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美印尼油价的差别看到了什么（下）
从前文的计算结果和推出的结论还可以分析出，目前国内的那种对炼油企业的燃油亏损补贴政策值得商榷，根据作者对比中石油和中石化的炼油成本因原油自产率大不同而高达1.857元人民币/升差异的计算结果，建议国内财税部门对炼油企业的“亏损”不要搞“一刀切”式的补贴，而改为采用“好钢用在刀刃上”上的更妥当和更有效的补贴--更恰当地说是“退税”--方式，具体为：
1。 不管是央企还是地方炼油企业，一律以其原油来源为主要考量因数区别对待，主要根据其原油自产率的高低决定是否对其进行补贴及补贴率的高低水平；
2。在原油价格处于100美元/桶和燃油零售价格处于7.7元人民币/升的平均价格前提下，对原油自产率在20%以上的炼油企业不给予补贴；
为便于相关部门更准确地了解原油价格变化与燃油成本变动的对应关系，以便决定在二者价格变动后是否需要对有关炼油企业给予补贴，作者根据前两篇文章“从中美印尼油价的差别看到了什么（上）”和“从中美印尼油价的差别看到了什么（中）”里分别列明的国内原油综合成本的计算方法,本文具体列出二者变化的对应关系如下:
1。中国进口原油的价格每升降10美元/桶,在公布的原油对外依存度为56%的前提下，全国燃油平均成本相应变动0.18元人民币/升合计248元人民币/吨(计入海外投资所得份额原油因数)或者0.23元人民币/升合计317元人民币/吨(不计入海外投资所得份额原油因数)；或者
2。当原油对外依存度为56%前提下，进口原油价格在100美元/桶的水平时,进口价格升降4%，全国燃油平均成本相应变动99.80元人民币/吨合计0.072元人民币/升(计入海外投资所得份额原油因数)或者129.38元人民币/吨合计0.094元人民币/升(不计入海外投资所得份额原油因数)；或者
3。对于全部依赖进口原油提炼燃油的企业，当进口原油价格在100美元/桶的水平时,进口价格升降4%，其燃油成本相应变动0.167元人民币/升或231元人民币/吨。
注：
1。 上述计算结果基于汇率6.32元人民币/美元和燃油平均比重0.725得出,并假设原油进口价格随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的波动而自由变动；
2。具体推算步骤和方法请参阅作者文章“从中美印尼油价的差别看到了什么（上）”和“从中美印尼油价的差别看到了什么（中）”。
从上面计算出的原油进口价格变动与燃油成本变动之间的定量对应关系，也反映出发改委依据国际市场油价波动而相应调整国内燃油价格的计算公式不合理，因为，即使100%从国外采购原油，在原油价格处于100美元/桶的水平时，原油价格上涨4%，其燃油成本也仅相应地提高231元人民币/吨，再加上进口环节17%增值税，成本也仅仅增加270元人民币/吨！该增加的270元人民币/吨成本里还包括政府增加的进口环节的增值税收入39元人民币/吨。
作者花这些时间和精力测算出三国燃油的成本和撰写出这三篇文章，目的并非为了要指出中石油年报的用词不当，更非为了证明发改委调涨油价的不妥，当然也不是为了推论出前面文章里总结出的那些简单结论，更不是为了仅仅要告诉大家这三国政府从销售燃油这一商品所获得的税费收入不一样!而是希望通过分析燃油这一具体商品在不同国家扮演的角色的差异，将其作为代表推而广之，从中获得一种探知目前这三国的基本国情为何很不同的途径，更好地从本质上或制度上认清三国的现状，进而达到更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具体的以利于其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和国民生活进一步改善的政策建议的目的!
大家应该还记得,不久前国内讨论过有关中国存在“国富民穷”的现象，作者那时也与朋友们谈论过该话题,并在议论该现象时还提及了一个在印尼存在的与之相反的“国穷民富”的现象(实际上称印尼为“国穷民不富”更恰当),当时作者正是以燃油价格为例简单说过自己的观点，分析过中印两国产生不同现象的原因: 燃油这一商品被我国政府和相关行业利益方当成征收税费和聚集财富的“工具”,通过与因原油价格上涨导致燃油成本的上升不成比例地调高其零售价格,高效地达到了将消费方的财富“转变”成税费收入和石油公司利润的目的。而印尼则恰恰相反，其政府通过燃油这个工具将财富“散发”给了消费者！当然,美国政府和其石油公司则是通过这个工具赚取到消费方的合理的高税费和高利润。
这种“工具”论除了适用于燃油商品所属的油气行业之外，同样也适用于其它的诸如烟草商品、房产商品、电信服务、金融服务和交通服务等的各种垄断行业，它们都是与燃油一样地成为政府和垄断企业聚集财富的“工具”，通过这些“工具”我国政府高效地收集了各消费方的财富，大家看见的就是我国出现的所谓的“国富民穷”的现象或曰各个行业存在的“高税负”的现象,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一些显著的与他国不同的国情,比如： 我国政府每年的财税收入占GDP的比例很高而且增长率一直维持远超GDP增长率的水平；国家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能是投资,内需动能相对不足；各阶层各行业从业人员之间收入差距大,尤其是国有垄断企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年收入与普通私人企业尤其是中小微型企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年收入相差大；我国政府独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卓越能力或称“举国体制”，比如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青藏铁路和南水北调工程以及我国政府近年来在推动社会底层民众“脱贫”方面取得巨大成绩，将占总人口20%的底层民众中没有足够钱购买食物的最贫困人口的比例迅速地从2008年的23%大幅降低至2011年的6%；等等。
毫无疑问，从宏观的国家层面去评判,对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我国施行的这种“高税负”的经济制度是快速提升国家实力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非常行之有效的制度；从微观的个人层面而言，这是一种全体国民为国家尽快摆脱贫困走向富强做出巨大贡献或曰“牺牲”的制度！以作者的浅见，我国建立的这一经济制度和有一个卓越领导力的执政党加上拥有全球最庞大数量的勤劳进取的国民的三大独特国情，正是使得我国在过去短短的六十年的时间里从一个“一穷二白”的贫困农业大国飞跃地成为经济规模排名世界第二的强国的根本原因！假如说存在一个“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的话，上述三因数是其产生的最重要的先决条件，由于世界上其他落后国家基本不具备上述三大国情，因此作者认为“中国模式”难以在他国复制成功!
然而，过去的这种用来快速摆脱“国贫民穷”面貌的“高税负”经济制度对于已经摆脱贫困且已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兼且“大事”已差不多办完的我国，在目前已出现“国富民穷”现象的时代则显得不合时宜，因此改革这种“高税负”的经济制度不仅必要而且十分迫切！其改革途径当然也是要通过对燃油那样的各种收集财富的“工具”进行相应的改革，让其由向消费者“收集财富”的“工具”转变成向消费者“散发财富”的“工具”，即通过“降税减负”的手段达到增加民众收入进而实现“国强民富”的目的！
与我国相比，印尼则恰恰相反,由于该国没有建立起利用像燃油这样的“工具”高效地聚集国民财富的经济制度，导致政府税收严重不足：根据不同方法统计得出的结果显示，该国税收占GDP的比重分别只有约14.5%和11.2%！而据作者的感知，实际上该国的税收占GDP的比重可能连8%都不到，因为众多中小企业甚至产品已行销全国的工商企业其商业活动只小部分缴税或者干脆不申报税务，其商业活动完全处于“地下状态”（作者注：这与该国存在的严重贪污风气有关，企业主拒绝缴税的一大理由是他们认为缴上去的税会被官员贪污而不能对国家建设有所贡献，因此不愿意为贪污官员进贡）！这种“地下状态”的经济活动估计不会低于该国总体经济规模的三分之一。由此推知，该国出现所谓的“国穷民富”的现象是必然的，结果就是该国政府根本无财力推动本国的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其落后的基础设施已经成为该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或国家进步的瓶颈！也正因如此，该国的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大,其内需是其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能，贡献超过70%！
读者朋友们了解了印尼的上述国情，可能会同意作者的观点：印尼民众在3月下旬“爆发大规模的反对调涨燃油价格的游行示威活动”是很不理智的，基于该国的长远发展，大幅调升燃油价格--作者认为从现在的Rp4500/升大幅调升至Rp9500/升（约合人民币6.52元/升）而不是Rp6000/升！不仅不再对燃油进行补贴，反而让其政府通过这一“工具”高效快速地收集国民--主要是那些使用机动车辆的富裕国民--的财富（如调高Rp5000/升，每年能从富裕国民那里收集到超过500亿美元的资金），用以改善及建设更多的有利于该国经济长远发展的基础设施，不仅非常必要而且非常急需，其结果应该比不调涨燃油价格而让该500亿美元散落民间更有利于全体国民！事实上，当地确实有一些远见人士和媒体认识到这点，呼吁社会大众保持冷静，同意政府调涨燃油价格的决定。遗憾的是，那些只追求选票的短视政客“在巨大压力下……于3月30号修改法律条文，最终推翻政府4月1号调升燃油价格的决定”!这些政客的作为不仅让作者瞧不上眼，连带让作者对在落后国家实行这样的民主制度很不以为然！
作者每次接待从国内过来考察印尼市场的朋友，在与他们交谈时都要表达一个观点：假如该国也建立起我国的那种经济制度和拥有一个像我国那样的强有力的执政党及一大批积极进取追求政绩的优秀官员，以该国拥有的如此丰富的自然资源条件，其年经济增长率不达到15%才怪！这个在苏哈托总统时代就已建成相当不错的基础设施的国家（目前该国的基础设施大多数仍为苏哈托总统当政时代所建），至今如何还会在世人面前呈现出公路破破烂烂、铁路摇摇晃晃、不时洪水淹城的落后面貌？该国政府至今不仅在首都雅加达建不起地铁，而且连该城内的河流支渠也无力整治，致使垃圾填充臭水横流！
至于美国，在债台高筑之下，目前两大政党还在辩论是否要取消对富得流油的石油公司的炼油补贴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
综上所述，从中美印尼三国燃油价格的差异，我们不仅可以推知前面两篇文章中得出的那些简单结论,而且还可以看出三国更深层的制度方面的巨大不同,以及因此而可以获知的各国目前所需要进行的改革的方向：
1。经济制度的差异: 我国实行的是“高税负”的经济制度,具体通过像石油行业这样的各种垄断企业高效地从社会各行业及民众那里收集财富；而印尼则恰恰相反，该国实行的是“低税负”的经济制度,未能通过像石油那样的行业从社会各行业及民众那里收集到应有的财富而导致其无力解决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无法让该国进步得更快；美国的税收制度虽然比较完善，但在面对目前这种债台高筑的窘境之时，取消炼油补贴实在是十分必要。
因此，对于我国政府而言，需要向印尼政府学习如何“散财于民”，改革目前的这种“高税负”的经济制度，继续推进“降税减负”的改革措施以增加国民收入，实现国民经济的增长从投资和出口驱动为主转变为以内需驱动为主；而印尼政府则急需向我国政府学习如何“取财于民”，适度增加国家财富，大力推动本国的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尽快解决该国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
2。“工具”的功能差异：我国的“高税负”经济制度是通过像燃油商品这样的 “工具”收集国民财富而实现的，而印尼的“低税负”经济制度是通过像燃油商品这样的 “工具”散发财富给国民而实现的，这种因“工具”的功能不同而分别导致“国富民穷”和“国穷民富”的国情，我国政府和印尼政府的经济改革方向就是要改革像燃油这样的“工具”的功能，具体改革方向为：
2-1）我国政府需要将这些“工具”的功能由向消费方“收集财富”改革成向消费方“散发财富”，即需要通过对这些“工具”进行“降税减负”的改革达到“还富于民”的目的，伴随着这些“工具”功能的改变，我国目前出现的那些“国富民穷”、“产能过剩”、国企民企职工的“收入不公”和行业发展的“冷热不均”等等都将逐步消解，国民经济的增长方式自然也将逐渐由投资拉动转变成内需拉动；
2-2）印尼政府则需要将这些“工具”的功能由向消费方“散发财富”改革成向消费方“收集财富”，即需要通过对这些“工具”进行“增税加负”的改革达到“集富于国”的目的，以及相应地必须加强相关的“反贪腐”的制度建设，务使新增加的国家财富切实用于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而不是进入到各贪腐官员的口袋；
3。上述的改革“工具”功能的方向，也揭示出我国的经济改革已经由从以前的宏观制度的变革阶段进入到了微观的具体产业甚至特定商品的利益调整的变革阶段，或者说已经到了亟需调整国内各利益团体的利益分配阶段。
等等。
在本文结束之际，作者衷心希望我国政府的有关部门和各国有垄断企业的管理水平及服务意识能够伴随着国民素质的大大提高网络的高度发达和民众的权利意识日益高涨而与时俱进不断提高！
杨钦松
2012-6-17 写于雅加达。
参考文献：
1。杨钦松：从中美印尼油价的差别看到了什么（上）
http://www.chinavalue.net/Finance/Blog/2012-3-25/889643.aspx
2。杨钦松：从中美印尼油价的差别看到了什么（中）
http://www.chinavalue.net/Finance/Blog/2012-4-5/893238.aspx
3。印尼国会否决调涨油价
http://www.zaobao.com/yx/yx120401_00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