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凡是金融技术层面的改进都称之为改革，让人预料不到的后果是体制性复归

或许，我们如滥用抗生素一样滥用“改革”——无疑，改革对于一些体制痼疾的疗效恰如抗生素一样不容置疑。如果一点小毛病就用大剂量抗生素的后果，历史必将证明，过于强调金融的体制性，结果是诸多可以在技术层面解决的问题变成了体制改革。而让人预料不到的后果将是体制性复归。因为大的改革，最终拍板权必然来自顶层。这无疑贬损了改革本身。但无论是利率市场化还是汇率形成机制，无论是人民币国际化还是新股发行，均属于由谁定价、如何定价的技术问题。

如果把这些问题均称之为改革，则一部华尔街市场演变史就可称之为一部金融体制改革史了。我们需要厘清什么是金融改革，其他事情应允许金融机构和市场自行解决。

现行金融制度并非不需要改革，所有制和市场垄断正亟待改革。但现在有用技术改良取代制度变革的趋势。比如，以近期的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十二条”为例，如果温州改革涉及所有制和反垄断，则可称之为改革；如果立足于解决金融资源进入实体经济问题，则是技术攻关。前者涉及民营资本能否真正办正规金融机构并延伸出一个地方性金融市场 ；后者则仅需要在国有、垄断的金融机构内研究并设计某些产品即可。

我们经历过重大的金融改革：1992年小平南巡谈话后正规资本市场的形成；1996年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脱钩，出现了国有和合作制两种所有制形式；2005年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另外一些内容则纯属技术安排，比如一行三会管理格局、资本充足率、汇率形成机制、利率市场化等。

当前金融体制改革的重大需求有二：一是所有制需要改革。若国有控股的大行格局很难改变，则必须在民营金融层面想办法，以增量稀释存量，否则我们越来越像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的金融体系，而后者最终演变成悲剧：恐龙（超级体量大银行）的形成以及灭绝。二是垄断性问题的解决。但我们现在看到了一幅令人啼笑皆非的金融改革路线图：起点是为了引进市场机制以增强活力，终点是加剧垄断经营。这可以解释为何负利率下银行仍可轻易吸收到存款，同时民间高利贷横行。

此外所有的内容均与改革无关，仅涉及技术问题。一如货币政策应是数量型还是价格型，中间目标是广义货币还是利率，央行是否应调控资产价格等；二如金融监管应该重风险还是重合规，监管安排涉及的技术、透明度、准入和退出等游戏规则，很难跟体制改革沾边。三如银行应多向大客户贷款还是侧重小微企业？单个银行的利润多寡、客户结构取决于各机构董事会决策和分支机构执行力。我们花了20年时间把银行改造成为逐利的商业主体，现在觉得他们盈利太多、客户结构失衡，是用一纸行政命令还是通过股东会决策影响之，无非仍是个技术问题——结果上的差异不会很大。

如果把上述内容也当成了改革，会造成体制复归。既然是顶层设计，则最终责任人更多地演变为改革设计者——往往是官方。进而，市场成分越来越低，行政色彩越来越浓，我们离责权对称的制度安排越来越远。

当我们把已经习惯了的金融改革表述回归到技术层面，这毫无贬损改革者的意思，但将有利于真实推进中国金融技术体系的进步。因为，既然不是改革，那就让市场机构多想些办法，决策者只需要正确激励即可，其一切努力是遏制自己替代市场做微观决策的冲动。而市场应该作出创新，正如一般企业那样，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才是生存之王道，否则必然是拼资金、拼客户、拼投机的霸道。作为反馈，监管是让机构在创新和投机间作正确选择的必要技术安排。一部貌似复杂的金融“改革”，如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