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宝钧
“我就是想为中国的农民做点事情，这也许是我从小在农村长大，体验了农民生活的艰辛，对农民有着与生俱来的挂念情怀”说这话时，那个时代的经历和体验，和他的情感透过朱玉贤的眼睛投射到我的心中。
朱玉贤说的为中国农民“做点事情”，就是让中国的棉花纤维长高了0.3厘米。就是这点事情，将改变中国棉纺织产业在全世界市场的地位，在高端棉花需求上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而对于中国的广大棉农，在未来将为他们来带来更多的经济收入，是他们因种朱玉贤研制的棉花种子而使自己的财富增加，从而有更丰富的物质生活——这就是朱玉贤说的为农民做“点“事情。
正是因为这“点”为农民做的事情，2011年朱玉贤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并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朱玉贤，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蛋白质与植物基因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其主持的“棉纤维细胞伸长机制研究”项目，2011年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推荐，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微小的心愿与韧性
在接受《科技创新与品牌》杂志采访时，朱玉贤说，我读大学选择的就是农业，我一直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可以为中国的农民做一点事情。所以1998年科技部找到我，说，朱老师，你看棉花这个事情你可不可以干。我说当然可以啦。这跟我的专业很对口，我就接下了这个项目。
说起让棉花纤维伸长0.3厘米，朱玉贤讲到动情之处时，眼睛含着深情的泪花。
“我们国家是世界第一的产棉大国，年产量约在四五百万吨，但是每年仍然需要从美洲进口约100万吨的原棉，主要原因是我国棉花的品质偏差。”朱玉贤说。我国生产的棉花纤维平均长度不足3厘米，而美国产的棉花平均长度为3.3厘米。
纺织品中必须有1/3以上的棉花纤维长度大于3厘米，低于3厘米棉纤维之间的接头太多，生产出来的棉布会很毛糙。在国际市场上，90支纱以上的高端纺织品都必须掺入3厘米以上的原棉，棉纱支数越高掺入的长绒棉就相对越多。
就是这0.3厘米的微小差距，使国产棉生产出来的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被贴上低端标签，同时每年造成大量的原棉积压，压得我国棉农和纺织业喘不过气来。
“所以当初接下这个项目时，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我心中的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农民做点事。”朱玉贤如是说“研究棉纤维的伸长机制，更重要的是可以推动和促进我国棉花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刚开始，我们制作了棉花芯片，将野生型陆地棉和它的无纤维突变体进行比较，最初是想通过这种比较找到两者能够在基因表达上的差异。实验过程中发现，比较芯片中12000多个棉花基因，居然有5000——6000个个基因表达有明显的差异。
怎么才能突破控制棉纤维深长的关键基因障碍，曾使研究一度陷入困境。
“确实是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长一段时间，有一天我在办公室急的骂娘，一个念头在脑中闪过，既然从芯片中很难找到控制纤维伸长的关键基因，为什么不能在纤维高表达的生化途径上试试呢？”
就是这一念之转朱玉贤放弃了以往研究单个基因表达的惯性思维，转向了研究高表达的生化途径的研究。沿着这条路径终于在2005年通过生物信息软件来系统性地检测纤维发育期间生理生化代谢途径的表达变化，最终发现乙烯是期间变化最显著的生化途径。
“乙烯是一种植物激素，棉花本身就含有这种激素，通过基因工程提高乙烯的释放量，能够促进棉纤维的细胞生长。”讲到此时，朱玉贤显得格外的平静。
这个研究结论让我们喜出望外，加快了我们随后的研究进程，之后我们相继得出了超长链脂肪酸调控乙烯合成，乙烯通过调节果胶多糖生物合成来控制纤维伸长等重大发现。
最终，通过功能基因组研究发现乙烯能够促进纤维细胞伸长，这个前所未有的研究结论为提高我国棉花的产量和品质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使我国的棉花研究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010年，中国农科院棉花研究所进行栽培试验，实验结果证实了朱玉贤的研究结论，在纤维显著伸长的10个株系中，有8个都来自他的实验室，其中效果最好的品种纤维平均长度为31.49——32.05毫米，比转基因母本品种的原始纤维长度提高了超过3毫米。
朱玉贤对这个实验结果仍然感到一丝遗憾，他计划把实验得到的转基因品种与生产上大面积推广的长纤维品种进行杂交，期望能够进一步提高棉纤维的长度，为整个棉花产业做出贡献。
在接受《科技创新与品牌》采访时，朱玉贤院士说，陆地棉的伸长我已经解决啦，如今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的研究，我的下一个目标是，让长纤维的海岛棉更加丰满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海岛棉的纤维虽然比较长，品质也很好，但每束棉朵的纤维数量太少，因此不能进行大面积的种植推广。我们第二阶段的研究就是大幅度增加每朵海岛棉束的纤维数量和产量，攻下这个难关，不仅可以提高棉农种棉花的收入。更重要的是，使我国的棉纺织产业进入一个可持续发展，完成产业的升级换代，增强其在国际市场高端棉纺织品的竞争力。
远见与母亲的影响
“我做事情很大程度上受我母亲的影响”说到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如今所获得成就与殊荣，朱玉贤由衷的感恩自己的母亲在为他成长过程中付出的那份艰辛。
小时候上学时，每天早晨我六点半钟就要从家里出来走到学校，那时候，母亲每天都要很早就起来给我做早饭。母亲每天下地劳作一天之后，回家还有很多家务要做，那个时候母亲每天也就睡上两三个小时，四五钟就要起来给我做早饭。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家里没有闹钟，母亲每天都能准时起来，肯定天天都不能安安稳稳的睡觉。就是母亲的这种坚韧与付出，让我从小就坚定了一个信念，一定要读好书，将来报答母亲和国家。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个时代学业在草草之中结束的朱玉贤高中毕业只能回家务农。“可是我又不甘心，离校前就找到当时我的语文老师，请他帮忙把文革前的二年制高中数、理、化、语文教材都给我找一套。老师给我找整整一网兜，我背着这些书和简单的行李，从富阳镇上步行25华里回到了我的家乡。在那之后的两年时间内，我利用工余和晚上把这些书通读了一遍，做了大量的笔记。”朱玉贤说“现在想来，那是我人生积累的第一笔‘财富’！”在当时，村里一些人对朱玉贤埋头苦读的行为说是“书呆子”。朱玉贤感慨道“他们觉得念书是没有用的。”
我这“书呆子”也有出人意料之处，有一年学校开运动会，我就报了个长跑项目。我有每天走山路的基础，在这次运动会上，我拿了第一。从此他们不再说我是“书呆子”了。
1975年朱玉贤参军，三年多的军旅生活，在解放军这所大熔炉里锤炼了他百折不饶的性格。1978年退役之后，朱玉贤考进了浙江农业大学，选择了农学系种子专业。
我是1986年1月到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专修植物学，在那里植物激素与豌豆衰老研究是他的主攻方向。
我出生在农村，知道农民谋生的艰难。所以当1991年我完成学业和研究之后，毅然选择了回国。当时我的很多同学都劝我留在美国，我告诉他们，我的根在中国。当时我们卖掉了在美国买的福特二手车，我跟夫人说，也许回去之后这辈子都开不上车了。
在这期间还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刺激了我，读博士时，我的导师拿了一本英国的《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封面是一个巨大的漩涡，漩涡边上有一艘小船，船上面写着“China Economy!”，意思就是说“中国早晚被这巨大的漩涡吸进去，中国经济早晚得完蛋！”当时国际上就是这么看中国的。
朱玉贤用难以抑制的激愤说“即使现在，欧美不少的国家的人还是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抱有偏见。根本没有看到我们这30多年为世界经济和科学发展做的贡献，他们始终用一种有色眼镜看我们今天所取得成就”。
我是1991年6月8日回来的，当时一个月只有150元的工资，跟我们在美国时的收入相比差距实在是太大啦。但是，这里是我的家。
没想到，二十多年后，现在我家有四辆车。去年我儿子送给他母亲一辆车，车号牌就是选的我们回国那天的日期。我知道儿子和媳妇是为了纪念我们回国20年。
现在我那些当年留在美国的同学都很羡慕我。说这话时，朱玉贤透出一种朴实的情愫。
采访中，朱玉贤院士多次跟记者提到家，每当说到家的时候，朱院士眼中透出一种亲切的柔光。
回国之后，看到国内没有现代分子生物学教材，朱玉贤当时联系了李毅博士等人编写了70万字的《现代分子生物学》教材，此书今年已经出到第四版，15年累计印刷了30万册以上，成为国内高校分子生物学的最主要教材。
刚回来不久，我就遇到了一个坎儿，大概是1993年至1994年，我没有拿到任何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的申请都失败了。那段时间很困惑，怀疑科研这条路是不是还能走下去。但如果在哪儿遇到困难就在哪儿撤退，就换个方向，这也不一定能走得很远。所以，就咬咬牙坚持下来了。
做科学研究不是坚持就能出成果的。“我去康奈尔大学读博士，开始老师就说，做研究需要不断在黑暗中摸索、校正，再摸索再校正，也就是我们说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什么时候确实要换一个方向、什么时候要坚持下去，这恐怕是决定一个人成为学者的重要品质。要是一碰到困难就撤，那恐怕永远不能成为一个好学者；但要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撤，可能也做不了好学者，因为总有地方是死胡同。所以科学家要有第六感觉，要能把握科研方向，大致判断此路是否能走通。”而第六感的形成，朱玉贤觉得需要学术背景、对问题系统性的认识、对世界前沿科学的把握以及对所拟研究的问题的独到见解。朱玉贤把思维比作科学研究的“刀刃”。
这个时候，母亲的那种韧性和远见的性格，对我已经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
坚持，后来终于拿到了国家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
思维刀刃接下来发挥的作用，使朱玉贤的研究成果一路突破，先后克隆得到与豌豆短日不衰老性状相连锁并赤霉素诱导表达的PPF-1基因，实现了棉花纤维发育早期特异性表达基因的大规模分离与克隆，我们首次利用抑制性减法杂交技术在国际上展开了大规模棉纤维中差异表达基因的科隆分离工作，在国际棉花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建成了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大型高通量陆地棉cDNA芯片，发现了植物激素乙烯生物合成途径在棉花纤维细胞伸长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发现超长链脂肪酸（VLCFA）参与植物激素信号转导，在转录水平上调控乙烯合成关键酸基因ACO的活性。发现受乙烯和超长链脂肪酸调控的果胶多糖生物合成是棉纤维细胞初生壁合成和细胞伸长的限速步骤。这一成果为调控棉纤维的生长，提高纤维品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这一成果让朱玉贤在2008年获得了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2011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进步二等奖。
就以我们的“棉花项目”来说，在跟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合作，优质纤维棉花转基因研究的过程，2006年12月，我们实验室提供ACO2-E6基因，通过农杆菌介导法导入中棉所24品种中，得到6个阳性转化体再生苗；2008年，嫁接到温室得到R0代转基因种子；2009年-2011年，经过三年的筛选、鉴定，转基因种子从R1代发展到R3代，其纤维品质检测结果比受体材料在长度和强度上都有显著提高。
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不仅需要你在学识上的远见，更需要你在追求目标的韧性上的坚持，同时更需要做研究时方法选择的一念之转。正所谓，专业是刀身，思维是刀刃。专业知识是刀身，而能让它发挥作用的却是思维的刀刃。
“做学问，最终是一种综合素质的匹配”朱玉贤说
带团队就是选种子
做大学教授，当然要带研究生，这不仅仅是传递你的学识，更重要的是你要为你的学科培养将来可以为国家做研究的栋梁之才。
我带团队，就跟我研究的项目很相像，选种子。种子选好了，方法还要得当。像我带的研究生，我可能第一年不会主动跟他们接触。我先观察他们，看他们是不是主动找我问问题，因为在他们问问题的时候，我才能知道他对这个专业了解的深度和广度。
我有个学生叫施永辉。他是2001年5月到我们实验室的，他最初到实验室，就是跟他的师哥师姐一起干些“杂活”，做本科毕业论文。朱玉贤回忆说。
到了2001年夏天施永辉找到即将毕业的师兄姬生健，希望能继续做他的课题。在他刚接触这个课题的一两个月内，他就多次主动向我汇报了自己的工作进展，使我感到很吃惊。新生一般都很怕见我，害怕我问他们实验进展如何，害怕挨呲儿。连续几次听了施永辉的汇报后，我感觉到他可能是块做科研的材料，每次都给他布置很多新工作。他花了一个学期的时间，学会了包括测定文库滴度、体外剪切、cDNA文库序列测定、多序列比对以及生物信息学分析等工作。这期间，施永辉不断总结经验，主动向我反馈实验结果，促使我最终决定立即开展大规模棉花cDNA芯片研究，并决定由他负责该项目研究。”
还有姬生健，他也是走过了跟施永辉差不多的路。
说到姬生健，朱玉贤同样充满了自豪感。他说，这也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学生。那时，实验室主要用“差异显示”技术筛选与棉纤维伸长相关基因。当年，全世界通行的模式是对“差异显示”实验中获得的单个基因片段进行深入分析，证明该基因与人们所研究的性状有关联。有一天，姬生健突然跑来找朱玉贤，说，应该把“差异显示”实验中得到的所有基因片段建成“差异基因文库”，进行高通量DNA序列测定，这样，理论上就能一次性获得所有与棉纤维伸长相关的差异表达基因。这个想法与朱玉贤的高表达生化途径的思路非常吻合，朱玉贤马上同意，让姬生健开始实施这个方案。后来姬生健发表在《核酸研究上关于棉纤维“差异基因文库”构建与分析的论文，施永辉发表在《植物细胞》上用基因芯片技术研究调控棉纤维发育代谢途径的论文，均已成为近十年来全世界棉花研究领域影响最广泛的10篇科研论文之一。“所以说，一个好学生必须是一个会思考的人”朱玉贤对《科技创新与品牌》记者说。
我这个人最反对现在很多人宣扬的“输在起跑线上的”那一套，人生不是百米赛跑，人生是马拉松，而且是N多个马拉松，几乎与起跑无关！老师是什么，老师是一杆秤，你要用你的学识这杆秤，去称量你所选的种子的重量和质量，给他指明最适合的路。
“衡量科学工作者的秤，最重要的是看他面对失败时的态度，因为在探索未知世界的过程中，失败必然要多于成功，如果不能理性对待失败，就不能保持长期的工作热情，更不要提最后的成功了。再有就是做研究时，你能不能举一反三，融会贯通。”朱玉贤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所以我对农村来的孩子抱有很深的感情，在我的研究室，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比较单纯，做事情有韧性。”
所以在带他们的时候，就要因材施教，因人而用。我们这个社会就是一部精密的机器，每个人都是这部精密机器中的一个部件，用对了地方，他就会发挥重要的作用。朱玉贤将他的学识和人生体验如实的运用到他所研究的项目之中。
“科学的任务是发现自然界中为人类所未知的领域，研究未知的领域将其转变成现实的生产力，除去科学家所必须具备的造诣之外，用你的思想、想象力、见识来为你的研究提供后劲。”朱玉贤如是说。
采访后记：
在4月上旬，一起工作的伙伴请我写一份采访朱玉贤的提纲，当时的我孤陋寡闻，还真不知道朱玉贤是谁。赶紧上网查询朱玉贤，好在这个时代资讯发达。网上介绍朱玉贤很简单。中国科学院院士，北大的教授，写了《现代分子生物学》教材。
就是这本《现代生物分子学》的教材，引起了我的兴趣，在网上有那么多的学生考研要看这本书。一种好奇心激发了，是什么样的人编写的教材会吸引这么多的学生。
偶然写一篇采访提纲，激发了我对一个人要去了解他。而当我和同事一起坐在朱玉贤在北大的办公室时，才真正感受到朱玉贤教授对我的吸引和要探索他的强烈好奇心。
在整个采访过程，朱玉贤给我留下最深印象和感动的是，他那朴素无华的赤子之情，在1990年代不被美国当时的无知和工作环境所动，依然选择回国，将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奉献出来，而在回国之后耐住寂寞，选择了一条坚持自己人生信念的路，最终以一个喜剧的场景获得，并实现人生价值。
而在他那份坚持背后，他将自己的学问、知识、能力进行有机的结合，并使他的价值观在以一种选种子的方式传承该给他的学生。就像在采访中他所说“我至今坚持一项运动，每周都坚持登山、跑步。在这项运动中，我能感受到我成长过程中动力。”
今天他获得了在他所研究领域的最高殊荣——中国科学院院士，但是他依然没有忘记养育滋润他的父母。“对父母来讲，我不是一个孝顺的儿子，没有时间陪在他们身边。”而在这份遗憾背后，他将自己的“孝”和“顺”奉献给了祖国这个大家，以及千万的棉农。
感恩同事对我的信任，给了我一次接触朱玉贤的偶然机会。从而也是这次采访，让我对科学家，请允许我这么称呼朱玉贤教授，在他们研究专业的同时，更深层次的是关注生命体验的脉动和分享，和对生命本质的探索。
而在关注本学科的项目研究并取得成就之外，他对关乎人生命本质的体验和呼声，刻在我心中的深深感受是：大道至简，殊途同归。
而这可能是朱玉贤能在生命科学领域获得成就的原因之一。
附：朱玉贤院士《现代分子生物学》前言
第三版 前 言
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句话特别风行，叫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当然，这话在“文革”十年浩劫中与另一句同样广泛传播的俚语“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一道受到严厉的批判，前者的罪名是“鼓励走白专道路”，后者的罪名则是“宣扬资产阶级血统论”。现在看来，“老鼠生儿会打洞”可能是生物学上一个永恒的命题，老鼠特有的DNA决定了它们的本能和生物学本质。一只老鼠，要是生而不能打洞，它的生存必将受到巨大的威胁，甚至不太可能活着离开父母的洞穴。而前一个命题，却有着很强的时代感。
确实，直到20世纪中下叶，或者大致说直到整个20世纪结束以前，世界上的主要声音都是“科学推动社会进步”，都认为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是保证人类社会长期兴旺发达的最强大的动力。即使在上个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中国人民处于军阀混战、外寇入侵、枯骨遍野、民不聊生的凄惨境地，先驱们用以唤起普通民众的口号却是“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前者意为“民主”，后者意为“科学”)。
但是，对于地球——我们的母亲来说，科学却更多地扮演了掠夺者、破坏者的角色。在过去的一、二百年里，科学得到了突飞猛进式的大发展，而我们的家园也在这一时期遭到了史无前例的大破坏。电能和动力机车的发现为化石燃料的大规模挖掘利用奠定了基础，滚滚向前的车轮、工厂的锅炉以及民居的取暖设施所释放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是导致全球性气候变暖的罪魁祸首；炸药以及稍后发现的核裂变、核聚变理论则成为战争狂人征服世界的工具。虽说没有科学做后盾，一棍一棒、一刀一石也能杀人、也能演变成战争，但肯定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动辄多少万吨级的炸药，炸你个遍地开花（！）没商量。此外，化肥、农药、塑料制品等数不胜数的科技成果在拓展人类生存空间、创造经济效益和生活便利的同时，也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污染了环境，在不经意间剥夺了子孙后代生存繁衍的机会。
若干年前，笔者曾应邀参加美国某著名大学举办的一次学术年会，有学者做报告指出，对地球生物圈而言，一共只有三类物种：植物、微生物和其它。不幸得很，人类，骄傲的人类，只能归属到“其它”一族。当时倍觉愕然。现在想起来，这个划分虽然有以偏概全之嫌，但确实有深层次的含义，因为我们对地球基本没有正向的贡献，没有给予，只有索取，无穷无尽的索取。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我们追求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进步，吹嘘如何“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其目的却似乎永远只有一个：把地球改造得更适合于人类居住和生活，顺便把废水和垃圾杂物或公开或悄悄地投入大江大海、山沟旮旯里，很少意识到应该为地球、为我们生存的大环境做些什么。
或许有人说，二十一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因为，数学、物理学等实证科学（Exact Science）的进步不但带来了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也带来了人口膨胀、环境污染、疾病猖獗、能源资源匮乏、生态平衡破坏等一系列前人所没有预料到的问题，而生命科学有可能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突破口。事实上，从二十世纪下半叶开始，人类社会已经从崇尚实证科学逐步转变为注重分析科学（Analytical Science），包括生物学、计算机、信息科学、材料科学和环境、生态、资源保护等研究，注重人文科学，强调“和谐社会”（这里首先指人与地球大环境的和谐）。没有这个“和谐”，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就可能成为泡影。
基于上述思考，本书在第三版修订中突出强调了分子生物学的实验技术和原理，在“疾病与人类健康”一章中增加了关于人禽流感和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SARS）分子机制的讨论。根据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对第十一章（原第十章）“基因组与比较基因组学”做了较大规模的修改和充实。考虑到最近十多年来RNA研究持续升温，这一版增加了主要从事RNA研究的郑晓峰为第三作者，由她负责对第2-4章进行修改。李毅仍然负责与疾病和发育相关的第9-10章。全书其它章节的修改均由朱玉贤完成。
事实上，要真正学好弄懂分子生物学这门重要的实验科学，除了在书本上下功夫，理解并掌握其基本规律之外，一定要善于跟踪和研究最新的科技文献，因为这些新发现、新进展往往对于诠释学习中碰到的疑难问题有着举一反三、画龙点睛的作用。此外，实验操作是掌握分子生物学精髓的主要途径，经常动手做实验或设计一些新的实验程序，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希望读者、特别是广大青年学生，逐步拥有新的科学意识，在追求科学真理、实现远大抱负、“不怕”面对人生之旅的同时，学会“换位思考”，用尊敬、崇尚和感恩的眼光看待大自然，让地球母亲在科学的呵护下生生不息！只有这样，科学才能不断得到发扬光大！
朱 玉 贤
2007年2月17日写于燕园
第四版 前 言
大约在1965年，已故领袖毛泽东主席发表了一首题为“重上井冈山”的诗，其中有一句是，“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当时我只是个十来岁的孩子，死活不能理解这句话，弹了多少遍指头，自己仍然只是一个三年级的小学生！晕倒！！看起来，时间这个东西，只有过来人才能理解。所以，我敢说，写出“逝者如斯夫”——用滔滔不绝的河水来形容时间转瞬即逝——以及总结出“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俗语的可能都是老年人。是啊，一眨眼的功夫，又是五年，又要修订再版《现代分子生物学》这本书了，否则，我的学生会被归入“念20年前写的教材，毕业要设计iPhone”一族。看起来，谁都不容易！
记得我在“第三版前言”中用了一多半的篇幅来鞭挞科学发展给环境、给地球母亲带来的伤害，出版社的编辑嫌我多事，而且好像还有点不务正业，想让我把这部分删去，我坚持不让。理由很简单：作为一个学者，我的文字全都贡献给自然科学研究了，除科研论文和极少量的科普文章之外，没有其它著述。“前言”是我跟我的学生交流的主要或者唯一渠道，我想借此说一些课堂上不能或者不愿说的话，说些我对自然科学以外的认知。如果碰巧其中的某些观点能被我的学生接受，成为他（她）们世界观、人生观的一部分，那就是我的额外收获。如果学生们不同意我的看法，跳过“前言”就可以了，反正这几页纸上的内容永远不会考试。
人类世界其实处于远比我们能想象的更大的危险之中。首先，因为“人”处于自然界食物链的最高端，没有天敌能与我们相抗衡，人类这个世界上到目前为止最贪得无厌、不懂节制的生物几乎可以在自然界为所欲为而不受制裁。我们永远追求更大更豪华装修的住房，更好更精致的美食，更快更强大功率的豪车，修更宽更长的高速公路或铁路。予取予求，完全从人类或者某个国家、某个地区、某个族群、某些个体的利益出发，很少甚至根本不考虑大自然的承受能力。根据欧盟的统计，为了长期维持地球表面宜居生态环境，人类将至少为投放到耕地上的每
其次，人类将生育高峰期选择在20至30多岁之间，是个体体力发育最强大的阶段，明显有利于保证后代体格强壮，在简单的弱肉强食的竞争中生存下来。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现阶段，智力智商及受教育程度比拼已经成为生存竞争中的不二法门，导致年轻而自身智力尚未健全、阅历更显不足的父母亲在培养下一代的过程中完全迷失方向，大多在根本没有教会孩子最基本的生存生活技能的情况下就莫明其妙地开始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智力游戏。而且，培养下一代这个试验不能多次重复（表面上看是国家不让，其实是自然界不让），因为人类不可能像大多数动物和昆虫那样生一堆小崽子，再通过自然界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规律传下去。所以，从根本上说，人类还无法搞定下一代培养这个盲区。
第三，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无序竞争。在人类社会，卖钙的一定会说人人都缺钙，卖锌的会说人人都缺锌，造三聚氰胺的会忽悠说能轻松搞定含氮量不足的问题。即使象“微软”、“苹果”这样的大企业，他们开发WINDOWS或“iPhone”等产品决不是为了人类社会的进步，而是为了赚到更多的钱！至于电脑手机游戏有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多大的副作用，是否导致“孤独症”和“僵尸小孩”数量猛增，是否会进一步演变成不可逆转的社会问题，他们不在乎、不关心。人类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如果不能每时每刻都保持专业级别的警惕性，那就只能上当受骗付学费。
绕来绕去说了这么多，其实是想告诉同学们，生活和学习一样，到处都是几乎没有答案的难题。一定要多思考，多角度深入思考，多问些为什么？青年女作家乔叶在一篇散文中写道，“鲁迅文学院‘小说’课的导师曾跟她们说，“中国的小说家除了缺少细节，还缺少眼光和视野，缺少多端歧异的看问题的角度。我们之所以看得不清楚、不深入，那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认真看，没有认真观察；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眼光、角度太陈旧狭窄，无论是写农村或是写城市，都是就事论事。结果呢？我们的小说是薄的，因为我们想事想得薄……”看起来，文理科确实还是相通的，都讲究广度和深度。在这里，广度主要指对分子生物学整个学科的了解，做不到这一点，你就不可能有高屋建瓴的全局观，你就可能通不过考试这个最基本的环节。深度是指你是否对蛋白质、DNA或RNA的某个领域产生了特殊的爱好，有旁人所不及的涉略。因为，“爱好”是推动人生不断进步的原动力，没有“爱好”，不能尽快发掘出你对某些领域的特殊“爱好”，你的人生之路就很难出彩。为了保证本书的深度，这一版吸纳了从事真核基因表达调控及信号转导研究的
朱 玉 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