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人口红利有两层含义，如果从第二层意义即储蓄和资本供应上看，它也不是经济高增长的必要条件。其实，一国资本是过剩还是不足与人口结构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美国经济学家William R. Cline所著《作为债务国的美国》一书中对各国历史上债权债务状况作了一个统计，这个统计表明，很多国家反复经历过资本过剩和资本不足的循环，即某阶段是资本过剩对外输出资本，下一阶段又是资本不足，需要资本输入。通过比对发现，资本输入输出与当时的人口结构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例如，日本统计学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是从1970年开始并于1990年结束的，但该国在1960年代中期就已成为资本过剩国并于1980年代成为全球头号净债权国，此后这一地位并未因人口红利消失而消失。

 

　　其实，影响储蓄率和资本积累的因素非常多，人口因素仅是其中之一，并且很可能不是最重要因素。如果用开放视角看问题，担忧人口因素制约资本积累，进而制约增长，就更没有道理了。

 

　　那么，从第一层含义上来看，人口红利的消失是否会让中国高增长戛然而止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要先弄清经济增长的源泉。

 

　　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有三个源泉：劳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即投入以外的因素，如技术、管理等）。没有人否认中国经济增长的粗放特征，但这是否就意味着TFP在增长中没有作用呢？学术上对此有许多研究，结论分歧也很大，最高的认为过去增长有一半是TFP创造的，有的测算出TFP为零，甚至还有研究得出的结论是TFP为负。这些研究因分析方法不同，孰对孰错，这里已无从验证，只能进行一个直观判断：过去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不仅体现在总量上，劳均GDP增长率也相当高，如果没有TFP的功劳，在资本边际回报不变或递减的情况下，劳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无法实现增长的。

 

　　至于TFP的作用到底有多大，我倾向于认为比较大。这个判断主要是建立在技术和管理外溢这个概念上的。我们知道，中国启动改革开放时，已落后于世界正常产业科技水平至少一个梯级。当时，第三次科技革命第一阶段在主要国家已完成，而中国主要还是在搞第二次工业革命，有不少指标连国外第一次工业革命时的水平也没有达到。试设想有两个水位落差很大的水池，当把中间隔板慢慢抽开时会发生什么情况？低水位池子一开始水位肯定快速上升。改革开放就好比是抽掉这个隔板，国外的市场制度和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迅速外溢到中国，中国的TFP自然提高得很快。技术扩散有一个规律，就是技术落差越大“后发效应”越明显，加上要素投入（劳动和资本）本身也增长得很快，合在一起就是GDP的快速增长了。也就是说，中国过去持续两位数的高增长，是劳动投入、资本、TFP三个因素并驾齐驱的结果。对比之下，像欧洲美国这样更依赖TFP的国家，长期潜在增长率仅有2%-2.5%。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连续30年两位数增长这样的奇迹，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为什么这个奇迹只发生在中国？就是因为只有中国出现过上述三个因素的长时间重合。邻近的日、韩、台等经济体，要么要素投入空间消失较快，要么一开始技术（或体制）起点就远高于中国，它们“奇迹”的时间自然就要短一些。

 

　　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前景，目前是国际国内学术界的热门话题，总的来说，外国人对此更乐观一些，本国人更悲观一些。乐观的人认为2023年之前仍能保持9%高增长率，此后仍能保持5.5%左右的增长，悲观者则认为在未来几年内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就会下降到5%-6%甚至更低。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上述三个因素判断不同。

 

　　先看劳动投入因素。虽然存在提高劳力参与率、延迟退休等方法来挖掘潜力的可能，但人口红利消失后，劳动的约束基本上是硬性的，低成本劳动时代的远去是无人能够改变的事实。资本因素倒是不必担忧的，如前所述，人口对资本供应的影响很有限。这样，剩下来的决定因素就是TFP了。如果断定过去增长TFP没有起到作用，那么，潜在增长率快速下降就是无法避免的，这正是悲观者的理由。如果认为过去TFP发挥了较大的作用，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未来TFP能够维持不变？还是必定下降？还是有提升潜力？

 

　　毫无疑问，下降的压力始终存在。随着中国与最先进技术之间起初的巨大差距快速缩小，外溢效应将呈自然衰减状态，进一步缩小与发达技术之间的差距越来越难。前沿创新比模仿山寨要难几百倍，几千倍！经验表明，部分国家在经历高速增长后，人均收入与领先国家之间始终存在一个无法跨越的差距，究其原因，乃因为它们技术和创新始终无法站在最前沿，因此，劳动生产率或资本效率进而TFP总是与最前沿存在差距。有研究表明，在人均收入达到1-1.6万美元之前，缩小与先进技术间的差距相对较为容易，但过了这一门槛之后，难度就陡然上升。中国目前人均收入只有4000多美元，若此判断成立，那么在未来几年中国总的增长率，还只会受到人口投入这一个因素的制约，甚至还存在通过提高TFP来抵消人口因素负面作用的可能。等过了某个临界点之后，大概三个因素中就有两个因素成为硬约束了。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未来中国能否持续保持高增长，可为的因素、也是关键的因素就在于TFP。过往TFP主要是通过技术模仿和制度改进（其实是制度模仿，因为市场体制和市场化的管理在发达国家都已经存在）来达到的，这种模仿可能在短期仍然有一定的空间，但从理论分析和事实观察来看，随着时间推移，模仿的难度会越来越大。这意味着，如不进行实质性创新，等模仿无法进行时，中国经济将必然进入一个低增长的陷阱。

 

　　过往30年，我们不断朝着市场化方向进行制度改进，模仿和引进先进的体制和技术，但这种局面近些年出现了一些倒退，大量的垄断和政府干预、低劣的司法环境，阻碍了效率的进一步提高，阻碍了技术创新的出现。可以说，如果日益背离市场配置资源这个大方向，TFP一定就不能得到提升，进而无法起到抵挡经济增速下滑的作用，反而有可能出现大的下降，一旦这成为现实，那么在劳动投入硬约束环境下，经济增速出现突发性、不可逆的下降就在意料之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改革、朝着市场化方面的改革，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并由此激发创新，才是抵挡或减慢经济增速下滑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