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论坛》的编辑策划了一个选题，叫做“无察觉危机”，邀我发表一些意见。看起来，这个选题应该是按试图无一遗漏地把控和防范所有危机的思路提出来的。曾记得，“非典”之后，上面曾布置任务——预测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危机。我当时发表的意见是：所有我们现在能够想到的，将来恐怕都不会发生大的危机；如果将来有危机发生，就一定是我们现在没有想到的。这个意思与“无察觉危机”应该是非常相近的，但思考问题的方向却又不同。

　　在资讯如此发达的当今世界，为什么我们仍然会对某些结果是“酿成了大祸”的危机“无察觉”呢？譬如所谓的“阿拉伯之春”，不但我们没想到，其实西方各国也没有事先察觉。这也许从反面告诉我们，通过各种手段，包括高科技手段，试图完全把控和防范危机出现的应对策略可能会一时有效，但从长远看，从全局看，这样的社会管理思路似乎还是有问题。

　　历史过程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历史的发展确有其必然的规律，但具体的历史过程却充满了偶然性。所以，要从“源头”去把控历史过程中一个个具体事件所有的影响因素及其变化，我们目前的认识水平似乎还达不到如此水平。尤其是当我们见到一个我们费尽心机罗列出来的“源头”（似曾相见的历史事件）出现，马上要准确地判断其此后的发展轨迹以及其影响力，恐怕是很困难的。如果我们只是进行简单类比，对照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历史事件，就确认眼前的事情也会这样发展，就有可能陷入认识误区。这恐怕就是党的历史决议中一再提到的“错误估计形势”。如果按这样的思路部署把控和防范，结果恐怕适得其反。

　　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就有过很多惨痛的教训。反思1957年的反右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前者是因为有了“匈牙利事件”，所以中国就有55万知识分子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后者是因为有了“苏联修正主义”，所以阶级斗争的矛头就指向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所有的危机都与社会心理相关  以上所说，是否就证明了危机无从把控和防范了呢？回答是否定的。但是，我们不能把目光局限在寻找所谓的“源头”，并将其作为一个个个案来进行研究，因为这种就事论事的研究是不可能周延的。我们如今需要的是，以一种整合的思路来思考和解决问题。

　　平心而论，当今当世，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更扩大些，还包括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都与一个社会学的概念相关，这就是“社会心理”。所谓“社会心理”，就是人们对社会现象普遍的感受和理解，反映出一定的社会风貌和人心向背，对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具有一定影响力。

　　国外学者有论证，社会心理就像是一面凸透镜，通常很难一五一十、原原本本地反映社会事件的本来面貌，经过其折射反映出来的“映像”不是被夸大了就是缩小了。在缺乏引导的情况下，由于从众心理的影响，人们常常会对观察到的社会现象，尤其是负面的东西加以夸大，由此而导致的隔阂、猜忌与不信任，可能会引发出许多非理性行为。如今发生的很多群体事件，其根源也许都在于此。

　　讲社会心理对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的影响，我们可能比较容易接受。但是，社会心理对经济的影响其实更大。经济运行的诸多环节中，消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显而易见，如果人们都倾向于少消费乃至不消费，那么经济就会停滞。甚至如果人们对未来的收入预期不佳，消费趋于保守，都会马上在经济运行中体现出来。近代以来的历次经济危机，可以说都有社会心理这个幽灵在作祟。

　　因此可以说，所谓“危机”，就是在导致社会不满的社会现实逐渐积聚的基础上，其负面影响经过社会心理的放大，最终导致的社会失衡、失序乃至动乱。

　　中国人为什么会变成“刁”  如今，相当多的中国人不稀罕当“顺民”而更愿意当“刁民”了，对“端碗—放碗”现象的归纳就是一种言简意赅的写照。其实，这也与社会心理相关。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告诉我们：人的需要可以分成5个层次：最低的是生理的需要，往上是安全的需要，再往上是被社会认可的需要，再再往上是自尊的需要，最高层次则是自我实现的需要。马斯洛还总结出一个有关人的“需要”的发展规律，就是往往在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后，人们就会转而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

　　改革开放30多年了，在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之下，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理需要基本上可以得到满足了；近年来，因为社会保障制度逐渐“覆盖全民”，安全的需要也算有个盼头了。于是，人们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被社会承认的需要，也就是说，想在自己能够触及到的范围内，让大家承认世上有我这一份子。现在有了网络、有了微博，就有那么多人乐于在网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就是胡乱骂几句也算过把瘾，这实际上是人们都在试图表达自己“希望被社会承认的需要”。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其实是难以用外力来长久压制的。以此也可以解释，如今中国人为什么不再像以往那么“顺服”而变得越来越“刁蛮”的根本原因。

　　如果不理解这种“社会心理”和“社会需要”，非得想方设法要将其“扳回”到某一种“既定模式”中，吃力不讨好且不说，反有可能引起更大的逆反心理和行为，重庆的“唱红打黑”即为一例。

　　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是因势利导  孟子曰：“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大禹的故事，不仅仅是我们的祖先治水的经验，更是传统文化中极为高明的政治智慧。

　　社会管理的道理也是一样，对于 “可以载舟，亦能覆舟”的“民者之水”，是疏浚还是堙堵，实在是个大问题。然而，当今中国，用鲧的办法来治理“民者之水”的，仍然大有人在，“乌坎事件”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当广东省的领导舍弃了以往常用的类似鲧的“息壤堙堵”的传统方式，而理性地改用禹“疏浚九河”的应对策略，事件得以以各方共赢的大结局和平解决。

　　乌坎事件给予我们的另一个启发就是，现代社会的治理方式就应该是各方沟通、互动，坐下来讨论、协商，最后大家妥协达成一致，这是一种基本的治理方式，而不是讲靠外力去压迫。因此我们说，真正的社会管理是让人民大众说话，而且他们说的话，决定政策的人要听得进去，不管好听还是不好听，是符合你的心意还是反对你的意见，你都要听。尤其要注意的是，在决策的时候，没有听到不同意见，反而要引起警觉，没有反面意见政府就不能做决策。一定要听到反面意见，要对反面意见采取宽容的态度，这就是一个社会管理的整体思路。

　　当然，这样说并不是不要控制和防范，因为“灭我之心不死”的种种邪恶势力的存在也是客观事实。但是，只要是“民者之水”愿意拥载，妄图“灭我”的邪风还是奈何不得的。

　　社会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有机体  社会是一个具有自组织能力的有机体，这就是说，社会具有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功能。社会要健康有序的发展，其主要的动力应该来自社会内部，即社会的需求。有了人的需求、社会的需求，就会产生想要满足需求的动机，就会产生试图满足需求的行动，社会发展的“依据”就是来自这样的动机和行动。如若反过来说，这就是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常常就是以社会为本。

　　因此我们说，社会有其自己的运行规律，如果我们事事都试图用行政手段去干预，反倒隔了一层。因为社会的事情让社会去办，社会就会根据需要去组织动员，去统筹资源，然后人民大众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如果都用行政手段去管理的话，就会按照行政区划或单位体制去“执行”上级指令，这种管理方式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刀切”，往往跟基层的实际情况与实际需要不相符甚至发生冲突。所以，用行政化的方式去管理社会，是有问题的。我们处理社会事务、缓解社会矛盾，还是要把实际的社会需要放在第一位。

　　结语  本来是要讨论“无察觉危机”的，我的文章却扯到了社会心理上，似乎兜了一个大圈子。现在我们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会“无察觉”？答案是：因为我们忽视甚至无视社会心理。危机的发生，原本就是从社会心理的波动乃至震荡开始的。要消弭这种波动和震荡，不是一个个地去找“源头”，而是要从社会心理的着手，整体地去思考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这样做，才不会稀里糊涂地“无察觉”就陷身于危机之中。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心理只是处于社会现实和社会和谐之间的一个中介物。要真正达到社会和谐的目标，就要痛下决心真心实意地改革，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问题在哪里？人民大众都明晰，不知道，可问政于民。这是解决“无察觉”的根本之道，可能也是唯一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