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特意到网上搜索了一下汪精卫的照片，发现他年轻时真是帅哥一枚。眉清目秀，棱角分明。再查资料，发现他很早就被封为“民国四大美男”之一，而且排名首位（另外三名是蒋介石、周恩来、张学良）。诗人徐志摩在日记中如此夸他，“他（汪精卫）真是个美男子，可爱！”甚至连胡适也表示，自己“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的爱他（汪精卫）”。当然，其实我觉得胡先生就算不是女人，一样也可以“爱他”的。

汪精卫能够在中国近代史占有一席之地，当然不是因为他长得帅。他这一辈子干过两件在中国近代史影响深远的大事，一是以反清斗士的身份，刺杀清廷摄政王载沣，二是以媚日汉奸的身份，出任日本在南京组建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前一件堪称青史留名，后一件必须遗臭万年——两件相差如此强烈的事情，都是汪精卫干出来的。汪精卫怎么从反清斗士沦为媚日汉奸的呢？我们还是细细道来吧。

汪精卫本名叫“兆铭”，“精卫”是笔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时用的。跟鲁迅一样，因为文章写得太好，笔名的影响就超过了本名。大家叫着叫着，就忘掉了本名。

汪精卫的文章写得好，参与筹备同盟会后，一度担任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编辑，后来颇受孙中山赏识，被后者召为秘书。此人口才也极佳，跟谁孙中山到南洋一带鼓吹革命时，俘获富二代陈璧君女生芳心，成功抱得美人归。爱情事业双丰收，24岁的汪精卫，看上去前程似锦，鹏程万里。

汪精卫策划刺杀摄政王载沣，跟梁启超有莫大的关系。

原来，同盟会成立之后，先后发起了六次武装起义，但都相继失败，大量革命青年因此失去宝贵的生命。此时，保皇派领袖梁启超就趁机批评同盟会的暴力革命，特别是同盟会领袖，自己躲在海外，却琐事别人在国内搞暴力革命，白白送死，“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

梁启超的文章在海内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甚至同盟会内部也出现了反对孙中山的言论。同盟会面临着崩溃的危险。作为孙中山的忠实跟随者，汪精卫决定站出来，以事实反击梁启超的说法，证明同盟会党人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并以此挽回社会各界对同盟会的信心和支持。正如他在写给孙中山的信《致南洋同志书》中所言，“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为此，汪精卫下了必死的决心，“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

1910年3月，汪精卫与黄复生、喻培伦等同盟会员一起来到了北京，伺机刺杀摄政王载沣。为什么是摄政王载沣呢？很简单。他当时是清廷的实际统治者，掌控实权。杀了他，能够产生最大的影响。当然，刺杀难度也不是一般人所能比拟。

载沣每天上下班的路线都很固定，而且都会经过鼓楼大街。汪精卫们开始想在鼓楼大街旁边的一堵矮墙上扔炸弹，炸死载沣。没料到那几天鼓楼大街在修路，载沣改道了。于是又改计划。什刹海旁的甘水桥下就成为最佳的爆破地点。那地方三面环水，人烟稀少，端的是作案胜地。

4月2日凌晨，汪精卫与黄复生、喻培伦等来到甘水桥，在桥下挖坑埋起了炸弹。几个人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突然来了几个警察和宪兵。他们赶紧撤离，但由于炸弹太沉，没能搬走。事情就这样败露了。没过几天，汪精卫和黄复生就在出租屋被军警抓获。

吊诡的是，最先发现埋炸弹的人并不是警察，而是一位完全不相干的局外人。有两种说法，一说此人是附近居民，凌晨起来出去小便，见桥下影影绰绰，以为是埋赃的小偷。一说是一位赶大车的，妻子三天三夜未归，丫出门散心，见到汪精卫他们鬼鬼祟祟，以为是奸夫淫妇正在办好事，就报警准备捉奸。

谋杀摄政王，当然是死罪一条。可是在审讯的时候，汪精卫和黄复生都表现出了大无畏的革命牺牲精神。他们都争当主谋，希望牺牲自己，保存队友。汪精卫在狱中无事，每日作诗。其中最有名的一首是《被逮口占》（又名《慷慨篇》）：

 

街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浪浮。

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世界上居然有不怕死之人？这让主管案件的肃亲王善耆对二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肃亲王在查看了汪精卫、黄复生二人的供词后，非常欣赏汪精卫的才华。加之当时清廷也害怕革命党报复，展开更大规模的刺杀行动，就劝说摄政王饶这二人不死。摄政王同意了。1910年4月29日，清廷以汪黄二人“误解朝廷政策”为由，免除汪黄二人死罪，判处二人永远监禁。汪精卫、黄复生二人捡回了一条命。

虽然刺杀没有成功，可汪精卫、黄复生的英勇举动感动了无数民众。后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20多个省市响应起义宣布独立。为了挽回民心，清廷赶紧宣布废除党禁，释放政治犯。其中就包括汪精卫和黄复生。1911年11月6日，汪、黄二人被清廷释放出狱后，受到北京社会各界民众1000余人的夹道欢迎。

武昌起义像一把锤子，敲掉了满清王朝最后一堵危墙。革命成功了。

革命成功后，汪精卫却在政坛消失了好长一段时间。1912年8月，在与陈璧君举行结婚仪式后，汪精卫携妻子双双赴法国留学。之后就浮游欧美，进入他自己所称的“小休”时期。直到1920年10月，孙中山发动针对袁世凯的第二次护法，急招汪精卫回国，后者这才重新加入革命洪流。

1924年，汪精卫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任宣传部部长。1925年，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作为国民党富有威望的几位元老之一，汪精卫被选为广东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理所当然地成为国民党领袖。但是这时候，另一位国民党强势人物——蒋介石出现了。政治斗争是无情的，在蒋介石的打压下，汪精卫一次一次被排挤出权力核心。而每一次汪精卫都是借口生病悄然离去。就如汪精卫的忠实盟友陈公博所评价，“汪先生遇事便出亡，合则留不合则去”，这种行事风格固然反映出汪精卫的“书生意气”性格，但也表明汪精卫与蒋介石水火不相容，无法同堂共事。

应该指出，“九·一八”事变之后，汪精卫曾经持坚决的抗日态度。时任行政院长的他还迁都洛阳，积极备战。可是很快，他就被日军的强大攻势所吓倒。加之由于他指挥不动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军队，心里相当郁闷，只好再次“脚底抹油”，溜去欧洲度假。

虽然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汪精卫出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地位仅次于蒋介石。但此后的汪精卫再无斗志，完全主张“对日亲善”，主张“和平运动”。在恐日心理的左右下，汪精卫千方百计寻找“和平”的机会。比如1937年10月，汪精卫对出面调停中日关系的陶德曼坦言，他认为“和平有望”，对抗战毫无热情；再比如，1938年12月，在汉口国防最高会议上，汪精卫主持第54次常委会议通过接受日方所提条件的决议，煽动孔祥熙在日本所提的停战条件上签字……

据说，有一次汪精卫曾经询问冯玉祥，“大家都在说要‘抗战到底’，这个‘底’，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冯玉祥斩钉截铁地说，“打到日本无条件投降就是‘底’。”

当时汪精卫还没说什么，背后却悄悄笑骂冯玉祥，“这简直是一个丘八的狂妄无知”。

1938年底，日本首相近卫宣布了一项包含了六原则的所谓的“亚洲新秩序”声明：，声称“东亚的永久和平”和“联合防共”。 12月22日，又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表示要“亲善友好：日本对中国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按照轴心国之间反共产国际协定之同样的精神共同防共”；“经济合作，日本一方绝无垄断中国经济的意图”。

对于这些旨在彻底吞没中国的近卫声明，据蒋介石有比较清晰的认识。他怒斥到，近卫声明“骨子里实在是暗藏着机械利刃”，“这是敌人整个的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

奇怪的是，汪精卫进行了积极响应。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带着曾仲鸣﹑周佛海等逃离重庆到越南河内后，发表降敌“艳电”。电报中称：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尊重中国之主权”，能使中国“完成其独立”，以“互相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汪精卫最后说，“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

鉴于汪精卫的投降主义危险，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临时会议一致决议， 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和一切公职。

但是，汪精卫已经彻底走向了投敌叛国的道路上。1939年 4月，汪精卫由日本特务秘密护送汪等进入上海﹐著手组织伪中央政府。经日本策划，北平﹑南京两地伪政权取消，於1940年 3月30日在南京正式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近年来，不少人为汪精卫辩护，称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后，并没有进行实质性的叛国行为，在抗日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似乎可以原谅。错。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自成立开始，就开始在辖区内实行法西斯统治，捕杀抗日爱国人士。同时，配合日本对重庆国民政府进行诱降，妄图瓦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1年3月，成立清乡委员会，集结大批伪军伙同日军实行反共清乡，妄图消灭坚持敌後抗战的新四军和游击队。在经济上，滥发纸币，圈占土地，“委托经营”某些工矿企业，强征粮棉，实行物资统制，并收取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还公然开征鸦片捐。在文化教育上，推行“新国民运动”，施行奴化教育。在外交上，1941年11月，追随日本参加《国际防共协定》，1943年1月，对英国﹑美国宣战，号召效忠日本盟邦。同年11月，又伙同伪满洲国和泰国﹑缅甸﹑菲律宾等国的伪政府签订《大东亚共同宣言》，为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摇旗呐喊。

1944年11月，抗战胜利的前夕，汪精卫在日本病死，其位由陈公博继任（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处死）。

汪精卫从反清斗士沦为媚日汉奸，令人扼腕。其原因可能是复杂的，但这几条原因有莫大关系。一、汪精卫缺乏战胜日本人的信心，对抗战持悲观态度。在抗战初期，日军攻势凌厉，“九一八”事变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整个东北三省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日军占领。日本人发出了“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叫嚣，国际上也认为中国“不堪一击，很快屈服”。二、汪精卫认识不到日本侵华的性质和目的。汪精卫数次表示，“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说明其在政治上的幼稚和不成熟。三、脱离蒋介石的影响。由于在党内长期受到蒋介石排挤，不排除汪精卫有借日本人支持另立山头的想法。

最后说一个小插曲。抗战胜利后，陈璧君被国民党政府诱捕，以汉奸罪判处无期徒刑。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早年曾和陈璧君共事多年的宋庆龄与何香凝得知她仍然在狱中时，有心拉她一把。于是一起去见毛泽东和周恩来。毛、周同意了两人的请求，说只要陈璧君发表简短的认罪声明，就可以释放她。

没料到的是，陈璧君拒绝了宋庆龄、何香凝的善意挽救，“我固守受审时公开宣布的立场，对日本的和与战都为救国，属殊途同归，无罪可言，无罪可悔，但愿在牢房中送走最后的岁月。”

当然，我说这一个插曲的意思是想表明，不管是在国民党政府还是在共产党政府，投敌叛国的汉奸都是应当被严惩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