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于2012年4月18日的《南方日报》，编辑有所删节，在此发布全文）
当前的舆论环境似乎出现了这样一种不正常的倾向：一个自以为“主流的”理论群体，认定自己的改革主张就是“正确的”，将所有质疑他们或持反对意见的声音，视为“错误的”和“保守的”，甚至直接给对方扣上“反对市场经济改革”的帽子。
比如近期《新世纪》刊发的《反对国企改革的奇异同盟》一文，正是这种不正常倾向的代表作。该文的引子是那份引起轩然大波的、由世界银行参与编制的报告《2030年的中国》。虽然没有明说，但意思却很明显，作者是赞同并支持上述报告的，并预设了该报告关于国企改革的建议是“正确的”前提。然后笔锋一转，将反对上述报告建议的“不真诚的”国资系统人士，和“不自觉的”反对中国走市场化改革道路的人士，称之为“一个十分奇异的联盟”，并质疑这两类人“为什么都反对国企改革呢?”
也许真有那么极少数人，因为不认同中国共产党关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所以不赞同为了发展生产力而实行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进而反对走向市场经济的国企改革。但是，在业已形成的浩浩荡荡的改革潮流面前，这一群体基本可以忽略不计。除此之外，社会的主流力量，从党政领导到理论界、实业界，及至广大普通民众，都期望通过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既壮大国家经济实力，又避免发生贫富分化，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富民强。这种期望是真诚的、朴素的。这种期望在当前又是艰难的和迷茫的，因为现实错综复杂，利益纠缠不清，还有太多的理论未解，因而尚未达成共识。当然，不排除确有既得利益者对破除当前利益格局的不自觉。正如该文所说的，我们需要“通过自由而理性的讨论，使各方立场得到澄清”。但是，该文却将参与讨论的对方直接定性为“反对国企改革”。讨论的议题就从内容上的“怎么改”之分，演变成立场上的“改不改”之争。如此这般，该文作者所代表的一方完胜，对方已经可以出局。如此“帽子”和“棍子”之下（注：皆为该文指责“奇异同盟”的用词），何来各方的“自由”？何来讨论的“理性”？
在可见可查的所有公开观点中，人们所“反对”的“国企改革”，是将国有资产无限度、无规则私有化的改革，是将国家垄断资源让渡给私人及至隐藏其后的跨国财团的改革，是削弱国家综合竞争力而给我们带来“新殖民化”的改革。同时，在另一个方向上，人们也反对强化“国家资本主义”的改革，反对强化权贵资本的改革，反对国有资产全民所有而事实上“全民不享有”的改革。人们更反对任何理由和借口的不改革。显然，“主流的”理论精英所给出的改革建议不能满足上述期望，因而不为社会主体所认同。他们所比划的改革路线图，就是那么一个既粗暴又粗糙的“私有化”。他们天真地认定：只要将国有资产私有化了，就找到了“有恒产者有恒心”的市场经济主体了，于是人的私欲就促使所有人努力工作了，这个社会就进步了，而且还顺带文明了，民主了。他们完全不理解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主观与客观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完全不关注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发展条件与所处阶段的特殊性，完全不理会经济生活以外的国际政治与意识形态环境，更不了解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现代企业制度对私人资本权力的抑制现实。他们除了私有化，还是私有化；要么“休克式”私有化，要么“渐进式”私有化。这恰恰显示了他们自己的“理论上的贫困”。指责对方“反对国企改革”，在舆论上钳制对方，封堵对方发出声音的空间，并诱导民众群起而攻之，更将这种“理论上的贫困”发挥到了极致，也将该文所提到的对“文革”遗风的警惕，映照在自己的身上。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该文还暗示姓“社”姓“资”的幽灵可能重现。这样的意思诱导既不厚道，也暴露了其理论体系的重大漏洞。我们在发展经济的手段、方式、方法等方面，确实不应过多地纠缠于姓“社”姓“资”。只要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只要是“三个有利于”，我们都可以大胆地拿过来用。但是，涉及到改革的方向和社会的性质这些基本原则问题，当然不能回避姓“社”姓“资”！这既是小平同志关于姓“社”姓“资”问题讨论的鲜明立场和态度，也是我党的共识。
我倒是看到有这么一个“奇异同盟”。他们由那些完全接受了西方经济学理论洗脑的所谓“主流的”学者，与各路觊觎庞大国有资产的境内外资本，以及类似世界银行这些“中立的”、“权威的”国际机构，三者正在“自觉的”并“真诚的”靠拢。近几年来，他们不约而同地在媒体上、论坛上、“两会”平台上，发出简单、重复、相同的声音。谓之以“奇异”，是因为虽然他们都以将国有资产私有化为目的，但各自的出发点与归宿却不尽相同。我相信这些学者绝大多数不过是固执地要实现所持理论的实践，是为了扬名立万而已；那些国内的私人资本大鳄，虽然抱着“分一杯羹”的美好幻想，最后终将成为中国历史上以及当今世界现实中广泛存在的列强的附庸；那些环伺中国并已将触角伸进来的跨国财团才是最后的赢家。至于说到这些“中立的”、“权威的”国际机构，我就不方便说什么了。在全球政治经济资源配置皆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最后决断人的情况下，这些机构从来就没有放弃在“意识形态”上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围猎。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
上文说到的他们那些“简单、重复、相同”的声音，在该文中也时有体现。诸如“只有改革国企的垄断格局，才能创造均富的机会”，“在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回报率这两个最主要的指标上，国企都显著低于民企”，“国有部门，特别是国有垄断部门……是造成当前贫富分化的一个原因”，等等。限于篇幅，在此先不展开“讨论”。本文既出，是为挑战。当然，也可看做是古代两军对垒时无名小卒的骂阵。彼“奇异同盟”不愿接招，那便作罢；愿意接招，本“奇异同盟”奉陪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