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讨论重启改革议程，往往思维比较局限，难免“盲人摸象”看不到利益与观念的源流。当改革走到“深水区”，意味着不能再对困扰中国百年的“转型”大命题再含糊其辞。从传统中国走向现代中国，从山坳走上平川，才是正道。当然，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各个局部领域的技术性调整不重要，而是当前日渐浓郁的社会暴戾气息，可能已难容许过往的渐进式修补在纾缓社会张力上的不足。有识精英间的共识凝聚和思想文化上的民智觉醒，方可弥合与再续上个世纪以来被“救亡”压倒的“启蒙”，使改革真正具备广泛基础和强大动力。否则，改革的命运可能重蹈覆辙，此古今中外皆殷鉴不远。

源之不存，流何有自？在这里，试图追溯改革的源头：中国的现代性转型。那也是通往中国亿万国民无穷福祉的应许之地。】

  

转型困局与改革的智识

 

  中国之棋局，理应基于学界与民间共识所设。

  但共识究竟何以最大程度地“凝聚”？

  这是个涉及反思中国百年转型、

认识中国社会机理的

文化制度命题

 

行至十字路口，又是追问“中国经济何处去”之时。何以解局？没准可从方方正正却意蕴无穷的汉字中得出一点的启迪。比如说“智”字，也就是“知”“日”，译成现代汉语，理应做“洞悉时机”之解。一个人倘若身陷困局，智与不智，全在乎能否审时度势，相机抉择，进而化弊为利。可见，智者是真正意义上的识时务者，不失时机地深化改革者。

随时局拐点汹涌而来的，是人们对变法之希冀，对改革之诉求。健全法治，尊重市场，继续改革，无疑是今日中国最好的、也是惟一的战略选择。观诸眼下，中国之棋局，理应基于学界与民间共识所设。但共识究竟何以最大程度地“凝聚”？

这无疑是个涉及反思中国百年转型、认识中国社会机理的文化制度命题，惟有以“智”迎解。而真正的“智”，关键在于涤荡自我、否定自我、时与革新的勇气与智慧。因此，思想的启蒙尤为重要。惟有从更深层次的中国社会机理的文化制度出发，观照历史与现实之下的改革困境，方可更有助于跳出眼下、预见未来。 

一、共识基于价值发现

任何“共识”，都应以不偏离普世价值为底线。而符合基本人性、社会经济内在逻辑的价值理念，又都具有普遍性和开放性，须有一套与之匹配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化的制度和体制，作为其保障。

尽管从历史进程来看，在一些相对封闭的区域里，比如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的古代中国，往往会由于人为的、非人性化的、基于制度性的强制因素，而使人们内心这种符合基本人性的价值理念受到压抑或蒙蔽。这种压抑或蒙蔽，一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持续，则会使身处其中的人们形成根深蒂固的经验认知和思维惯性，以为受压抑或蒙蔽的状态，及其所依托的一些观念是“合理的”，进而，对“外来的”，也就是来自该封闭区域之外、处于非蒙蔽状态或启蒙状态的这种价值理念，反倒不以为然，甚至有所抵触。但是，我们非但无法因此否认这种价值理念的普遍性，反而，应该说，对传统经验认知的“祛魅”、对压抑和蒙蔽这种价值理念的制度进行有效改良，显得更具重要性，同时更具迫切性。而改良的前提，是文化制度层面的思想启蒙。

然而，至今在最深层的理念上的启蒙，中国远未真正完成。

中国历史上并不缺思想家。不过，不得不承认的是：真正领先性、创造性的思想，似乎集中于先秦时代，而自秦汉“大一统”、“独尊儒术”以降则鲜有独创者，多是由“圣人”为“万民”设计的伦理规范，以及“被规范”之下的人们转而投入的“奇技淫巧”。由于统治思想中缺少基于普遍人性的价值理念，就更遑论真正促进创新、保障创新的激励机制了。“三纲五常”、“皇权至上”等系统化的伦理规范，通过自上而下地强制推广，成为中国帝制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也沦为“王道”、“霸道”的驭人之术，极大地遏制了商业发展和科技创新。

正因缺失基于普遍人性的价值基础，浩荡两千年的中国历史，才长期成为一部以王侯将相为主角、“你方登罢我上场”的改朝换代史，人人盼“明主”而不知有“民主”。直至近代，东西方文明交锋之后，中国被迫门户洞开。从而，中国发现自身在科技和军事上已大为落后（殊不知，其本质是制度和观念的落后），故采取最实用的“拿来主义”，本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初衷，开启洋务运动，却因对旧意识形态抱残守缺，所谓“祖宗之法不可变”，从而使这场改良止步于“器物”层面。这种“中体西用”、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思维，终究未能扭转晚清颓势，帝国大厦倾塌于辛亥炮火之中。

时不与我。20世纪的中国，在救亡与内战的反复交织中，学习西方工业技术、思想、制度的近代化进程（实质是“现代性转换”），逐渐偏离辛亥树立的共和精神，乃至演化为一场确立意识形态的革命史。

二、制度性“乱象”之源

近年来，国内由经济社会问题引发的论争、乃至批判之声，不绝于耳。比如，涉及发展战略层面，就有着不同的论调，其中不乏对外向型发展模式的质疑，对市场经济的批判，对工业化、城市化的反思，对所谓西方“阴谋论”的警惕……不一而足。究其本质，不外乎民族主义对全球化的“抗争”，或曰“左”“右”之争，与上世纪初“五四”运动后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颇为近似。这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历史的延续。二者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从“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语可知，“问题”与“主义”本身并非二元对立。吊诡的是，近代中国最终上演了“救亡压倒启蒙”的戏剧性一幕。其后，因循“苏联模式”而建立的政治经济体系，乃至政治动员之下愈演愈烈的全民运动，更是彻底中断了思想启蒙的进程。文革后，由于既不能直陈“主义”本身存在的谬误，也无法置国计民生的“问题”于不顾，在两难境地下，发起真理标准大讨论。这种暂时搁置争论、边解决问题边找寻主义的政治智慧，既为发展与探索赢得了宝贵时间，也为尘封的思想启蒙，打开了一扇窗。

随后开始了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经济领域进行的市场化改革，不啻是对不堪回首的极端理想主义所酿灾难的修复。市场经济制度，是通过改革国有企业、发展外向经济、放开中小企业、建立资本市场、健全法治体系等逐步确立起来的，在此过程中，随着对外开放及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宪政民主、有限政府等价值观念，越发深入人心。

不过，官方始终未能从根本上，吸纳并引领上述观念形成普遍价值；而所谓的主流意识形态，因其浓厚的政治色彩和与现实的脱节，而渐失真实认同感。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三十年巨变，经济结构已翻天覆地，社会结构却滞于其后，政治体制及价值体系则无根本变化。由此，封闭的、一元化的政治体制与开放的、多元化的经济体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或者更确切地说，传统社会主义基于的制度性强制原则，与现代市场经济基于的自愿协商原则，这两种基本原则之间的非兼容性，成为当下诸多“乱象”的根源。

换言之，当下种种“乱象”，归根结底，是出自制度性强制所扭曲的心灵之乱。对国民精神状态来说，最大的困扰，亦莫过于信仰的黯淡或错位。诚信和信仰已成当今国人的短板，这虽是相当痛心疾首的事实，但至今并没能形成一个基于共识的“解决方案”。唯一的出路，恐怕在于：看清原则、找准方向的基础之上，从中国的现实出发，找到一种能为各方普遍接受的价值理念，用这种价值理念去意识形态化，并以此为基，进行政治体制的深层变革。但现下，意识形态领域所呈现“一元统治，两极对立”的非兼容状态，使得形成具有普遍性的价值理念，异常困难。

利益分化、社会结构多元化是市场竞争之果，与此伴生的，是价值观的多元化。改革开放之初，为缓解发展和稳定之“问题”，只好先不争论“主义”，此后的官方理念对意识形态的处理愈加模糊，仍是对“不争论”的延续。按说，动态和谐的多元化结构，必从具有普遍性的价值理念基础上，较为自然地孕育而出。但随着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大，中间阶层的日益萎缩，食利阶层对社会公正的不断破坏，逐渐演化出今日“左”“右”对立的两极化，与官方主张的一元意识形态愈发无法兼容。

但在这种意识形态非兼容结构中，存在一个非常隐蔽、却常常被忽视的食利阶层。他们非“左”非“右”，虽早已背弃理想主义，却或化身为“左”来攻击社会不公，或乔装成“右”为改革辩护，或干脆以公权力自居、以稳定为名对意识形态采取“不争论”态度，从而，通过在“左”“右”之争中“和稀泥”渔利。今天，造成意识形态非兼容问题、阻碍普遍性价值理念形成的，正是借助特权从中不断获利的权贵资本集团，其所依托的正是基于行政权力越过边界、对市场和民众施予的制度性强制。 

三、价值启蒙的前夜

综合中国百年历史与现实来看，对转型实质的认识分歧，以及与之对应的路径选择，正是近代以来“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核心来源，也是新一轮“左”“右”之争关键所在。我认为，路径选择的价值判断，亟须破除“以成败论英雄”、“以成败论历史”的实证思维定势，而应关键看所选路径本身，是否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逻辑与普遍人性内在需求的一致性。

无论是宗教统治的蒙昧时代，还是权力独裁的封建时代，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强制性，无不阻碍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正如卢梭在两个多世纪前所说：“人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姑且不论共产主义可否成为人类绝对自由的终极形态，可以肯定的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一元化，又岂能成为通往自由平等之路？在逻辑上，这显然是难以自洽，甚至自相矛盾的。类似“以阶级斗争为纲”、“两个凡是”等基于制度性强制的一元论，及其主导下的社会情境，已不堪回首；与此同时，自由竞争、宪政民主、现代法治等符合人性价值的基本原则，为经济社会的动态稳定发展与财富持续创造“保驾护航”，从而在世界范围内被普遍确立。

倘若说，不谈常识，空谈主义，确是清谈误国；那么，避谈常识，或先给常识贴上意识形态标签，再高举极端理想主义大旗，则很容易成为玷污理想主义的借尸还魂。今日“左”“右”之争，仅仅是新一轮价值启蒙的前夜，尚未上升到路径选择的技术方法层面。惟有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逻辑与内在需求的常识性启蒙，方能让人类历史已经走过的弯路不再重复，让争鸣通过启蒙，回归到常识框架内。

变革的实施，有赖于思想的启蒙、共识的凝聚。这令我想起马立诚先生赠我的一部大作。他那本书写的是“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名曰《历史的拐点》。该书不光对历史的梳理使人耳目一新，对成败的拷问亦可谓振聋发聩。在封面上，印有几行醒目的话：“中国传统历史上有个谜团：十几次改朝换代获得了成功，而十几次大的改革却大都失败了，以至于有人说国人可以向暴力屈服却拙于制度创新，真的是这样吗？” 

四、“安全飞行”的关键

最让人担心、也最引人深思的是，中国经济可能面临一个关于速度与方向的哲学问题。有这样一则寓言：在一架高空飞行中的飞机上，机长向乘客们宣布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飞行速度超过先前的预计；坏消息是，飞行迷失了方向。现实之中，摆在中国经济面前的最大考验，正是如何通过“安全飞行”实现科学发展的严肃命题。

诚然，中国已进入一个寻求“以转型促发展”的时期。在治理经济领域问题的过程中，宏观层面的猛药在短期内取得了疗效，同时又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后遗症，为未来埋下了更为长期的隐患。中观层面的产业政策，既有系统性方面的不足，又缺乏有针对性的政策供给，往往难以落到实处。而在微观层面，企业家精神受到制度环境的抑制，嗷嗷待哺的中小民营企业生存困窘，难以支撑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时至今日，权力主导型经济的种种体制性障碍，依然在深层次地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尤其是由于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改革滞后，垄断特权对市场竞争产生了倾轧，而且金融资源错配严重，引发了民间金融的高利贷化，进一步导致实体经济的振兴乏力。由此，有学者担忧：中国经济已经面临“实业空心化”之虞。而“传统产业升级难”和“新兴产业生根艰”，是包括实业萎靡在内的中国经济转型困境之“一体两翼”，其“病灶”是一致的。

为此，我们仍然要补市场经济的课。所谓计划经济的本质，是以维护国家利益的名义，通过权力的层层干预，追求经济增长的规模与速度；而市场经济的要义，则是在保障私有产权的前提下，通过市场的充分竞争，实现财富创造的持续与共享；但凡市场竞争充分、产权结构清晰的国家，必是市场成熟、社会多元、权力受限的国家，而集权传统浓厚的国家则会通过权力干预的途径垄断社会财富。

只有建立在自由平等、公平竞争、权力制衡基础上的政经体制，方可适应日益开放和多元化的大势，激发企业家、管理者、技术精英、生产者们的创造才能，并通过基于自愿协商的经济社会“动态和谐结构”，协调该体系内人们各种才能和积极性，也就是“企业家精神”或者叫企业家才能。然而，依然存在的林林总总对企业的制度性强制或管制，以及地方政府竞争模式和官商结合模式的愈演愈烈，正是抑制和阻碍“企业家精神”正常发扬的主要因素。这无疑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和重视。

可以断言：对中国经济而言，不论是短期的2012年实现“软着陆”，还是中期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十二五”绿色转型，抑或是长期的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无不有赖于激发“企业家精神”，无不有赖于营造一个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而要从根本上达成这一目标，必须重启改革，进行大刀阔斧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创新，通过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让中国经济社会真正走上现代化坦途。（朱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研究员）■

 

更多论述，详见朱敏、李治华《转型的逻辑》一文，以及企业管理出版社的同名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