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朋友的聊天记录
张秉鉴
（一），按过去的老惯例，一般
“毛*泽*东在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说句公道话，“在今天看来也有些不正确和不确切的观点”这句话本身就不正确和不确切，就不符合人类实践的历史事实。
首先，《讲话》是在抗日战争进行到关键时期发布的。“中国已经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这些就是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就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问题。”“使文艺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对文艺的这种期望和要求是完全正确的；或者是，对相应的某些文艺提出这种期望、要求是完全正确的，是当时中华民族的文艺历史使命。这一点，应该无异议。
同样，就全世界的范围来说，欧、美和亚洲多国的文学艺术家（和中国的文学艺术家一样）也都集中的创作、反映了，全世界人民抗击德、意、日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罪行和悲剧，歌颂正义，鼓舞士气，揭露罪行，抨击丑恶。这一点，也应该是无异议的。
另外，文艺或者说文学艺术的各种内容、各种题材、各种形式以及各种流派的“产品”（或《讲话》中所说的“文艺作品”）及其接受服务的“受众”、“消费者” 群体或个体（或《讲话》中所说的“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文艺工作的对象”），实在是相当丰富，即使某一个群体或个体（或《讲话》中所说阶级、阶层），也不是仅有一个标准或一种观念或一种消费方式或一种消费需求……这些群体或个体之中（工、农、兵、学、商、干部、官僚、市民、宗教界人士、知识分子等等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有为宗教、市民、商人、知识分子等各种人服务的文艺，就应该有毛在《讲话》中所提出的为工农兵和干部的文艺。就应该有为他们创作和服务的“革命”“红色”文艺产品供消费。这在地球上也已经产生和存在了很长时间，（包括朝鲜和原苏联、东欧一些国家的“革命”文艺）这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历史事实。
也就是说，为工农兵的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文艺、无产阶级的文艺已经客观存在了，毛在《讲话》中客观的说出来了，这怎么能说是“不正确和不确切的观点”呢？这种文艺有产品、有服务、有受众、有消费，供需完善，直到当前不但照样有“红色”文艺、各种“红色”文化，还有粘高科技光的“红色”手机短信以至“革命题材”的视频信息和网络（手机）电视节目（IPTV）等等。
除了“革命”“红色” 文学艺术的实践，在我国和前苏联等国家，也都有研究“革命”“红色”文学艺术的专著和专家，无论是较为优秀的或很不入流的，都会对人类文学艺术的发展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和教训，这都是有益的。
“不正确和不确切的观点”这句话，实在是伪证性的假话空话诳语。一切“伪证性的假话空话诳语”来定调子评论毛的《讲话》，这不公道。一句话，人类历史上，你有你的文艺，我就有权可以有我的文艺，应该有我的为工农兵和干部的文艺，都具有合法的生存权利，这才公正平等。所以，今天我们的社会能欣赏到红色革命文艺、美国大片、港台电影、流行音乐、现代绘画、优秀的电视节目、（最近广电有点烦的）电视古装戏、网络视频、动漫游戏、体育表演、行为艺术、当代西方各种主义的建筑、可口可乐的广告以及赵本山的二人转和小品等等、等等。其实，没有100%的“全社会”或“全民”的某种文艺内容、文艺形式，最多是冠以“大众”（一种泛指的概念）的名份而已，“分众”、“小众”、“窄众”一类概念还比较恰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不要教导人家偏食嘛。
（二），当时延安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其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毛发布了《讲话》，《讲话》是在“运动”中诞生的，又运作经营于“运动”。
另一个问题是，直到1976年毛去世，毛和全党对《讲话》一直都没有异议，没作修改，也不容任何歧见出笼。《讲话》从1942年5月开始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都在强势的指导并统领着中国文化、文艺甚至整个社科界的理论和实践，前后长达半个世纪以上。
所以在以后接二连三的频繁政治运动中，每次运动中《讲话》都不断的发挥着不同的重要作用，成为一轮又一轮运动的“有力武器”，甚至在解放后的不同运动中已经武器化了的《讲话》，被一些人当作打压和排斥不同意见或整人的利器。学术界、文化艺术界、大专院校为主的教育界、报刊杂志新闻出版界等行业，在文*革时期都成了被打压和被整的重灾区。这正是《讲话》中所反复强调的，并延续运作经营着：（以下文字均出自《讲话》）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封建主义思想斗争的需要，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并要做组织上的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延安文艺界已经展开了思想斗争，这是很必要的。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
（三），毛《讲话》的发布实质上是一种“颠覆”，是一种对马克思文艺史观、对中华传统文艺发展史的颠覆。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甚至于斯大林对欧洲古典、宗教、资产阶级的文艺成果的态度是温和的，对资产阶级“文艺复兴”和其后发展的文艺实践是肯定的。马、恩都曾高度评价资产阶级“文艺复兴”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恩格斯写道：“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马克思称莎士比亚为“人类最伟大的喜剧天才”。
在五四以后，中国文化艺术界兴起的诸多思潮，出现的各种流派又何尝不是西方和苏联（也是欧洲）文化艺术的冲击与融入的结果呢？甚至不少思潮与流派是欧洲文艺直接移植、克隆、复制的。海外留学的学子和归来的学者、艺术家无疑是这种局面的直接营造者，他们将欧洲传统的文学、绘画、音乐等文艺作品和正在流行甚至刚刚兴起的艺术风尚引进中国。
解放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紧紧抓住枪杆子和笔杆子，大兴政治运动，狠抓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斗争，传媒、出版和文艺舞台改造成社会主义公有化，直到彻底的文*化*大*革命。的确不再有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之外的文艺了（无产阶级也有不“革命”的文艺和亚文艺），这必然造就了空前的全国8亿人看8个样板戏的历史奇迹。
但即使身在延安的毛，当时也是戏看“平剧”（京剧）、书读“红楼”，与美国女作家跳交际舞，解放后还是书照读、舞照跳。这三样东西，前二个已经是中国文化传统符号性了的国粹，后一个是欧洲泊来品，毛把这类东东也都实实在在的兼收并蓄、拥揽入怀。
还有一个问题，“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马恩列斯都读过“世界名著”，欣赏过世界杰出艺术家的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作品，聆听过世界音乐大师的名曲和优秀乐团演奏的乐曲，他们起码明白“不懂审美的人不能称为完整，而懂得美的民族必定伟大。”中国的（包括延安的）工农兵，难道不需要、不能够和不能像他们的“领袖”（马恩列斯毛）一样去看名著、听名曲、欣赏美术作品吗？只能消费8个样板戏类的文艺吗？
（四）《讲话》是否也很“山寨”呢？
马克思、恩格斯谈文学艺术的文章，更像是社会学专著，水平很高，很具现实性与实用性。但也只是文学艺术研究中的一种，而非文学艺术的全部。
在中国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自己并不真正精通马克思主义，甚至没读过马克思的原著，竟以马克思主义者的面貌自居，打着“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应用大旗，玩弄——拉大旗作虎皮、拉虎皮作大旗的把戏。
这也是中国特色之一。你说——我是孔子主义者，没用，最多是最近的于丹那样。你说——我是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用，没有人理睬你。但一个拥有权力的人，不用说，他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不是都是，权威、大旗、虎皮等等，都集于一身了。朋友，如果你们机关里管你的那位处长，正是这种马克思主义者，以他的“标准”把你训斥理论了一番，你将怎么想呢？如果持“不屑”的态度，你倒挺宽容。如果你心里打了个“结”，这个结有可能变异成“仇结”。你想，街头小贩遇到了城管马克思主义者，社会穷人遇到富人马克思主义者……这个结就成为“仇富”和“仇权”的“结”了。再往下咱就不用多说了。
这里说的是“山寨”现象，这跟《讲话》能连上吗？
可以划3条线。①，1942年可以画一条线，即1942年当时全世界文艺发展到了一个什么状况，这是与《讲话》直接相联结的一条线，纵横一比较，视野、水平、胸怀、战略、应用性等问题，也就清楚了。②，从《讲话》发布后到文*革结束的1976年可以画一条线；③，1976年后的20年也可以画一条线。1942年到1976年时世界文艺的发展全貌，1976年到1996年全球化的文艺发展的生态图，历史性的把纵向视野和全球化的横向视野一比较，是不是“山寨”的问题，就一目了然了，你自己就得出了差不多的结论了。“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进入本世纪，文艺发展迅速，文艺市场繁荣，商业化味道特浓烈。
从文艺复兴后，尤其是欧洲，仅文学艺术领域的发展，让人目不暇接，突飞猛进，发展到进入21世纪是一个什么状况？这是涉及众多学科，要多位专家才可以完成的课题。在这里，我们无力搜集列举这些海量的历史事实和数据，只说几条吧——
1942年前，第一座无线电台的播音，电影在欧美的出现，舞台艺术的多样化，使19世纪的高雅艺术得到一种新的解脱，娱乐和流行的文化艺术，推开了新世纪的大门，不同的方式（别忘了还有世界博览会）吸引了不同的人们的不同消费方式和消费内容，人们通过视觉和听觉感觉到了一套套激动人心的文艺新体验。
到了1942年，电视早已经出现，并在1937年开始转播了体育比赛；世界奥运会已经举办了12届；电影对大众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乱世佳人》已公演了4年，其票房收入至1996年统计仍居票房总收入的第一位，好莱坞成为创造天才和文艺奇迹的新体系；美国百老汇，既演出高质量具有创造性的演出，又能满足部分观众的基本声色之欲，又有商业票房的巨大成功；无线广播、电视、电影已经被称为“新媒体”；科学技术的进步，并转化为文化技术，使印刷、出版、报刊和广播电影电视传媒实体、舞台演出、建筑、音乐、美术等造型艺术以及人体外包装的服装系列等等，全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暂列到此为止吧）
上述这些，在延安的主要媒体和出版物上，极少有反应（除了文学和翻译苏联的文艺理论之外）。可能大环境决定了主要精力都放在打仗、内部政治运动、组织整顿等方面，无暇顾及世界文艺，也没有领导定题和专才研究，这些都不必强求、多议。
但孤陋寡闻也是事实；即使不孤陋寡闻，其主要着眼点——是否把当时世界文艺全貌作为考量的对象；是否认同当时世界文艺发展的现状和趋势；还是主观偏爱，所谓马列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的既定概念，或者干脆“你们那一套，我压根儿就是不喜欢”等方面的问题。这些也标明了“山寨”版的成色程度。
毛的文艺观与批评观主要还是受到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的影响，这也是“英雄所见略同”吧，列宁将文学看成是革命工作的“齿轮”和“螺丝钉”，文艺要为千千万万的大众服务。毛的《讲话》也同声强调了这些，并把文艺强调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需要阶级斗争，同时特别强调了文艺的社会作用、革命作用。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或者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马列主义”，算不算“山寨”版？
在《讲话》中所体现出的文化观、文艺观方面的视界眼光和水平还体现在对待文艺工作的理论认识的概念中——“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那马克思、恩格斯在文化、文艺问题上的定义呐？教科书上的定义呐？再说，“定义”本身就是前人的文化可传承的那部分，是你之前人类集大成者，要不怎么会列进教科书和工具书中呐？这是不是也很“山寨”吆？
1942年前后距今已有65年，不是专有所学，较少涉猎，所以我们简要的列出一些。文*革结束的1976年到如今，全国、全地球在文化艺术方面的发展，“地球人都知道”，就不再浪费篇幅了吧。（这是纪念《讲话》65年时旧稿的一部分，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