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们有着强大的和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做的动力，因此我们国家才在短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强国，成为全世界人民瞩目的国家。然而，不得不承认，相对于做和做取得的成绩来说，我们说得太不够了、太不好了、太缺少效果了，与做的辉煌相比，我们说的可以用黯淡这样的词语来表达。甚至连著名的未来学家奈斯比特都看出了问题，他说：“你们有很了不起的故事，但你们没有讲。如果世界是一个舞台，中国就是一个新演员，中国要做好的营销，向世界展现自我。你们不要指望西方媒体报道中国正面新闻---”说的多准啊，也可以说一个外国人看我们自己比我们自己很多人看的更准、更透。

 

　　当然，党中央已经充分的认识到了这一点。在日前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提高文化软实力的要求，并指出：“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什么是文化软实力？专家们可以去讨论，我的理解就是语言、形象、信誉和许许多多经过千百年积淀存在于人们心目中的对一个国家或一个群体乃至一个人的一种感觉。这种实力不是单纯用钱和GDP堆积起来的，也不是单纯与这个国家的经济硬实力挂钩的。我以为，从很大程度上讲，取决于公众，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是否说、是否敢说和会不会说。

 

　　谈到说，有两个话题绕不过去，那就是好事和好话怎么说和坏事坏话怎么说。先说好事好话怎么说。别以为好事好话说不说容易做到，好事好话说不说都在那里，不转不移、不离不弃；也别以为上了新闻联播、上了党报头条、上了官网首页、甚至进了教材、再开几场英模报告会、宣讲团就把好事说好了，其实远不是这样简单。随着人们认知能力的提高和情感生活的丰富，随着现代化信息传播手段多元和多样，也随着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这种比较单一的、比较传统的和比较呆板的传播方式已越来越显示出他的不足。根据美国传播学者卡茨和拉扎斯菲尔德等人的研究，各种大众传媒无论多么强势，往往都不能仅仅通过自身的传播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

 

　　把好事和好话说好是一门很深的学问，至今我们还有相当大的空间是空白。就拿最近的例子来说吧。重庆卫视在一年前宣布取消商业广告，成为真正意义的公益台，这是不是好事呢？这当然是好事，在国外也不乏先例。问题是，你变成了公益台不等于就把好事和好话说好了。播什么节目、怎么播、如何吸引观众，才是更难的问题。事实证明，一年来，重庆卫视的收视率直线下降。我带着琢磨琢磨的眼光看了其中几个节目，真让人不忍卒看。有个《致富大家谈》栏目，主题当然没错，但那样简单的生搬硬套、那样粗糙的画面组合、那样空洞的口号堆积，怎么能让观众看得下去？再比如重庆台选播的一些红色电影，红色没错，但艺术质量以及与现代人审美趣味的脱节，的确不敢恭维。此例无可辩驳的可以证明，好主意、说的也都是好话、好事却真的没有说好。

 

　　我坚信，在我们生活周围，这样的好事不说百分之百，至少有百分之六七十吧。因为，我们的社会尽管存在不少问题，但还决不是黑社会，我们的社会是得到世界公认的好社会，因此可以肯定的是至少有百分之六七十以上是好事好话。那为什么人民群众对于国家和许多部门及官员有那么多不满呢？有很多原因，其中原因之一是我们没有把好事和好话说好，让公众认知和理解。例如中国的央企在国民经济当中起着重要的支柱作用，甚至是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我们不曾了解他们具体的业绩、感人的经历和鲜活的好人好事。我们知道的、听到的，是他们的垄断、天价拉菲和一系列负面事件。我常常在想，如果真是这样惹事的部门我们还能要吗？为什么不能把把央企的重大贡献好好说说呢？其实，包括许多行业比如教育、卫生、科技甚至铁路等国家花了那么多钱，办了那么多实事，解决了那么多难题、推进了那么多工、产生了那么好的效果，但在人们的感觉上，却是十分不如意。这里当然有很多因素，不能不说的是我们把好话、好事没有说好。刚刚闭幕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已经全文刊发，但我坚信能够读下全文的，恐怕连总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几都不到。如何让政府工作报告至少使50%以上的人知晓，这恐怕就要用更多的形式和手段、更丰富的途径和渠道来传播。如同每年宣传部长会议都提到的要提高宣传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贴近人民群众的实际，可见，把好事好话说好，路有多么漫长，有多么艰巨。

 

　　有没有把好事好话说好的正面典型呢？有。就是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温家宝。在今年的记者招待会上，他真诚的态度让所有人动容，他说：“我担任总理已经9年了，这些年过得不易，也不平凡。但我总觉得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完，许多事情没有办好，有不少遗憾。我真诚希望，我，连同我这一生，给人民做的有益的事情，人民都把他忘记，并随着我日后长眠地下而湮没无闻。”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动情地说到：“在最后一年，我将像一匹负轭的老马，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松套。努力以新的成绩弥补我工作上的缺憾，以得到人民的谅解和宽恕。入则恳恳以尽忠，出则谦谦以自悔。我将坚守这个做人的原则，并把希望留给后人。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比我做得更好。”在谈到如何看待有人“拍砖”时，他说：“在我担任总理期间，确实谣诼不断，我虽然不为所动，但是心里也不免感到有些痛苦。这种痛苦不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而是我独立的人格不为人们所理解，我对社会感到有点忧虑。我将坚持人言不足恤的勇气，义无反顾地继续奋斗。”

 

　　在三个小时的发布会上，温家宝目光含情，有几次眼睛当中闪烁着泪花，作为一位大国总理，他参加过的9场发布会都给人留下挥之不去的印象，即没有很多官员满嘴官话套话的毛病，不堆积数字，直面尖锐话题，从不推演塞责。他说自己的话，动自己的情，有血有肉，真实可感，令人敬佩。

 

　　比好事好话说好路更长、难度也更大的是把不好的话和不好的事好好说。把不好的事好好说，与把好事说好，看起来是词序的问题，实质上是两种根本不同性质事情的判断、抉择和带有方向性的问题。好话说好，中心词是好，不好的话好好说，中心词是说。首先你必须说，才能把不好的事说清楚说透彻，说得让大家服气，在说的基础上更高一点的要求就是要好好说。把不好的话好好说，这听起来既不是一个问题，也不应该是一个问题，但它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不仅成了问题，而且成了一个十分沉重的问题。试想一下，当今中国社会生活如此丰富多变，历史发展如此快速前进，中国变化如此之多之大，怎么可能一派大好、全无毛病，怎么可能完美无缺、美如天仙。但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很多官员，甚至级别很高官员，完全缺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敢承认问题，也不敢正视问题，更不敢面对公众说清楚问题。于是，当不好的事情发生，当不好的话语传出，他们采取的惟一办法就是封堵和灭口。堵不住，灭不了时，就开始辩解找辙。辩解招辙也不行，就开始胡说八道，公然撒谎、造谣。还有所谓聪明智慧的人，采取的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死不张口战略，看你耐我何？我曾撰文《谁来管管胡说八道式发言》，这类发言，无论是“维修性拆除”、 “保护性拆除”、黑熊熊胆引流宣称“很舒服”、还是重庆官方创造的“休假式的治疗”，都是不好的人和不好的事儿没有说好的典型例子。我至今不明白，也许会永远不明白，王立军进了美国领事馆，这样的肯定包不住的事情，为何不采取光明正大的态度对外发布呢？为什么要自作聪明地编出一个“休假式治疗”的莫须有的词呢？这么高级别的政府部门和官员为何会有如此低智商的行为？如此，也就难怪有网友甚至言辞激烈的表态，这样缺少公信力的政府无论它有多少承诺和多么迷人，又能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向何处去？难怪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总理在两会接受记者采访时都明确指出：“王立军事件发生以后，中央高度重视，立即责成有关部门进行专门调查。调查和处理的结果一定会给人民以回答，并且要经受住法律和历史的检验。多年来，重庆市历届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为改革建设事业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是，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我坚定的认为，党中央和总理虽然没说明，但这反思的内容中，这认真的教训里当有一条，当坏事发生的时候当坏话传出的时候应该怎样实事求是的传达给公众准确信息并正视自己存在的问题。

 

　　说到认真和反思，我想到这两天建重庆党政军公检法各系统表达坚决拥护中央决定。从内容上说当然没错，但均没有涉及到对王事件的反思，尽管热热闹闹，却无核心内容。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是一个不说自明的问题，而怎样保持一致才是深刻和本质问题。你说反思和认真有多难？说它多难有多难！休假式治疗与进美领事馆并接受调查显然是两码事，使得温家宝总理都说，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一个不会反思和认真的个人部门国家和民族是没出息的，无论有多少光环！再说形式。既然已出事，何必再遮挡？当今已非昨，看你怎么说。同词反复式的表态空洞且不能说服人心。我曾郑重建议重庆宣传部和新闻办并重庆市那么多高校、那么多传播学院和专家学者，给领导提不出十几种传播模式来供其挑选，提高我们把不好的事情和话语好好说的能力。

 

　　相对于捏造掩盖和编制借口、造谣惑众者来说，更为普遍的和我们更多见到的是沉默型的部门企业和官员。有一句老话叫沉默是金，在这里我可以告诉你，沉默是粪土，是臭大粪，虽然颜色都接近，但的确不是金子。咱先别说多大的事情，多了不得的事情，就是北京育英中学一个女生坠楼，虽然赤身裸体，虽然正值晴天丽日，社会上谣言传闻四起，但人家就是不说，还堂而皇之的以两会为借口就是不说，连最起码的哀悼和同情都没有。我们的学校怎么了？类似这样的交通事故，溺水事故、爆炸事故和种种天灾人祸，我们常见的是打着稳定的旗号以稳定为名掩盖事实，或装聋作哑或掩盖事实，其结果当然是引起媒体和公众一拨又一拨的不满和网络上的一片质疑。当下以稳定为名行掩盖之实的倾向尤其该警惕。为了长治久安，为了可持续性的稳定，公开和透明是法宝。

 

　　有没有把不好的事和不好的话好好说的例子呢？当然也有。比如温家宝总理在汶川大地震现场召开新闻发布会、在甬温线动车事故现场召开新闻发布会，以及每年两会后总理召开的9场新闻发布会，都直面社会热点不回避矛盾。汶川地震后，温总理到达灾区后部署工作时，要求救援要抓紧时间，他说：“就是走也要走到汶川。”在都江堰，看见救援人员在废墟里抢救一名被困小学生，总理蹲坐在废墟上对着孩子说：“孩子，我是温家宝爷爷，孩子们一定要挺住，一定会得救。” 2008年5月14日，温家宝来到设在北川中学体育场临时安置中心安慰受灾群众。他说：“你们的亲人就是我们的亲人，你们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他的有声语言，大家都很敬佩。更令人敬佩的还有他的无声语言，他在汶川地震废墟上疲惫的身体持简易麦克风面对媒体，到甬温线动车事故现场向遇难者默哀、献花并与遇难者家属见面等等。还有没有把坏事说好的例子呢？那就是赵启正先生。比如有记者问：“关于拍卖兽首事件”时，他列举了法国的两位作家和一位艺术界人士的话后，说：“不能够把佳士得强行拍卖圆明园的兽首看成是这次事件的失败，它教育了世界人，包括法国人自己。”这是我就此事件至今听到的最高领导且最有个性特点的表态。在那次发布会上，赵启正还引用法国大作家雨果的一句话：世界上有两个强盗，一个是法兰西，一个是英吉利，他们把圆明园的珍宝抢走--。每年两会中外记者把政协赵启正和人大温家宝的新闻发布会当做新闻大餐般期待和享受，实为证。

 

　　温家宝和赵启正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们把好事说好，不好的事儿好好说，说得令人受听、舒服、解气。我曾经说，中国有两位世界级的新闻发言人或者说能够能够拿得出手的发言人，那就是温家宝和赵启正。

 

　　所以出现我们做得很好，说得不够好；出现我们做得不够或不好而说的更不够更不好这种现象，与几十年来以来特别是计划经济时期我们牢不可破的一个观念有关，那就是不用思想只要服从、不用创新只要执行、不必改革只需守旧。当然也还与我们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种文化传统有关，即以内敛而不外放为美，以少说而多做为美，以不说而实干为美。这种千年积淀的文化传统、审美情绪和个性模板到了现代化时代应该改改了。如果说这些是原因的话，我以为还不能算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当下出现好话不能说好，不好的话不能好好说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在干部选拔和人才培养以及各项相关制度中很少或没有把做好和说好放在同样的水平上，把做好当成惟一的标准，做好即使说不好或不说，照样提拔和任用，做好而说得也好的人则常常带来风险，最要命的是稍有一点没说好便如灭顶之灾。这样的机制和氛围下，我们周围出现的大会小会统统念会、大稿小稿通通念稿、不会对着媒体讲话、对媒体和公众讲了的话也是陈词滥调和老一套。等等。当下这样股场浓重的不会说的现象成风，不仅严重制约了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而且还影响了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更可怕的是，我们党几十年积累起来的令人民群众无比相信的政治资源和强大的经济实力做保障的文化底气都将慢慢损失殆尽。

 

　　1949年以前，我们以打天下夺江山为主，毛泽东主席还重视枪杆子和笔杆子呢，并且亲自撰写社论和发表演讲。在延安的窑洞里，他还曾朗声回答黄炎培提出的“周期率”问题，说要“让别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并且号召党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1949年至1966年，我们以保江山为主，毛泽东主席还曾有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主张。十年动乱不用说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以及南巡讲话都是会说的典范。至今，我们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阶段，到了GDP跃居全球第二的阶段，真正的成为了东方巨人，然而，我们的文化实力怎么就疲软了呢？我们十三亿中国人当中的几千万官员、几千万知识分子，怎么就变得好像不会说话了呢？！这与时代不符，与中国的国际大国地位不符，也与人的本质特征不服。2011年7月8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我们党目前面临着“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四大考验，应该着力化解 “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危险。 在我看来，“能力不足”就包括面对媒体和公众说话能力的不足，严重不足，当然不包括造谣惑众了。习近平同志对各级当的领导干部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在2009年3月中央党校春季开学典礼上，他提出当前干部队伍建设要提高推动科学发展的能力，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努力提高六个方面的能力，六是“要提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尊重新闻舆论的传播规律，正确引导社会舆论，要与媒体保持密切联系，自觉接受舆论监督。”请问当下有几人真正知道并讲明白，什么是新闻舆论，什么是传播规律，又该怎样运用这两个规律同媒体打交道？

 

　　好了，好的榜样有，不好的例子也在，选择摆在每一个共产党员、官员面前。

 

　　无论选不选择和怎样选择，中国都当进入做说并举时代。至少，做的好，说的也好；做的不好，好好的说应当是新时期当官儿的重要标准之一。

 

　　那时，我的祖国真的进一大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