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国务委员戴秉国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表示，13亿中国人民有权走一条不同于美国和西方社会的、符合自己国情、造福于中国人民也有利于世界的发展道路，任何人都不要指望中国人民离开自己的道路。
单单从字面意义上讲，戴秉国这段话也没有错。中国人当然有权走不同于西方社会的道路。但是，“有权”是一种选择权，它意味着可以选择“是”，也可以选择“否”。既然“中国人有权走与西方不同的道路”，那么，此话的另一层意思，应该包括“中国人有权走与西方相同的道路”。否则的话，在逻辑上就说不通。假如中国人无权“走与西方相同的道路”，那么，戴秉国这话就有问题，必须修改成“中国人必须走与西方不同的道路”，才能勉强说得过去。当然，不排除这就是戴秉国的本意。
戴秉国提到了“13亿中国人民”。我理解，这是一种比较方便，或者说，比较客气的称呼。实质上只是指向9个人或者25个人。他们才能决定“13亿中国人民”走哪一条道路。就像我，在跟人辩论时也会情不自禁地说出“我们”——其实躲在电脑后面的就是区区在下一人而已。但是，如果真要较真的话，我认为，关系到13亿中国人走哪一条道路的大事情，是不是要大家讨论一下，综合大多数人的意见，然后再来公布结果？
显然，在戴秉国看来，美国和西方社会是走的一条路。不止戴秉国持这样的看法，我相信很多中国人都持这样的看法。他们把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比利时、瑞士、意大利、韩国、新加坡等等大大小小的发达国家统统称为“西方社会”，认为这些国家实行的政治、经济制度大同小异。这又是一种脸谱化的误解。
其实，就政治制度而言，实行宪政联邦共和制的美国和实行单一制君主立宪的英国当然相差甚远，甚至同是实行单一制君主立宪的英国和日本也相差甚远。比如，英国的上议院议员是世袭和英王任命的，没有什么实权；而日本参议员是由选举产生的，可以否决众议院的决议，这比英国的上议院的花瓶权力大多了。你要知道，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就是在二战后在美国的监督下仿照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而建立的，几乎就是“全盘英化“，都有这么大的差距，遑论其他？
当然，如果说这些所谓“西方社会”没有相同之处，那么也是自欺欺人。比如，在政治制度上，他们都实行宪政民主，有一部任何组织和个人无权逾越的《宪法》，选举产生国家领导人和行政首脑，实行新闻自由等等。在经济制度上，他们都实行自由经济，国家保护私人合法财产，鼓励自由、公平交易等等。如果非要说这些西方社会有一条共同的道路，那就是政治民主、经济自由。而且，据我所知，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已经或者即将走向这条道路。孙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样的一条道路，中国走不走呢？
这样的一条道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提倡这样走的人，被打成“走资派”。其中最著名的两位，一位是刘少奇，另一位是邓小平。众所周知，刘少奇在文革中不幸蒙冤致死，酿成党内最大的冤案。邓小平三起三落，终于熬出头，成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某种程度上，邓小平提倡和推动的改革开放，就是一个不断深化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只是力度各有不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从好的方面说，我们毕竟在朝这个方向走了。无论如何，哪怕走得比较缓慢，碎步向前的社会值得期待。但是从坏的方面说，因为各种原因，某些领域出现反复和退步。比如，戴秉国的话就放射出这种反复和退步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