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关中农村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基本上都领到了政府发放的补助金，六十至七十岁的，每月领六十元，七十至八十岁的，每月领八十元；九十岁以上的，每月领一百元。大家都高兴叫其为新劳保。
按照农村老人过去对国家的贡献，他们早应该象城里人一样领养老金了。记得小时候，每天天不亮父母就上地了，他们天天为生产队干活，从早到晚，到收获时，全家每人只能分到120斤的口粮，其余的全部作为公购粮上交给国家。特别是大跃进、农业学大寨等运动时，他们多次参加全县的大会战，搞一平三端，平整土地，进行农田基建。1974年，曾经参加解放战争，身负重伤，已经快五十岁的父亲，参加了当年凤县河的采石工程。为了给渭河大坝建设采集石块，父亲和其他社员们冒着轰隆隆的炮火，奋不顾身地抢占从山上炸下来的石块，使出浑身力气往架子车上搬，再拉到指定的地点，以完成指挥部每天规定的石方量。有一次，一块直径大约3米的石块从父亲的耳边擦过，幸亏父亲躲得及时，只擦上了耳朵的轮廓。在那个年月，家乡的父老乡亲先后参加了宝鸡峡水利工程、渭河治理工程、渭北旱塬北莽山治理工程等，吃的是定量的简单饭食，睡的是麦草铺，干的却是出血流汗的体力活，他们的报酬，却是平均不到八角钱的10分工。现在，母亲快八十岁了，领到了新劳保，而父亲已经长眠地下二十多年了。
在农村还没有取消农业税时，有一年我回老家，村中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质问我：“女子，你现在挣工资，你一年能给国家贡献多少钱？你二叔我今年七十多岁了，种了一亩多地，每年要给国家上交二百多元呢。”我当时真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因为当时政府已经不收公购粮了，但按公购粮任务直接向群众要钱，嫌粮食麻烦，不如钱拿起来方便，再加上其他摊款，家家每人一年都要交二百多元。更过分地是，政府把群众的地卖了，群众没有了地，也见不了几个钱，还要按原来的地亩交公粮款。群众不交，政府就派人强收，有的大打出手，甚至连武警都搬到了村子。当时，在我的老家，许多村干群关系一度曾经非常地紧张。
取消土地税后，农村人就长舒了一口气，日子好过了不少。但这几年，物价飞涨，化肥、农药等农资产品价格不断地攀升，最让人承受不了的是水费和电费，灌溉一亩地需要一百多元，大大地提高了种粮成本。新劳保发放后，使农民又看到了希望，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前几天，县上号召全体干部职工下农村搞调研，我和单位的同志都一起进到了村子，对农村老年人的情况了解了不少。目前，老年人是农村留守的主要群体，有了那几十元的新劳保，老年人的油盐酱醋有了保证；有了那几十元的新劳保，老人有些伤风感冒的小病能及时得到治疗；有了那几十元的新劳保，一些被儿子媳妇遗弃的老人又有人要了，老人又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说实在的，大多数老人的腰杆子也硬起来了。
在与我交谈的老人中，他们都说：“我今天也能领到政府发的钱，感谢共产党！感谢人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