人员，具备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形态，属于物质力量，无话可说，至于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也是物质力量，有何依据呢？我们说，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具有的第一特性，就是代表着统治阶级利益的统治秩序，即强制服从性（也是作为阶级社会里专政机器的国家政权的唯一独具特性，强制服从性代表着什么？当然要代表着一种物质力量，没有物质力量，也就谈不上什么强制服从性。），它总是比附于或紧贴在强大的国家暴力工具的身后，以国家暴力工具做直接的后盾，支撑，公民如果违反了国家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除统治阶级官僚阶层的极少数特权者外，依据所犯错误或罪行的大小，是必须受到专制工具的一定惩罚的，直到改观或服从为止。根据这一特性，我们就可以把独特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定性为物质力量，至少为类物质力量。
补充一下，这里所说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包括宪法在内，主要指具体的涉及公民日常生活行为的带有规范性的条条框框，比如危害社会治安罪、侵犯人身权利罪、杀人罪、叛国罪、贪污罪、强奸罪、纵火罪、肇事逃逸罪，等等，不同于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即指导思想。指导思想是宏观的东西，属于高级的思想意识层面的东西，虽然也要上升为宪法规格，但需细化转化为具体的法律法规行为规范，和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的逐步积累，并最终上升到思想文化精神文明层次，在现代公民社会，不再“莫须有”、“腹诽”和“春秋决狱”（所谓“春秋决狱”，就是将儒家经典的《五经》，《春秋》等书中的“微言大义”，作为政府官员判断案件的根据。汉武帝将儒学作为统治思想，直接把儒家经典当成了法律，用《春秋》的精神和内容作为审判案例的依据。这种以统治思想作为具体法律的特殊形式，不但对两汉法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且对以后两千年的中国古代封建法制也影响深远。【史仲文胡晓林主编的百卷本《中国全史·中国秦汉政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4页】），而是重现实证据、重实际结果的环境下，不具备可具体执行性，可操作性。宪法作为根本大法，母法，与一般性法律法规相比，除多包含了统治阶级指导思想外，同样与公民的日常生活行为息息相关，其法律效果还应大于一般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具备可诉性，可执行性。但是，我国的宪法，由于根本站不住脚的几十年来法院系统形成的固定的思维定势，所谓的“习惯”，即最高人民法院的两个毫无来由的“批复”（ 1955年7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研字第11298号对当时新疆省高级人民法院曾经作过一个批复，认为宪法在刑事方面并不规定如何论罪科刑的问题，1986年10月28日给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制作法律文书应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法（研）复〔1986〕31号，也涉及到这个问题，没有把母法作为可以引用的法律规范性文件。【110法律咨询网，http://www.110.com/ziliao/article-4715.html】），具有世界上少有的很不正常的不可诉性，舍弃根本大法，母法，去追逐细化的条条框框，此为真正的舍本逐末。是为中国法律的带有“人治”特色的不彻底性，虚伪性。
民主政治制度，是近现代社会逐步建立起来的新型国家专政工具，统治秩序。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是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内部，依据金钱实力，实行民主管理国家社会，对工人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专政工具；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是社会主义社会工人无产阶级内部，按照公民权，实行民主管理国家社会，对一切剥削压迫阶级和破坏分子实行专政的专政工具。
阶级斗争和民主政治，属于人类社会在阶级社会阶段社会实践的一个重要部分，一种整合阶级力量、民族力量，乃至国家力量的全局性的社会实践，一种属于治国理民层次的最高级社会实践。在革命年代，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发展进步的直接动力，关键在什么呢？关键就在于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广大劳动人民的生存与发展，涉及到社会的公平公正，涉及到社会生产资料所有的再整合，涉及到社会财富的组织生产及其合理分配，即民心的问题，正义的问题，人民大众主人翁积极主动性适当发挥的问题。历史是由谁创造的？归根到底是由最大多数劳动人民创造的，劳动人民的力量无可战胜，正义之师世界无敌，更何况由现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革命理论武装起来和现代先进民主政治制度组织起来的革命阶级本身，就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先锋战士，真正的“三个代表”，先进物质生产力。马克思说：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时间顺序特别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在英国，这些因素在17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列宁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夺取国家政权问题。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国家政权对于革命阶级那么重要呢？就是因为，在国家政权里面包含着一种高级的物质力，代表着阶级利益、甚至民族利益的强大物质力，一种坚实的从前是被压迫阶级、现在上升为统治阶级的团结一致的物质力。这种物质力，在社会革命年代，可以通过阶级斗争、武装斗争夺取国家权力，然后利用国家权力，再进行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大力促进已经过时的生产方式向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的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缩短过渡时间，可以国家的名义，以政府的名义，以阶级力量对比的后盾，对社会的生产资料在阶级间进行合理再分配，对社会财富在阶级间进行合理再分配。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革命的背后，归根到底的是物质经济生产力的支撑，革命和革命阶级本身就是已经发展了的生产力的产物，是新的生产力对显得过时的旧的生产关系的扬弃。由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即生产方式直接产生的革命阶级，是一种新生的生产力代表，是新生的生产力。
因此，国家政权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是革命年代阶级斗争的第一目标。
在和平建设时期，这种革命，这种历史的火车头，这种物质力，通过建立新的相对更加民主的政权，通过民主政治体制改革这种新的不流血的不断的第二次“革命”——改革也是一种革命（邓小平说：“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以国家政权的名义，政府的名义，采取在革命阶级内部，或者革命阶级和劳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管理的方式，继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积极力量，接过暴力革命的接力棒，继续关注和改善民生的问题，凝聚民心促进社会正义的问题，促进人民大众主人翁积极主动性适当发挥的问题，以一种符合发展了的生产力要求的生产关系，一种新的政治制度、政治管理体制，对社会生产进行新的更有效率的组织领导，对社会财富进行民主基础上的公平合理分配。即以更高的生产力战胜旧社会的复辟，以及以新的进步的高级的政治制度文明巩固社会改革发展的成果。否则，就会如前苏联复辟变色那样，走不出历史的周期律。
因此，国家政权的民主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是和平时代国家政权建设和社会经济文化生产发展的首要问题，是和平时代政治文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第一目标。
当然，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民主是历史的产物，具有历史性，必需一定的生产力的发展支撑。而在当代知识经济时代，信息社会时代，世界市场经济高度一体化时代，必须利用与西方发达国家同时代的优势，学会积极从世界市场中借力，积极扬弃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来助推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建设。如此的时代发展环境，任何借口国内经济发展落后，科技落后，甚至民众科技文化素质落后，以推迟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推迟人民民主法制的举动，都是根本站不住脚，经不起世界发展潮流的检验的。
指导思想，即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是统治阶级从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维护本阶级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观念体系，哲学或宗教等理论。马克思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
在古代奴隶社会，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思想是愚民的原始宗教，在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是“朕即国家”“家天下”，是“君权神授”“奉天承运”，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是马克思所说的专门针对底层劳动人民的“麻醉剂”——世界三大宗教。在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统治思想是“天赋人权”“分权制衡”“自由、平等、博爱”观念掩饰下的金钱的民主，金钱的自由，拜物教（拜金主义）等。在当代，充分体现了科学与民主精神实质的、代表着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的、和最大多数劳动人民切身利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内部的民主和对阶级敌人、敌对破坏分子的专政的结合，即当代民主政治制度），开始逐步作为广大的第三世界，尤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的指导思想。科学，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因素，是第一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物质支撑。民主，也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因素，是制度生产力，社会整体生产力，本身也是科学，更是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翻身得解放，做主人的先决条件，追求幸福生活的首要条件。列宁说，国家政权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主要就是针对广大劳动人民、被压迫阶级而言的。科学与民主，是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赴汤蹈火，前赴后继，上下求索，梦寐以求，救国救民的最高目标，最终目的；也是当代每个公民追求高质量、平等、公平合理、自由生活的一种方式途径，一种最终最高目的，作为一种共同的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观，走向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最高精神境界和价值依归，高级文化诉求。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之后，就要积极改革开放，大力发展人民民主，释放人民大众的积极主动性，大力促进科技经济腾飞，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
总结：经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关于现代国家政权——民主政治制度的研究的具体分析，经过进一步的对民主政治制度关于生产力、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等国家暴力机器和指导思想三个层面的具体比照分析，可以明白无误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现代国家政权——民主政治制度，在人类社会结构组成中的政治制度文明，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的比对上，事实包含了物质和意识两个成分，是一个特殊的复合的东西，民主政治制度既是一种物质生产力，里面包含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等国家暴力机器更是一种物质力，其指导思想部分则是纯粹的思想意识精神文明。如果还有谁再拿现代政治制度文明——民主政治制度，往纯粹的思想意识精神文明方面靠，或者往纯粹的物质方面靠，就不再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了；同时，也说明不了，解释不清现代民主政治制度文明在我们国家社会生活中的仅次于经济基础的巨大作用表现，尤其是解释不了列宁的社会主义首先在东方的一国胜利论。
政治制度文明的历史作用，就是在西方发达生产力基础之上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的指导下，在现代仍由西方主导的世界市场经济一体化影响下（国际产业分工的发展），充分发挥现代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正确的有组织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动自觉的巨大力量，先进理论大规模地掌握劳动人民并转化为物质力量的过程，是后来者通过跨越式发展居上的基本前提。这也是本文着重研究和解决的大问题之一，探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来源与出路的基础问题之三。
商品经济自古就有，经过漫长发展后，其高级阶段，是市场经济。西方市场经济的核心理论，就是在资产阶级在中世纪末期通过文艺复兴运动和近代中期的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政治上“天赋人权、生而平等”理论指导下的“民主”、“自由”，人人机会平等，在经济利益上，在个人利益上，在人人都是自私的和“经济人”理论指引下，人人都是独立的王国，人人都是国王，在市场经济中，尤其是在逐步开拓的东方亚非拉国家的世界市场经济中，由资本家们主导，由实际的资本实力说了算，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主导性自由调节，和政府“守夜人”理论成为圣经，这种环境，可以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积极主动性，每个封建帝王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的积极主动性，但是“丛林法则”、弱肉强食表现的淋漓尽致，是其坚硬的内核。其中的竞争，是最原始的无序的竞争，血淋淋的竞争，赤裸裸的竞争，烧杀抢劫、江洋大盗、侵略剥削、种族灭绝，无所不用其极，“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p】在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发展阶段，从14世纪——中世纪末期的封建社会内部自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到20世纪前期的两次世界大战，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市场经济中自发性的主要是个体间（资本家之间）无序竞争的体制机制，占据主导地位。在资本家个人层面是如此，在西方各民族国家争抢瓜分世界殖民地，包括非洲廉价的黑人奴隶、廉价的工业原料、倾销商品的市场领地，直至发动两次世界大战，也是如此。总的来说，资产阶级的异常活跃，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结合中世纪罗马教皇高度集权统治下的各民族国家的独立运动，国王的大力支持，汇合成了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的大力发展工业经济追求财富的疯狂，和世界性烧杀抢劫侵略的疯狂。因此，资产阶级（资本）自由竞争的历史作用，特别是资本的逐利性，科技生产力的发展，倾销廉价商品，掠夺廉价原材料，资本原始积累，廉价劳工掠夺和奴隶贩运，这些都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所以，对于中世纪封建帝王世袭保守专制统治来说，它是一种巨大的政治上的进步，对于科技生产力的一日千里飞跃性发展来说，它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历史传奇，对世界市场的开拓统一，促进世界一体化的发展来说，它也是功不可没的，但是，对于几十亿的绝对的工农阶级而言，对于广大的亚非拉劳动人民而言，它更像是噩梦，是深渊，是绝对少数人的暴富和绝对多数人的赤贫。至今，西方发达国家依据近代疯狂敛财的资本，优势，依然在扩大对广大第三世界的经济侵略，第三世界的国际债务，仍然在不断地增长。当然，西方工人阶级在随后的历史中，在多番工人运动阶级斗争及追随本国资产阶级充当炮灰之后，多少也分得了一点资本家们的残羹剩饭，尝到了福利社会的甜头。
这就是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主导的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竞争发展的历史作用，资本主义自发性发展道路与成长模式，丛林法则的历史功与过。
随着科学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世界整体统一市场经济平台环境的形成，科技物质生产力对我们劳动人民综合素质整体提升的支撑，马克思列宁主义先进理论的引导，我们决不能够再继续崇拜和放任那种在古代和近代社会发挥主体作用的自发性的原始落后的无序的残酷的东西，我们后发展国家的第一需要，共产党的第一需要，广大劳动人民的第一需要，就是在先进理论的指导下，建设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先进的政治制度文明，大力发挥阶级的、民族的、国家层面的整体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动自觉性作用，以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民有、民治、民享”（这里已经非孙中山先生原指的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的民众主体，而是以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为主体的民众主体。）的方式，当家做主人的方式，以政府的名义，集中全社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智力，公平正义的力量，群策群力的途径，计划经济为主，私营经济为辅的途径，大力发展国有、集体经济规模经济的途径，实施后来者居上的跨越式跳跃性发展。
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对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自发性调节，也经过了每个人的积极主动性的充分发挥，对经济文化生产管理活动的自主性选择，但是是通过一个无组织的以追逐资本家资本盈利为核心的漫长的调节适应过程（垄断资本主义是有一定的组织的，但是是极极少数金融寡头们的特权的有组织，不是全社会的公平合理的有组织。），其中的丛林法则、赤裸裸的弱肉强食，又会给全社会带来极大的生产力浪费和严重的贫富分化不稳定性（经济危机、阶级斗争）。而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对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能动自觉性调节，每个人的主人翁的积极主动性的充分发挥、对经济文化生产管理活动的自主性调节必不可少，但是，这是一种以先进政党领导下的政府具体负责的有组织的科学民主的决策和管理过程，有计划的协调发展的过程，其中的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自主调节为辅，社会财富的公平公正合理分配，规模的快速的充满活力的国有集体经济的巨大发展，既不会给全社会带来极大的生产力浪费，也不致于产生严重的贫富分化不稳定性（经济危机、阶级斗争），活力、和谐、可持续是其灵魂。
也就是说，现代民主政治制度文明，是一种最终建立在现代物质生产力基础之上的高一级的政治制度文明，一种优越于市场经济原始自发性、无序、残酷、不公平竞争的阶级、民族、国家层面的集体有领导有组织的有序、和谐、可持续、发展进步的先进制度，能动自觉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先进过程，后发展国家跨越式发展的必须途径。
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包括共产党，再继续崇拜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继续崇拜高度集权的极少数人的官僚政治的自发性和自觉性，即使不特权贪污腐败，但是一心向往或继续充当封建时代的高高在上的百姓的“父母官”的角色，意气指使，相信百姓的幸福都是领导干部恩赐的，赏赐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就十二分的老土了，跟不上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脚步了，不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了，也不符合人民大众的利益要求了，已经严重落后右倾了。何况这种极少数人的高度集权的官僚政治，不严重特权腐败是不可能的，或早或迟不复辟变色如前苏联那样是不可能的。高度集权的官僚政治，是现当代社会发展历史的严重的倒退，政治制度文明的严重的倒退，连资产阶级的金钱的民主都不如。资产阶级的金钱的民主，倒是赤裸裸的，按照资本的实力说话，也带上了普选的帽子，直选的帽子，官僚政治呢，就连县乡基层直选人大代表的宪法赋予的权力都没有，都被无形中剥夺了，剩下的就只能是超级的形式主义了，假民主了。我们广大发展中国家，根本不可能指望这种高度的假民主——这种严重倒退的愚弄人民的政治制度，能够结出什么好果子来的，能够带领人民大众奔向光明的未来的。
党的宗旨，就是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么，实事求是的科学务实决策，必须通过现代人民大众比较彻底的当家做主人的民主政治制度的途径来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出现特权腐败，极大地激发和发挥人民大众的积极主动性，快速发展科技生产力，公平合理分配社会财富，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也必须通过现代人民大众比较彻底的当家做主人的民主政治制度的途径来实现。
至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至改革前的高度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情况，国企效率不高，甚至严重亏损，错误重点在于不应当的“高度”两个字上，最根本的还在于政治方面毛泽东的高度集权，官僚政治，不民主上。陈云在中共八大会议上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体制机制，最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模式需要。至于改革以来的经济发展状况，由原先的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的极度缓慢问题，大部分国企经过改革独立于市场，金融资本投机猖獗，坐享丰厚垄断利润而效率和质量依然不高，贫富分化严重，错误重点在于过度的市场经济，国企的错误的市场独立主体地位，最根本的也还是在于政治方面地方和部门的高度集权，官僚政治，不民主上。可以这样说，自建国以来，凡是经济上的问题，社会上的问题，最终的根本性的根源，都在于高度集权，官僚政治，不民主上，依然与正确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有很大的关键性的差距。
如果在现代民主政治制度问题上继续徘徊不前，继续实行形式的民主，实际的官僚政治，那么，就不可能普遍地激发释放亿万劳动人民的主人翁积极主动性，就不可能正确地集中全社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多快好省地发展规模性的国有与集体经济，就不可能有机会有资格对抗西方已经高度联合起来的发达国家俱乐部及其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集团）的经济侵略，突破其高新技术贸易壁垒，就不可能办好科技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和人民大众共同富裕这两件大事要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强大，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一句骗人的空话。
至于说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与其说主要针对具有一腔爱国热血的高校知识青年，或者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即使怀有不可告人目的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是极极少数，倒不如更确切地说，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以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际行动，包括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严重右倾实际行动，主要在党政系统握有实权的相当部分官僚腐败分子，外逃变节分子，贪官裸官，高度集权特权主义者，在国企的抓大放小过程中大肆侵吞国有资产一夜暴富的社会主义蛀虫，官商勾结严重侵害职工百姓利益者，利用公款大肆奢侈消费者，拆了又盖，盖了又拆，为了面子工程、政绩工程，为了建立亚洲甚至世界第一高楼而拍脑门子，只要表面上的GDP，可以升官发财，而不顾百姓死活的官僚决策者，这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真正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者，社会主义劳动人民大众的敌对分子，阶级敌人。
我们可以看看，前苏联首先抛弃共产主义信仰，脱离广大劳动人民，复辟资本主义，大肆国企私有化的，都是哪些人，复辟资本主义后，都是哪些人在实实在在地受益，在享受高官厚禄，享受亿万富翁的纸醉金迷奢侈生活？一组经过调研的数字报道就是铁的证据：“正如美国学者大卫·科兹所言：无法想像，‘中央情报局连在美国大门口的菲德尔·卡斯特罗都消灭不了，竟有能力策划把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搞垮’，‘外部压力始终是事态进程中的一个因素，但是起主要作用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因’，‘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我这里指的是大约10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这个精英集团‘绝大部分成员倾向于资本主义’。正所谓：物先自腐，而后虫生；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1989年前后，苏联国内（前苏联社会科学院）曾经作过一个‘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调查报告。结果令人十分吃惊，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代表工人的只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11％，而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第二，苏联剧变后的进程证明，最大的赢家不是黑市倒爷，甚至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而是过去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成员，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今天俄罗斯的新贵。据俄国《消息报》报道：到1996年，前苏联官员出身的人员，在总统周围占75％，政党领袖中占57.1％，地方精英中占82.3％，政府中占74.3％，经济领域精英中占61％。这些人中来自苏联经济部门的官员在政府中占42.3％，在经济领域占37.7％。……美国一个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小组的负责人弗兰克·奇福德说：‘苏联共产党是惟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私有化实际上是‘早就准备窃取这些财产’的前苏联官僚阶层玩弄的顺水推舟的把戏而已。……1921年10月17日列宁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在每个共产党员面前都有三大敌人：狂妄自大、文盲、贪污受贿。列宁为了说明官僚主义的危害性，他把官僚主义说成是国家制度上的‘脓包’，并且指出：‘我们所有经济机关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只靠共产党员的双手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幼稚的、十分幼稚的想法。共产党员不过是沧海一粟，不过是人民大海中的一粟而已。’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这个‘特权阶层’成员的主要特征是：第一，他们掌握着一些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企业、农庄的绝对领导权；第二，多数人文化程度较高，受过高等教育，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经常去西方国家访问；第三，这些人已不是当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来说只是口头上说说的东西，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在他们头脑中已经淡薄；第四，他们不以享有比一般高级干部的待遇还要大得多的特权为满足，而且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关于苏联领导层的特权化，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回顾了特权化在斯大林时代就已大肆蔓延的情形:‘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人。国营百货大楼有一些柜台是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而那些级别稍稍低一点的头头们，则有另外专门商店为他们服务。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 【季正矩：《通向廉洁之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293-308】
广大劳动人民对民主（法治）的要求，特别是一些先知先觉的高级知识分子们对民主政治制度的深度研究和强烈呼吁，正是高瞻远瞩“仰望星空的人”对国家民族复兴的忧虑，对少数权贵既得利益者复辟资本主义的警惕，对绝对多数的劳动人民当前和未来长远幸福的负责，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前瞻规划，顶层设计。如果再有谁胆敢像1989年以“政治动乱”的污蔑字眼和残酷手段打压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呼唤，对严厉打击特权腐败的呼唤，推迟拖延政治体制的深化改革，人民是绝不会答应的，将来的历史是一定要算总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