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轻”类悖论
廖仁平
关键词：文人 同行 相轻 悖论
摘 要：简介了一些“文人相轻”事实并分析了其悖论性质及其成因，提示现代系统科学思想及实证调查分析方法以及谦逊包容等可以克服此类悖论。
前言
“文人相轻”一说自古就有，早期中国文献记载之一如三国·魏·曹丕《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准确地讲，文人间既有真相轻的成份，也存在着惺惺相惜的相重成份，同时也存在着相当部分质疑成份。不同时代文人间这些相轻、相重或质疑成份的比例可能不同，其一般历史表现为某种动态概率密度分布（可惜至今也没有任何实证研究材料可供参考）。探讨其中的诸多悖论现象，可以提高人们的思维水平。
“文人相轻”类悖论性质分析
“文人相轻”是一种比较典型的社会系统悖论，它既有点似是而非，又有点佯谬色彩，同时还存在着语义误解。说它全是似是而非显然不对，因为古今中外的确存在着大量文人间彼此轻谩的事实；说它是绝对的谬论吧，似乎也不全对，因为古今中外同样的确存在着大量文人间彼此敬重的事实；说它存在语义上的歧义主要指许多人并不认为“文人相轻”有什么不好，这些人实际上对“文人相轻”中的“轻”字意义有其特定解释，他们将其更多地理解为质疑。如郭宇宽之文----没有“文人相轻”，哪来思想繁荣[1]。
“文人相轻”实例及其对文明的副作用
刘奇叶在“文人相轻，中国文化的一种诟病”一文[2]中，介绍了中国历史上一些知名文化人士“相轻”的事实及其危害，读之实在令人扼腕。此摘录部分原文如下。
在中国历史上，历来流有文人相轻的陋习，这种顽症，一直从远古沿袭至今。他们多是热衷于忌贤妒能，相互讥讽、诋毁，甚至扼杀。古时就有三国奇才周瑜妒嫉卧龙诸葛亮，唐代卢杞忌妒颜真卿，北宋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敌对，杜甫不喜陶渊明的风格，欧阳修瞧不起杜甫的诗，张居正惮忌海瑞，左宗堂妒忌曾国藩的才干等等。现代的则更多更明显。仅鲁迅可堪称善战斗士，他与胡适由朋友到关系恶化后，两人相互直接批判，最后胡适不敢应战，采取“老僧不见不闻”的态度回避。鲁迅与左联的矛盾，应是从徐懋庸开始的，后来他们的争论和争吵涉及更多的文人。鲁迅对左联作家中最不满的是“元帅”人物周扬，“憎恶和鄙视”田汉。晚年鲁迅很孤独，他的人生最大变革则是与周作人的交恶，兄弟俩甚至难容相处，到了动粗的地步。诗人徐志摩去过英国，对鲁迅发言霸厉，目中无人，称中国除了他再也没有其他人更懂莎士比亚了，让鲁迅大为光火，直批徐志摩只会脱离现实吟风弄月的。郭沫若直到鲁迅逝世后仍怀不满，念念不忘对鲁迅大张挞伐和讥讽，有人怀疑郭天生跟鲁过意不去。挞伐白热化最肆意的当属沈从文和丁玲。先是沈从文在《记丁玲》中把丁玲跟胡也频的结合写成是出于单纯的“肉欲”需要，歪曲胡也频与丁玲结合是受了革命宣传的欺骗与迷惑。丁玲认为沈从文玷污了她的名誉，使她在晚年时写出了《也频与革命》一文，对沈从文进行了无情鞭挞。沈从文还曾经指责丁玲获得斯大林文学奖是“政治肯定多于文学成就，是造神运动下的产物”。沈从文与萧乾的矛盾，则缘于学生萧乾关心他的住房困难一事，却被沈从文视为往他脸上抹黑，有人说是双方思想的理解错误。直到逝世，沈从文一直没原谅过萧乾。丁玲蔑视周扬，周扬轻视丁玲，更多的是政治上的意义，但与传统气节贞操也不无关系。徐悲鸿和刘海粟，同是中国近现代美术的奠基者。一个坚持写完美主义，一个钟情于后印象主义，正因为他们在艺术风格上的差异，使他们在艺术道路上针尖对麦芒。徐悲鸿甚至出口骂刘海粟为“汉奸”，两人的恩怨漫延了一个世纪。还有萧乾跟马烽的争执，硝烟弥漫到双方肉搏之中，真叫人扼腕叹息… 但非常遗憾的是，文人相轻这种恶习仍然沿袭当今文坛。如不少地方文人之间经常发生口诛笔伐的事件，事态甚至发展到动粗的地步，还有近来童话作家郑渊洁退出作协事件，均或多或少隐含了文人之间相互妒嫉未能宽怀大度难以相容的不和谐一面。…中国式的嫉妒特征是：我不行，你也别行；西方嫉妒的特征是：你行，我比你更行！值得深思的是，西方的嫉妒决不是中国式的相互讥讽，互相诋毁，相互折台，甚至走极端人身攻击乃至扼杀一切…[2]
“文人相轻”原因剖析
思维局限、竞争压力、不良道德等应当说是导致各种文人相轻现象的主要根源吧。
网名为桑榆子的网友在为“文人相轻” 把脉问诊时比较有说服力地阐释了中国传统感悟性文化影响下形成的思维局限是如何客观上导致“文人相轻”系列事实，此摘录如下。
学者已经阐明，我们从祖先那里承袭下来的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是“以个人经验合理外推”（见《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刘青峰著，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我们由此可知，导之于这种思维方式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带有直观和思辨的色彩。这里存在两个缺陷。其一，由于个人经历、认识能力不同，以及各自所处客观条件和所代表阶层利益的差别，使得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事物的经验千差万别，而据此进行的直观外推，也就不可能超脱个人经验的差别，从而难以上升和形成为抽象的、通约的理论。其二，合理外推过程中，先贤们更多强调的是主体对于客体的“参悟”作用…当合理外推一旦越出直观所能把握的领域，观点和思维就含混不清，矛盾、神秘、臆断随之而产生…先贤们不可能找到和演绎出共同遵循和评判是非的统一、正确的标准和法则。由于不能超脱个人经验差别，同时又缺乏彼此认同的标准，因此，各家之论纷繁复杂，交织着矛盾。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无法求得矛盾的解决。其结果必然是求同不能，存异则将长久。这就是“文人相轻”产生的认识根源…在汗牛充栋的文化遗产中，我们没有发现一致的、逻辑的方法论，更难以找到一条与现代科学理论接轨的清晰脉胳。在此，歧义产生的严重性不在于其纷繁复杂和矛盾，而是在于认识难以上升和统一到科学和逻辑的轨道。在缺乏彼此均可遵循的思想方法和评判标准前提下，一个符合逻辑的结果就是，学术上彼此误解、怀疑和否定，即“文人相轻” … [3]
至于说因为在竞争压力下，一些品德不良者故意忌贤妒能，相互讥讽、诋毁，甚至迫害的例子算得上汗牛充栋了，此就不一一列举了，相信多数国人在其人生中都直接或间接地感知到了这些“相轻”的事实。
“文人相轻”的积极意义
郭宇宽之文----没有“文人相轻”，哪来思想繁荣[1]比较清楚地论述了“文人相轻”的积极意义，此摘录部分原文如下。
…如果我们将“文人”用知识分子来理解的话，那么文人相轻就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而“相轻”是知识分子的天然属性之一。甚至我认为，文人相轻恰恰才是知识界健康生态的表现…历史上文人最相轻的年代，就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年代，儒墨道法各显神通，你指出我的不足，我指出你的欠缺。其实说白了，百家争鸣就是百家抬杠，或者百家互掐。这时候文人相轻的程度达到顶峰，而且知识界的这种生态极大地刺激了各路学派的灵感和创造力，造成了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空前的繁荣。那时的知识分子必须直面意见市场的竞争，接受公众的检验，因此只有最有竞争力的思想才能不被淘汰出局… 今天中国的知识界最缺乏的就是公开公平的批评环境。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呈两极化分布，要么是拉帮结派、党同伐异，以恶毒的政治手腕相互打压，要么是相互吹捧，你好我好大家好，颇有“小人之交甘若醴”的味道，这都不是健康的知识分子生态。更恶心的是，我见过过去高校里有很多学者或者文人，见面讲话特别客气，背后给人穿小鞋，下黑手，从来不把相轻摆到台面上来…可喜的是，如今有一些健康空开的批评和争鸣正在出现，而社会上许多人将之斥之为“文人相轻”。在我看来，持这种观点的人是没有将知识分子当作一种需要公众检验的职业，而是将它当作一种资格或是一个标签。像春秋年代那样，真正的知识界，是需要有“相轻”的批评才能出现的。…只有被无数人公开“相轻”过、检验过的观点和意见，才能真正立得住脚，才是知识分子对这个时代真正的贡献。[1]
“文人相轻”与“同行相轻”
实际社会生活中，相轻的又岂止是文人？凡同行，在特定环境中都难免有相轻的冲动。比如这个贼会说那个贼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这个打铁的会说另一个打铁的连节奏都掌握不好，这个中医师会说另一个中医师是骗子，这个杀猪的会说另一个杀猪的三刀捅不死猪糟蹋了行当等…
就连科学家们也并不能全部免俗，也常见一些“相轻”现象，特别是在一些科学标准不太完善或证实证伪比较难的科学领域，掌握相对真理或局部真理的各方，特别容易各执一词互不妥协，如中医科学、地震科学、气象科学、系统科学及大多数社会科学领域等，这些科学领域中的科学家们“相轻”中既存在着有正面科学价值的质疑，也存在着个别科学同行间的羡慕忌妒恨。
当然了，与“文人相轻”一样，“同行相轻”也是一个典型的社会系统悖论，它既有点似是而非，又有点佯谬色彩，同时还存在着语义误解。
“文人相轻”悖论的克服
弄清了“文人相轻”的悖论本质后，就不难找出克服它们的基本策略。
首先，如果不得不轻的话，也要轻事不轻人。对同行们的学术成就中不完善甚至于荒谬的部分，可以轻之，就事论事地讲道理就是了，这有利于共同提高，这是正常的学术交流或切磋。但要注意防止不必要的人身攻击。
其次，要学习现代系统科学思想及实证分析方法，预防以偏概偏甚至以偏概全。
再其次，要学会理解与包容。没有人是全知全能者，一个正常人，只要不是故意，犯点错或做得不完美很正常，彼此理解包容不仅能让人心情愉快，也能使人不断进步。反之，轻人者不仅自己得不到任何好处，反而会让旁观者们觉得轻人者的品位不够高（科学打假中的揭露与批判，不能归入相轻之列）。
参考文献
[1] 郭宇宽：没有“文人相轻”，哪来思想繁荣;www.my1510.cn/article.php?id=72079 2012-3-15
[2] 刘奇叶：文人相轻，中国文化的一种诟病；news.sina.com.cn/o/2009-08-25/00011617665 ... 2009-8-25
[3] 桑榆子: 为“文人相轻” 把脉问诊; www.aisixiang.com/data/1256.html 201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