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元旦到整个正月，重新疯狂地啃30多本历史、哲学厚书。浸泡在3000年中西历史与思想里，让我陷入某种“忧郁”状态之中：人类为什么需要历史？从历史能够看到今天与未来吗？历史中的观念究竟起什么作用？等等。

我以“历史的驱动力”对过去2个月的阅读与思考做个小结，也是用营销思维对人类历史动力要素的一个初步梳理。

    

什么是历史的驱动力？这是所有历史研究者的最终命题。

马克思发现近代历史的驱动力是阶级斗争，特别是简化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阵营的斗争将成为历史的推动力。这个发现或论断改变了整个世界近现代历史，包括今天的中国。    

从马克思的阶级史观诞生起，到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论，不仅给阶级历史观提供了逻辑结果（行动哲学），也让阶级史观变成了一个政治（革命）武器，历史学被分成了两大派系：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

20世纪是阶级史观从巨大试验到巨大失败的历程。从60年代起，以《意识形态的终极》等为代表的新历史观，就在挑战阶级斗争史观，赫鲁晓夫的全民党理论无法将阶级斗争应用在苏联社会，到1991年苏联解体，似乎为阶级历史观划下一个句号。

从苏联到中国，以及二战后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阶级史观的理论比阶级斗争的现实更有现实性：是各国的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而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权。中国从来没有显示出阶级斗争推动历史的证据，中共也是发动农民、通过战争夺取国家政权的现代翻版，建国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斗批改”自我折腾，倒是实实在在给中国社会造成30年的停滞与巨大的伤害。

阶级是否存在？不同阶层是否可以凝聚分化为两大阵营？阶级斗争是否是历史的驱动力？无产阶级政党究竟如何代表无产阶级？20世纪上半叶，阶级史观确实成为世界范围内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

二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上普遍输给了资本主义国家，当苏联解体的前后，西方开始流行新的历史观：文明冲突（亨廷顿），或历史的终结（福山）。不料，中国经济的崛起，2008年起开始的西方世界金融风暴、国家破产危机，再次唤醒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包含“自我毁灭逻辑”论点的关注；2011年开始的阿拉伯之春，更让所谓的历史终结论显得苍白。

两相比较，西方的危机比阿拉伯之春的历史后果要严重得多，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并非文明冲突、或民主与独裁，可能还是阶级矛盾，或占领华尔街宣称的99%：1%的贫富矛盾。 

显然，文明冲突论、民主的历史终结论等新史观并不足以解释今天及未来的世界。在人类生存的基本状况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历史不会终结，历史的驱动力也不会“浓缩”为文明的冲突或其他单一要素。我们需要在更加完整、宽广的视野里，重新思考历史驱动力诸要素，以及这些驱动力对未来的影响。

 

 

历史的驱动力究竟包括哪些要素？

 

第一驱动力：食色之性。

历史的基础就是孔子总结的两点：食色，性也，即吃饭与性爱（或性生活）。吃不饱饭要闹革命，没有性生活也会闹革命，“抢钱、抢粮、抢女人”不是历来战争的主要忽悠口号吗？

这个驱动力的现实应用：研究显示，中国到2015年男女比例会出现3000万单身男性找不到结婚对象。先不管这个数字是否精确，男女结构失调已成定局，问题在于，没有老婆即不能正常解决性生活的这3000万男性究竟会是谁？如果这3000万里有50%是徘徊在乡村与城市边缘的离乡农民，而且出现失业、生活无着等境况，将会是一个什么情况？

这个历史驱动力实际上被过去的绝大多数历史研究忽视，即使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里，对人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是不足的。法国年鉴学派倡导的日常生活历史学，弥补了历史研究的这个空缺，这是对政治史主导历史研究的巨大颠覆。

这个情况在“罗马报告”（《罗马俱乐部报告》）、“布朗报告”（《谁来养活中国人》）之后，得到改变，并过火地成为了70年代以来“人类预言学”的主要恐吓道具：比货币战争论、超限战更恐怖的预言是资源战争，如粮食、水源、能源等战争的预言。

这个驱动力的可以延伸出绝大多数历史的现象：人口、人口结构、收入、地位、生活形态、生活环境、社会交往、社会交易等，一切皆因这两个历史的基本驱动力：食、色。

第二驱动力：暴力与权力。

鲁迅说从历史书里，歪歪斜斜地最后看出的就是两个字：吃人。历史充满血腥的暴力，权力更是暴力的直接产物。从黄帝征服炎帝、蚩尤，汉至明朝北方民族对中原的侵略、到罗马帝国、西方近代殖民，暴力是组织、国家、政权、历史的基本驱动力。

摧毁旧制度的法国大革命，诞生美国的独立战争，都是依靠暴力革命，“枪杆子里出政权”。二战后人类70年的总体和平，在苏联解体后，主要依靠美国这个全球警察在维持，这是当今世界的基本格局。

不承认（甚至不研究）美国的这个实际地位及其支持条件，就无法对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做出客观判断----美国人遍布全世界的军事基地费用，难道要美国纳税人去承担吗？这可能吗？----要深入认识美国政治的国际化属性。

美国不仅控制着世界货币、金融，而且控制着全球重要的战略资源，这是美国做世界警察的“血酬”。任何改变世界格局的创想，首先是客观解析这个基本格局，才能制定博弈策略，而不是当今部分中国经济学者一厢情愿地谈论货币战争、汇率战争、人民币国际化等。

战争仍然是历史最大的驱动力，也是最不确定的驱动力。

第三驱动力：杰出人物。

英雄还是人民创造历史，是争论最为激烈的历史观。放在今天这个时代视角，对这个问题似乎可以得出“尘埃落定”的结论。

无论的卡莱尔还是其他英雄史观的支持者，都不难从人类历史中获得充分的证据，以杰出人物的特质论，大体经历“力”、“族”、“群”、“文”四个阶段，即依靠个体暴力能力（如项羽）、血缘族群领袖（历代皇族）、非血亲组织领袖（如中国第一个庶民皇帝刘邦）、文化领袖（如孔子、老子等）四种人格特质获得权力，并进而成为历史事件的主角。

在历史的大部分时代（宽泛而言是19世纪以前、严格而言是21世纪之前，我们统称之为“传统历史”），人民只是作为物质资料生产者而存在，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与人民无关，即人民仅仅是杰出人物的利用工具，如中国历次农民起义无不因农民生存被剥夺而逼上梁山，期间诞生的领袖仍不出上述四种类型，如唐高祖、宋太宗、铁木真、明太祖、努尔哈赤，包括蒋介石、毛泽东。

为何在传统历史时代里，杰出人物是历史事件的代言人及历史转折的推动者？放在21世纪之前，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休，所谓人民创造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其实并不能说服英雄史观的支持者，原因很简单：传统历史时代里，人民没有表达意见的自由、渠道甚至相匹配的能力（教育素养），即使在实现了全民普选的西方，人民表达意见的渠道也被掌握在各种中间组织（党、政府、媒体等）手里。

2011年发生的阿拉伯之春事件，再往前1991年的苏联解体，实际上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即当人民具备自由联系的渠道（莫斯科的群众游行、阿拉伯之春里的FT）时，人民的力量就真正显示出来，杰出人物才变成人民的真正代言人。这个时候创造历史的，与其说是杰出人物之间的阴谋内斗，不如说是杰出人物顺应人民的呼声，推动时代的转变。

杰出人物在未来时代的意义正在改变，依靠一个中间组织比如政党去操纵人民选择的难度会越来越大，一旦人民的意见形成潮流，任何杰出人物、包括组织、甚至包括国家机器，都可能被转变。

有人预测未来世界不再是联合国（UN），而是是“FT”（Facebook+Twitter）国，马克思所说的“每个人与所有人的自由联合”成为可能。这不是共产主义的到来，而是创造了全新的历史驱动力，这个新历史驱动力的力量将会越来越大。

我们这一代人将有机会见证中国历史进入全民觉醒的时代。

第四驱动力：意识形态。

近代以来以动物类比人类的研究也很时髦，如《裸猿》、《动物庄园》等，这些研究都无法面对人类社会的基本现实：人包括社会依靠语言、思想观念得以组织起来，即形成秩序。构成秩序的要素，如规则、禁忌、惩罚、教条、观念，即所谓意识形态，是维持现状的力量；而改革、革命、暴乱、战争，都是在打破原有意识形态，改变现状，创造新的社会秩序。

宗教的、政治的、文化的观念，与权力，特别是与国家机器或暴力组织结合之后，就变成意识形态，成为维护现状的“软刀子”。中世纪的基督教，是意识形态，近代以来的基督教则回归宗教的观念；儒教在董仲舒之后至清灭亡，确实是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辛亥之后，回归为儒学，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失败，本质上就是儒教作为意识形态的失败；佛教、道教则基本上从来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仅仅是思想观念。

当今中国学术界出现一股将基督教当做现代性前提（或组成部分）的思潮，是一种偏见、无知与阴谋的混合体：赞成这种论调的部分学者，痛感于中国人所谓的信仰缺失，无法在中国文化里找到精神资源，认为要从基督教传统里为中国人植入信仰。

这些少数派文化精英们忘了：中国人需要基督教来拯救吗？没有基督教，中国人就没有信仰或信念了吗？没有基督教，中国就不会实现现代化、不能实现民主化了吗？

意识形态及其背景文化观念的斗争并未结束，从世界格局来看，基督教催眠了印度、日本、拉美、非洲等地区，却征服不了伊斯兰教（中东）、佛教（缅甸、尼泊尔等南亚），也征服不了信仰“生命教”的中国。

中国人的基本信仰，我暂名为“生命信仰”，不是宗教、更不是意识形态，是对生命、生活的常识观念。儒道释（中国化佛教）本质上都尊重生命（大易所谓生生之谓性）。表现在人格特质上就是李泽厚总结的“实用理性”，即满足实用即可，不深究前因后果及逻辑，在寡欲无为的主导下，也缺乏探索的强烈欲望，反而取笑执着钻研与日常生活无关事物的人。

中国传统文化有两个总体特征，对今天中国人的人格及心智都还有影响：一是傲慢自大，但缺乏攻击性。佛教有善辩、折服外道的传统，中国的思想厌恶争论、以论辩折服对手的逻辑思辨；二是封闭排外，却没有杀气（征服欲）。基督教有主动传教、甚至强制教化的传统，中国文化则是严夷夏之防，即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即可。

这两个特质的影响好坏参半：坏的一面是容易被人算计欺负，好的一面是文化内核的坚定性不会因为被统治而改变。那些平时袖手谈心性的儒生，虽然迂腐，但真能临危一死报君王，总比做汉奸叛徒的所谓识时务者要强得多。

第五驱动力：天工开物。

生产力、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历史的一种长程驱动力，但每一种重大的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力或生活形态的改变，都是历史的质变。从农业作物种植、水利建设到海洋文化、工业革命、互联网革命、通讯革命等，都是改变人类历史的技术进步。

正在成为未来世界驱动力的技术，莫过于移动互联网，它让每个人可以与所有人自由连接，所有的信息（知识、信息、图片、视频）都可以在这个渠道上传播，这是人类历史从来没有过的情景。

第六驱动力：产业角色。

产业之所以成为历史驱动力，不在于产业本身，而是产业结构带来的人口结构及其角色的变化，马克思之所以将产业工人作为阶级斗争以及实现共产主义的主导力量，原因即在于此。

中国古代的四民（士农工商）到当代的工农商学兵、老九（知识分子），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的社会分层3000年没有本质变化。这话放在21世纪之前说基本合理，放在今天说，未免一叶障目。

当代“产业”与古代“行业”不可同日而语，根本的差异点在于当代产业结构里的人，是接受了教育、培训并具备独立思想、权利的社会化公民，而不仅仅是一种功能性、封闭性的角色。也就是说，现代产业扮演着人的启蒙、乃至人的解放的作用，这是将马克思对工人阶级在异化的工作中自我启蒙的判断延展到所有产业人群身上。

当代产业结构的社会意义还在于：过去是产业主导从业者，未来将是从业者主导产业。产业员工将首先作为一个社会人，一个公民，然后才是一个员工，违反社会伦理、公民权的任何产业政策（包括企业政策）包括所谓的“行规”，都将难以维系。

这就意味着，将完整的人异化为产业螺丝钉的工具非理性主义，已经失去存在的土壤，马尔库塞担心的“单向度的人”、“人的异化”将在这种新的产业结构下得到解决。同时，由于知识的无边界传播，职业将不再是区隔人的意识、观念的障碍，每个人都有机会在职业与社会中获得精神的均衡。

其中最显著也最具影响力的变化，就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身份化群体的消失，因为每个人都是知识分子。现在还论证什么新儒家复兴、士的崛起、知识精英改变社会等，已经有些落伍于时代了：今天的每个人都在觉醒，越来越多的人都在成为知识分子，人格独立、终身学习、自主判断、持续思考。

教师、研究者与服务员、咨询顾问一样仅仅是一种职业，而不再是一个身份，非学院（正是组织）研究者未必比学院研究者的成果差，即体制内未必比体制外强，体制内的权威性需要接受社会的检验与质询。

第七驱动力：世界潮流。

孙中山在20世纪之初说：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他指的世界潮流是共和、民主、自由。袁世凯不相信有世界潮流，张勋、杨度等也不相信，他们相信实力、权力，相信枪杆子。结果呢？袁世凯死、张勋逃、杨度变。

有人说没有世界潮流，人民富裕、安居乐业就是世界潮流，意思是能吃饱肚子、有男欢女爱就够了，即所谓的“唯生论”。-----这话说的不错，但现实在否定这种小市民的唯生论，除非做到了佛的境界：普度众生，有一人在苦海也不独自成佛。

在大同世界没有到来之前，不去探究世界潮流，不过是一种鸵鸟思维。历史证明，世界潮流是客观存在的，这就是启蒙对人的解放，启蒙思想传统对人与社会、国家、世界形成的基本观念：天赋人权、生而平等。即每个人都有权获得相同的生活、教育、就业、言论、出版等公民权，一切妨碍这种平等权利获得的经济的、法律的、伦理的、身份的、制度的障碍，都无异于暴政，是需要被改造的社会体制。

这就是唯一的普世价值观：启蒙的观念。也是当今的世界潮流，同样会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历史不是产品，却是一个作品。

 

历史充满偶然，没有任何人、组织、力量可以成为历史的制造者，所以历史不是产品。历史总会留下痕迹，无论人为的抹杀与时光的消磨，都不能让历史的痕迹全部消亡，历史留下了无数的物质及精神遗产，因此历史是一个作品，后人可以在这部大作品里自由徜徉。

在历史的河床之上，漂流过各种观念之帆，穿过现实与观念的交叉河道，我们寻怿影响历史河流走向的力量----人类历史的驱动力。历史驱动力的这个新观念建立在以下认知之上：

1、对历史驱动力的认识，超越单一要素（如阶级、英雄、人民、宗教、文明等）历史决定论的狭窄视野， 

2、从历史本身的经济、社会、文化演进状况看，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历史驱动力也不尽相同，单一的历史决定论也是一种削足适履的强奸现实的思想。

3、将历史过程解释为偶然、没有合目的性的盲动过程，也不是事实，世界潮流真实不虚，人的普遍幸福真实不虚。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历史本身也有不会被消灭的长期趋势，即历史的逻辑。我们透过历史的作品（考古的、现实的、文献的），除了满足认知兴趣之外，主要是为了理解每个时代历史的因果逻辑，探索从当下走向未来的驱动力。

因此历史研究本身确实包含着预测与预言，读史的部分趣味亦在于此。

即使没有可被普遍理解的推算逻辑（如李淳风《推背图》的易学八卦思想），也不免有令人惊愕的旷世预言，如推背图预言的武则天称帝、李自成起义等。

从推背图的最后一个预言第59象看，推背图的历史预言显示出是一种由乱到治的历史目的论逻辑，即臻于大同的中国式社会理想。谶曰：无城无府，无尔无我。天下一家，治臻大化。颂曰：一人为大世界福，手执签筒拨去竹。红黄白黑不分明，东南西北尽和睦。----这与其说是预言，不如说是一种理想。

历史预测与诺查丹玛斯、玛雅、推背图之类预言的区别在于，历史预测只会确定走向未来的条件要素及可能性，而不是确定的判断。这种对未来“谋而不断”，正是历史研究与历史预言的区别。

拥有悠久历史及文化的民族，往往历史变成一个包袱或负担，导致这些民族要在历史的坐标中才能定义现在及未来。撒切尔夫人在评价美国与英国差异时所说，美国是一个活在未来的国家，值得英国学习。

对于中国，历史的负担显然比英国更沉重，而且要面对外国（主要是西方、俄罗斯、日本）近现代以来强势历史的压力，不免要耗费更多的心力洞察历史与时代，才能让中国的历史不再是未来的障碍。

这是挑战，也是乐趣，是每个中国人都可以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