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与问题
朱新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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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概念是复杂的。“文化人”、“知识人”、“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等，作为一组概念，它们的定义是交叉而又模糊的。本文认为，根据它们在具体使用中的经验性理解，作为一个组概念，其定义的内涵是第次而严谨的，外延是第次而狭窄的。人们通常把不同程度地接受过文化教育的人统称为“文化人”。“文化人”是生活话语中的一个概念。而知识人、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概念则是学术话语层面的概念，例如《知识人的社会角色》中知识人指称的是“以知识为业”的人。“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则指称那些对于社会事物有着独立理解，对于知识进步有所贡献的人。例如，《中世纪的知识分子》指称中世纪大学中那些“以教学为业”的大学教师。在十九世纪的俄国和十九世纪末的法国，知识分子概念是专门指称那些对于公共事物具有道义精神和批判行为的知识人。“公共知识分子”概念后来专门被提取出来指称后一种知识分子。以区别于那些虽然具有相当的思想和知识，无视公共社会生活中关涉公平、正义与进步之类的价值观问题，苟活于“自我生存”价值理念和行为选择标准之中的“明哲保身”者。
一 公共知识分子概念的提出的背景
公共知识分子概念的提出，以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为典型，展现了这个概念提出的良苦用心。在米尔斯看来，社会学家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一个特殊而有独立的社会群体，在关涉社会进步与问题的价值观层面，全世界的社会学家说知识分子都是具有公共的理解力，因为具有公共的理解力，因而也具有可共同商讨性。因此，他提出了社会学家无国界、心智活动国国际化等具有发人深省作用的新概念、新理念。而事实上是，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由于至今尚未完全清楚原因，正在逐渐失去发现问题的敏锐性、能力甚至兴趣，逐渐失去关注这些问题的社会角色使命感，甚至这种角色使命在现代社会的建构理念和建构方式中正在遭遇被抛弃的命运。比如，著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曾经否定抽象正义的存在。
对于现代社会学家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与角色使命变迁的自省意识，在米尔斯之外，就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中文出版著作，还有刘东主编的“人文与社会译丛”中一连串的西方学者及其著作以及其它相关译著。其中例如美国社会学家安·兰德和她的《致新知识分子》、古尔德纳和他的《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爱德华·萨义德和他的《知识分子论》，波兰社会学家弗·兹纳涅茨基和他的《知识人的社会角色》，英国社会学家保罗·约翰逊和他的《知识分子》等等，如果稍微放宽视野，也就是说，在同一个问题现象的范畴内，把对于某种人（现代知识分子）的关注，放宽到对于这种人的劳动产品（现代知识）的关注，还有福柯和他的《知识考古学》、吉尔德·德兰狄和他的《社会科学》、韦伯和他的《学术与政治》、舍勒和他的《知识社会学》、等等等。总括起来，在西方社会学家这中间的这种思维指向，直接或间接地一直保持着一种追问性传承。如果允许从这样一个较为广泛的范畴、把较为密切互相关联的现象和问题看做一个问题域的话，那么，在这个问题域内的讨论中所出现衍生性问题就会更多：例如：大学消亡或现代大学制度重建、现代知识分子生存方式的制度化和科层化、大学文化与大众文化、现代知识与权力、专业化与社会分工等等。本文认为，以米尔斯为代表所提出的公共知识分子概念以及社会学家心智活动国际化等概念，对于这个作为“问题域”的问题讨论，在话语切入方式上，显然具有高屋建瓯或提纲挈领的作用。
二 公共知识分子概念的定义及其历史和文化差异
在中外关于公共知识分子概念的定义及理解上，可以从历史差异和文化差异两个维度来解释。
首先是历史差异的维度，也就是西方知识分子生存形态的历史变迁角度。从这个角度来看，米尔斯在今天能够提出的公共知识分子概念以及社会科学无国界、社会科学家心智活动国际化理念等，似乎并不奇怪。因为，在西方知识分子生存发展的历史上，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其知识分子例如智者派，就是靠收取学费为谋生手段从而独立自由地“以知识为业”的群体。而在中世纪期间约12、13世纪以后，在高度自治的城市社会中，有了高度自治的社会手工业等社会行业分工发展。而在知识生产和传播领域，首先出现了获得“教学资格证”因而可以自由地“以教学为业”的公共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传播机构——教学馆，然后不久，在知识生产和传播领域，就出现了模仿手工业行会组织而成立的知识人的行会组织——中世纪大学。在今天，从社会分工发展的角度看，中世纪大学作为一种社会分工组织的特质，应该特别地把它当做“知识人的行会”来理解。而它创造性地发明的、在关于知识生产与传播中的入学制度、学年制度、学位制度、学科制度等后来被所谓的现代大学继承下来“完美外壳”，在那时，也不过就是知识人行会的行规。这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高深知识生产与传播历史上非常独特的社会分工现象和结果。现代英国历史学家铂金也认为，这样一种社会分工现象和结果，是中世纪西欧社会既分裂、又分权社会政治状况下的“偶然”结果。“偶然”一词也解释了它之所以能够出现的独特性。因为，在后来很快，随着西方近现代国家的出现和形成，中世纪大学就由组织属性的“国际化”转变为“国家化”，组织运作的“自治化”转变为国家建构中的“体制化”，大学知识分子群体的社会角色地位也从平民化（市民）转变为官僚化（公务员）。至于这种短暂出现的、独特的知识分子社会分工组织对于社会进步所做的贡献曾经是什么，本文认为尽管已经有有过很多赞誉之词，例如什么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葩”、“一种直接帮助鼓吹自由讨论和促进平民主义的机关，…，一种社会公断的法庭”、“引领社会到光明的道路上去”[1]等等，但仍旧是不具体的；同时，这种曾经出现的独特的知识分子社会分工组织方式及其社会作用，对于目前和将来的知识分子在社会分工中应该怎样生存具有怎样的启示作用，目前还不明确。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西方社会的现代知识分子与其中世纪同行的生存方式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其变化的核心是，在经济生活层面，从过去依靠收取学费维持生计转变到依靠国家经费或企业资助维持生计；在政治生活层面，从过去的城市市民阶层转变到官僚阶层或官僚附属阶层，在职业生活方面，从过去的自由思考和教学转变为在某种意识形态范围内思考和教学。而今天米尔斯等提出的公共知识分子概念，本文认为，可以理解为西方知识分子对于曾经存在过的某种理想状态的历史回归。只是，他们似乎忽略了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公共知识分子究竟应该如何从经济生活来源方面获得自由和独立。而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中世纪同行“教师们倾向于依靠学生付给的报酬为生。这一解决办法，对他们来说，有不依赖世俗势力，即依赖地方当局、封建王侯、教会以及资助者的长处。”[2]在本文看来，现代公共知识分子不仅要有直面社会问题的公共精神或批判意识，要有能够深刻、敏锐的感知社会问题的能力，更为重要的，他必须从服务公共社会的职业活动中获得生活资源，这一点很重要，经济地位和来源不仅决定了他的社会地位，同时还影响着着他的社会视野、社会体验和阶级感情。
其次是文化差异的维度，也就是知识分子生存历史形态的跨文化理解角度。从这个角度来看，中西方知识分子在其历史生存形态上相差迥异。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身份都是官僚化的，其经济生活方式是依附化的。夏商周三代时期，中国社会的分为两类，一类是幕僚型知识分子，《唐六典·卷一·官制之属·职官类》记载：“尚书云：成王既黜殷命，灭淮夷归鄷。作周官，立太师、太傅、太保，兹为三公。论道经邦，变理阴阳。”第二种是以掌管王室典籍为主要职守、身份和职守世袭的王官知识分子。清代学者汪中在《述学·周官征文》中说：“西周之世，王朝之政典，大史所记，列国之官世守之，以食其业。”[3]春秋战国时期，曾经出现了以“教学为业”（例如诸子百家中的儒家、墨家等招收贫民子弟并收取学费）的非官僚知识分子和“以游说为业”的非官僚知识分子（例如稷下学宫的各家知识分子以及以食客身份寄养在诸侯王室和卿大夫之家的学士）。这两类知识分子从其职业精神和社会角色地位上，可以看作是公共知识分子；但是从经济生活上看，靠收取学费生存的私学知识分子最终未能形成堪称社会群体的分工规模和分工组织。而游说型知识分子经济生活具有极强的依附性，且这种社会角色身份有时也很短暂（一旦任官就变身为官僚阶层）。到汉代设太学，唐宋设书院，教学型知识分子都是享用政府工资俸禄、具有官僚身份的知识分子。私立书院作为官学的补充，私学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知识分子群体中无足轻重。在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社会的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社会角色是官僚化的，其经济生活是依附化的。历史上的中国式大学（太学或书院）不是平民知识分子（或公共知识分子）的“学术共同体”，而是由官僚知识分子按照社会政治需求经营的“官僚养成所”。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出任官员，出谋划策，道德模范。西方人所谓的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作用，在中国封建社会就是官僚知识分子向君王纳谏。至于说西欧中世纪大学的知识分子群体中竟然有公开的无政府主义者，这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看来几乎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新中国以后对于西方大学组织制度的借鉴和学习，是以西方国家化的大学为范例的（例如北京大学的创建与德国柏林大学渊源等）。这在某种程度上，阻隔了我们对于西方知识分子生存方式与大学组织创立的历史关系的了解。所以，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和阶级属性所提出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观点，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生存历史形态的真实写照。只不过这种附“毛”之“皮”不是劳动者阶层，而仍旧是上层社会。
三 公共知识分子问题讨论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米尔斯以及以上所言的较为广泛范畴内的社会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等人，他们关于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和关于现代知识走向的讨论和担忧，是密切相关的、互为表里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关于这个问题讨论，又是西方知识分子关于现代性问题或后现代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因为现代性社会建构，使得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失去了他们曾经一度自由自治地生存和工作的方式和居所——最为典型的就是中世纪知识分子行会——中世纪大学。现代社会的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分子，他们工作和生活在公立高校或国家部门，享受着稳定且不菲的收入，和他们的中世纪同行的苦行僧一般的生活相比，自然生活优越多了。但是，正是这种经济来源和经济生活方式变化，悄然地使得现代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发生变化，从中世纪市民阶层的一部分变成了现代国家统治机器的附庸甚至帮凶。而伴随着这个转变的完成，后来的知识分子们发现，知识生产和传播越来越服膺于权力意志；大学文化越来越脱离大众文化；知识话语是“圈内人”自说自话，“知识分子的形象有被繁杂的细节淹没的危险，甚至可能会在某次社会潮流中沦为职业人士或是某一种摆设”[4]；大学越来越失去独立性而成为各种利益集团纷纷渗透的“躯壳”（华勒斯坦），正在成为政府的帮凶（例如大学校长说美国大学成为美国政府在越南战争中的工具和帮凶）；现代社会的社会批判和社会监督，体制化的交给了商业化运作、且话语权并不独立的公共媒体等等。而这个整个转变的发生，正是中世纪后期的新型知识分子——那些喜欢结交权贵的知识分子——人文主义者以及他们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时期的后继者们来促成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对于未来社会的建构充满信心。的确，科学与民主理念的张扬及其所主导的现代性社会建构给全人类的生活带来了福祉。但是，现代性弊端也正在被人们探讨和发现。其中，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生活和工作如何安顿的问题，例如公共知识分子问题，既是一个解决现实的问题，也是一个反思历史的问题。目前，在关于公共知识分子如何生存和工作的问题上，在那些关于公共知识分子应该“超越生活具体环境”、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流连于“市井街角”等等说法的背后，闪现出西方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传统精神的耀眼光辉；洞现出多么犀利深邃的思维指向，澄映出知识分子多么的敏锐的生存警觉。
中国人讨论公共知识分子问题，由于中国社会知识分子的生存历史形态以及中国知识生产传播历史方式与西方社会历史传统迥异。首先势必造成关于这个问题讨论的中国话语和西方话语在相互通约方面的困难，其次势必会由于中西知识分子思想知识背景的差异而形成观点分歧甚至交流困难。但是这只是暂时的。相信米尔斯的观点，人类的理解力是可以超越国界的，社会学家心智活动国际化是可能的。人类社会有机体要想健康进步，就必须在现代社会分工中去培育出一个独立思考的大脑，而这个器官的存在及其机能发挥，公共知识分子群体责无旁贷。而如何培育出这样一个思考的大脑，目前的讨论，则应该从公共知识分子的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基本生活方式——经济生活方式方面进一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