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此前温总理预期了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将减速增长为7.5%、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4％左右的年度目标，但上述一季度的国民经济运行数据仍然令财经分析家感到意外，专业机构的调查显示对一季GDP增速的预期中值为8.3%，而一季CPI的增速也高于普遍的预期。

 

　　通常年中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会有所加速，而居民消费价格涨幅也受经济运行拉动上升。分析家普遍认为今年GDP增长不会超过去年的9.2%水平，而CPI的增长可能不低于4%。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则表示：“尽管中国一季度的经济增速在继续回落，但是从多个角度观察，增长基本趋稳，呈现出缓中趋稳、整体稳健的特点”。

 

　　一季经济数据也显示出，自去年以来中国国民经济运行的走向，符合世界银行与中国智库合作最新研究报告结论。该报告展望中国经济发展趋向，指证中国经济增长率今后将逐年平均下降0.2%。

 

　　我以为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告别高速增长时代，今后经济增速减缓和通胀水平高企并存，将是中国经济运行的一种长期现象。

 

　　这种经济增长减速而通胀高企的经济现象，正在呼唤中国政府加快进行相关经济政策的三项重大调整。

 

　　第一项重大调整是：

 

　　中国政府在施政上必须加快进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

 

　　2千年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平均增速超过10.2%高速增长,社会总收入这快大蛋糕越做越大。但是伴随经济高速增长却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这些年来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现象越来越严重，一般国民在大蛋糕的占有比例缩小，国民收入分配上呈现了公平正义失衡。

 

　　收入分配失衡的一个表现，是在中国目前分配结构下经济增长的利益，更多的流向了少数暴富族群，而多数居民的收入在国民收入所占的比例过低，加上高企的通胀以及可怕的“通胀递延”效应，导致多数居民的实际消费力增长远低于总体经济增长。

 

　　近日传媒提问老百姓觉得自己收入的增长低于经济增长，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在回应这种情况时承认：“大多数居民人均收入低于平均数，……就是说有超过50%以上居民的收入低于平均收入，大家感觉自己的收入水平不比平均数高”。

 

　　分配失衡的再一个表现是，近年来反映分配结构不公的中国基尼系数不断攀升，目前已经超过0.5，早已越过了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0.4警戒线，这表明多数人的收入严重偏低，财富过度集中于极少数暴富者，财富分配不公现象日益严重。政经学者认为这是严重的公平正义缺失，将导致社会失衡的冲击力暴发。

 

　　这种状况就民生而言是分配不公，而反映在经济需求上就体现为居民消费力远低於潜在的社会产能，内需不足。如果中国政府不能在施政上有效解决居民消费力低下的状况，内需将始终不足，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内动能也将低迷，经济增长的减速效应更加明显。

 

　　这导出了严重的后果，在今后中国经济一个基本趋势是增速减缓而通胀高企的情况下，如果政府方面任由分配不公情况继续恶化、或者施政对策作为不力，将导致两个严重社会问题。一是多数居民消费力增长低下导致内需始终不足，越益增加了国民经济增长的减速力，加剧经济减速，形成经济减速与内需不足并存的恶性循环；二是中国基尼系数将攀升到社会不能承受的地步，老百姓要求实现分配上的公平正义诉求集中爆发，形成大规模社会公共事件。

 

　　温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抓紧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这是今后中国政府施政中非常紧迫的事项。人们期盼政府尽快出台相关的具体施政对策，真切引导分配结构向利民、惠民方向调整，实现国民收入分配公平正义，保障民生福祉。

 

　　第二项重大调整是：

 

　　中国政府须改变主要依靠大项目拉动内需的经济发展模式，通过相应改变投资导向，加大对民生消费品、服务与集约化农业的投入，促进经济发展向民生消费倾斜。这是一项促进经济发展、扩大内需，同时能够较好实现民生改善的调整。

 

　　这是因为 “扩大内需”和民生有关，但扩大内需不一定就是改善了民生。由此国家经济政策必须加大向民生消费倾斜。

 

　　下面提出一些相关分析。

 

　　前些年国家扩大内需的基本策略是把增量投资引导投入大项目。这种模式确实提升了经济增速，扩大了内需。例如高铁大发展这种类型的大投入、大建设，就消化了大增量的货币，也培植了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但是这种模式也有其不能持久的特征，而且与民生改善有相当距离。

 

　　一是这种大项目高速成长的模式意味着供给与需求的平衡点较快的到来，中长期发展趋于减速，即对内需的拉动是相对短期的。

 

　　二是这种模式对“内需”的拉动，主要是在非居民消费性领域的产业，形成在产业链内部的增长循环，而延伸到形成终端民生消费的比例小。这导致了中国国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严重偏低于国际水平。2千年以来中国家庭消费只占GDP的三分之一，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也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55%的水平。这表明目前以大项目拉动“扩大内需”的经济发展模式与民生改善有相当距离。

 

　　这造成了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在2方面存在缺陷。即经济总量高速发展，而同期居民实际消费力总量的增加却严重偏少；同时非消费性产业高速增长，而终端消费性产业发展较慢。近些年肉类、蔬菜、粮油价格的轮番上涨，就是这种发展模式缺陷的真实表现。

 

　　如果中国政府继续延续这种以发展大项目为主“扩大内需”的经济发展模式，居民收入和经济发展不匹配现象持续，加上轮番上涨的消费品价格吞噬实际购买力，这对民生改善的抑制将更甚于经济的减速。

 

　　我认为对症的药方就是中国政府须调整投资政策，鼓励国家与社会资本大幅度增加对民生消费品、服务与集约化农业的投入，这将引导国民经济投资方向的重大调整。

 

　　第三项重大调整是：

 

　　国家适度调整进出口贸易政策，放宽、甚至解除对于国内供给不足、而又属于基本民生消费品的进口限制。这是指国家进行包括在准入和税收方面的政策调整，降低国内短缺的消费品进口门槛，这将有利于民生改善。

 

　　增加农产品的进口。在农产品方面显见的事实是，中国农产品生产集约化程度低、增长缓慢的情况将长期存在。中国农产品价格与居民收入的价格比，高于许多发达国家。部分肉类价格、食材价格甚至高于欧美国家。国内农产品价格的轮番上涨，对集约化程度极低的中国农民增收效应不大，却对居民日常生活负担的影响大。增加农产品的进口，短期可能引起国际、国内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但中长期将有利于稳定国内肉类、粮油食品的价格。这是国际上发达国家农产品集约化生产能力的富余所决定。反而那种只在国内特别短缺情况下突然大量进口农产品的政策，更加剧农产品的国际、国内价格上涨，引发相关产品价格的大幅波动。

 

　　增加悠闲消费品进口。又例如对于所谓奢侈品的高关税政策，导致许多民生消费品价格远高于国际平均价格，这也抑制了民生消费与生活素质的提升。

 

　　由此鼓励进出口贸易向利于民生消费方向调整，当是中国政府的一个政策选项。

 

　　我认为，在中国面临经济增速减缓而通胀高企的时代，探讨中国政府可以采取的相应经济政策调整，这是经济学界的责任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