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因为旭日阳刚的歌声，我流泪了。一直积极地唱歌，积极地等待机会，又被网络、电视积极地捧出，他们红了，他们从昏暗的地下道走入了耀眼的明星舞台，就在那一刻，某种神秘的东西敲打我的心弦，他们的漂泊共鸣着我的泪花。后来，我又听说他们变了，开车而不遵守交通规则，热衷于走穴、赚钱、享受而不思创作，我的内心又有了复杂的感受：他们积极地活着，他们红了，我流泪了；他们的积极转向了，他们变了，我无泪了。

 

　　积极地活着，积极地奋斗，等待功名的眷顾，走入积极社会的中央，有始有终，就有了价值。主流价值观如是说。

 

　　翻开任何一个现时代的政府工作报告，你都可以看到这种价值观的说教——用大量醒目的积极词汇反复灌输。例如，动词“加强”、“增强”、“强化”、“扩大”、“完善”、“推进”、“坚持”、“提高”、“发展”、“建设”、“创新”、“改革”、“实现”、“完成”，名词“力度”、“速度”、“广度”、“深度”、“活力”、“动力”、“能力”、“大局”、“战略”、“决心”、“机遇”、“重点”、“保障”、“基础”、“成果”，形容词“健全的”、“有效的”、“重要的”、“决定性的”、“巨大的”、“可持续的”、“协调的”、“和谐的”、“稳定的”，副词“大力”、“有力”、“加快”、“扎实”、“必须”、“深入”、“不断”、“连续”、“全面”、“普遍”、“根本”、“明显”、“更加”等等。眼花缭乱的词汇，传递的主流文化价值观是：不管你是谁，你都得积极地活着。整个社会跟着主流走，无可厚非，因为不这样做，你就会被社会边缘化，甚至会被无情地抛弃。

 

　　可是，要在实际的生活中用好这些积极词汇，让主流价值观落地有声，并不简单。至少有三个假设影响着这种价值观的实现。

 

　　第一个假设，积极的方向会出错。记得有一个校长就做了一件假积极的事情。有一次，这位校长让几个教师给他开一个书单，内容涉及中国传统经典——经、史、子、集。教师费了很大力气，上网查了一周，拉出了数百本书的细目：名称、卷数、版次，最后还圈定了数十本较热门的书目，之后报给这位校长，竟然得知校长要把这些重要书目买来送给一个重要领导。在此，校长很积极地部署任务，教师很积极地查找书目，他们还很积极地合作——去书店、花公款、精选定、挑良辰、送领导，可惜地是，他们的方向错了，因为，作为礼品送去的书，领导根本没有时间读，抑或这个领导根本不读书。这些书只能默默地躺在领导办公室的书柜里，体会别样的孤独。在校长的心里，领导读书比教师读书重要，即使领导不读书，也要给他送书，以表明下属的敬仰之情；在校长的眼里，知识乃是送礼的工具，并非给人以智慧的精神食粮。在教师的心里，校长让做什么就做什么，不需要问为什么。这些好像都是常识。在这个故事中，权力的为上意识、腐败的形式创新、知识的花瓶作用、教师的灵魂失真、理性的价值观失真，都融入了积极的行动之中。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公式：负方向×积极行动×权力=腐败恶果。

 

　　近日，雷锋精神在社会上被吵嚷得利害。“雷锋精神”这个政治符号被利用了近50年，能否真正深入人心呢？政治灌输的手段、甘于牺牲自我利益的口号、入嘴不入心的社会认知，是否也存在着积极的南辕北辙式的错误呢？

 

　　第二个假设，积极的边界不清楚。在首都的某地，临街的几栋楼正在被重型机械拆除，浓浓的黄色灰尘铺天盖地，机器轰鸣的声音震耳欲聋，倒下的建筑物随时有可能伤及路人，简单的铁片遮挡物被砸得摇摇晃晃，这一切进行了许多天，人们只看见捂着鼻子跑动躲闪的人，没有看见任何的告知标志和警示标志，或只言片语的歉意。在中国的大地上，此类现象好像见怪不怪。积极加快的城市化步伐，积极地拆迁，积极地起高楼，好像一切都应该积极地被破坏、被建设。积极有边界吗？其中不是也有积极地环境污染，积极地忽视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积极地行政不作为吗？高耸的大楼背后，是见怪不怪的野蛮、暴力、侵害，而这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题中之义吗？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公式：边界不清×积极行动×变化=各方权益受损。

 

　　若以此为据，可以验证一下近日曝光的“花季少女被毁容”事件。事情发生在 2011年 9月17日，施暴者陶汝坤因追求少女周岩不成，因爱成恨，将周岩严重毁容。爱情的边界在哪里，陶汝坤不清楚，但是，他积极地用情绪表达着对周岩的热爱，遭到拒绝，爱变化为恨，情绪演变为施暴，周岩的生命权益受损，陶汝坤被追究刑事责任，“官二代”的话题被热炒，整个社会的官民矛盾再次曝光。没有边界的爱，与没有边界的城市化一样，都会使相关各方的权益受损。此外，情绪发泄过程对理性的亵渎，对权力无边界的有恃无恐，对人的基本权利的无动于衷，都隐喻了日常生活的荒诞。

 

　　十年的“文革”何尝不是如此？一方面，成千上万的人积极地搞阶级斗争，红色的歌曲满大街传唱，红色的国土激情高昂、血脉膨胀，整个世界即将被红色的士兵解放，一个无比光明的时代在幻境中到来；另一方面成千上万的人家破人亡，知识、理性、情感被无情地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整个社会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代价何其惨重！

 

　　第三个假设，积极的结果主义。常听到秘书抱怨道：“领导说，你用什么法子，我不管。总之，明天早上把报告放到我的办公桌上。”秘书为此开夜车，东拼西凑，忙了个通宵，对付了一个报告交给了领导，算是交差。凡事只要结果，不管过程，注释了行政文化的一些暗礁。在拆迁的过程中，只要能让“钉子户”搬走，各种手段都可以尝试；在营造政绩的过程中，只要能够出形象工程、典型经验、模范人物、精神旗帜，各种炒作、包装都可以利用；在管理下属的过程中，只要能够压制反对的声音，物质的、精神的惩罚手段都可以使用；在孝敬领导的过程中，只要领导高兴，荤的、素的、雅的、俗的阿谀奉承都可以冠以高尚的名头；在损公肥私的过程中，只要个人能获利，明的、暗的、合法的、不合法的手段都可以找到合适的唱腔；在暗箱操作的过程中，只要能够得到个人想要的东西，各种潜规则都可以找到施展的舞台。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公式：结果主义×积极行动×不择手段=无法无天。

 

　　类似的例子太多。如为了吸引眼球，提高点击率，一些网站把一幅幅裸露的女性照片放在显眼的位置，积极地用情色诱惑网友；为了维护国企垄断利益，一个情绪高昂的抗议者冲入世界银行的记者招待会大声斥责美国的阴谋；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一个曾经的得力下属可以被无情地牺牲；为了提高地方财政收入，安徽芜湖、上海等地的房地产政策在积极探寻调控的空子；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一些学者为房产税的出台高声呼喊；为了提高汽油、柴油收入，发改委总是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涨价的理由；为了鼓动民族主义，一些主流媒体总是可以用耸人听闻的语调涂抹他国的威胁和警告；为了企业生存，一些企业主积极与官员建立私人友好关系，铺设好圈钱交易通道；为了毕业，一些学生可以随意作弊、抄袭、找代笔；为了“人肉搜索”需要，一些网站可以任意公布当事人的个人隐私。只要一个结果，所有手段都可以考虑，多么可怕的逻辑。

 

　　更为可怕的是，如果这种结果主义实现不了，那当事人就有可能复制前两种假设的后果。被积极调动起来的情绪、需要得不到满足，就会对这个社会产生更加负面的道德影响，或者传递一种兽性的报复行动，终将动摇对主流价值观的信任。

 

　　这是一个高度积极的社会。如果没有正义的方向、合理合法的边界和符合法治规则的结果主义价值取向，积极的行动常常会带来惨重的恶果。正义的方向，是把真、善、美的精神注入个人的灵魂，以极大的热情和理性看管好自己，把个人仅有的真、善、美传向人间，时刻地反省、检讨、督促自己。合理合法的边界在于个人得利、发泄情绪、积极行动不能危害他人、危害社会。有了这样一个边界，再寻求一个符合法治规则的结果，个人就有了一个像样的人生。像样的人生多了，像样的社会就有了，像样的价值观就不会错位，而这正是个人积极行动的归宿。

 

　　也许某一天，我会再为那像样的价值观的普遍实现，而积极地流下共鸣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