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税费：减不断 理还乱
美国著名发明家、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说过：“这个世界上只有死亡和征税是确定无疑的。”从实际形势及大量民营企业家呼声可知，中国中小企业的实业经营变得越来越难，而税赋沉重则是老板们的普遍忧虑。有人正打退堂鼓或咬牙支撑，转型或离开的也大有人在——包括从实业转向投资，从生意转向打工，从中国移民去外国等。
一个企业到底要向国家交多少税？中国的税赋水平究竟如何？真实数据是否代表真相？中小企业“税务优化”何解？
在中国办企业，除了国税部门相对标准的税率，地税部门还要收这些钱：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车船税按车辆缴纳、发放工资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等等。有经济学家估计，这个综合税率大概要占去企业全部收入的35%以上。
关于税负，民营企业家觉得重，税务部门则另有说法。2010年10月，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曾撰文阐述“走出宏观税负的误区”，他表示：“宏观税负是广受多项条件影响的矛盾体，需要辩证地认识和把握，不能简单地评论税负水平孰高孰低。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宏观税负不仅有上升的需要，也有提升的空间。如果政府收入不能满足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所必需的支出，或者税收收入增长无法保证公共财政政策的连续性，政府只能要么通过发债等方式筹措资金，要么削减预算开支。”
国泰君安首席研究员林采宜近日分析认为，“真实数据也有可能‘说假话’”：为什么官方说我们的税负水平并不高？实际上这有一个结构的问题。我们现在65%－70%以上的税来自于流转税，也就是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所得税占20%，财产税占比是最少的个位数。西方国家的税负结构是流转税占20%－30%，财产税占20%－30%，所得税20%。
流转税和财产税最大的区别在哪里？流转税收走的都是价格通道，是让所有老百姓来承担的。你买一个馒头，实际上就在为这个馒头企业交税，花15元钱理发，也交税了。实际上大部分的税收是在生活的必需品，由全体的老百姓来承担的；中小企业基本上没有税负转嫁能力，所以他们从采购到销出也是很重的税。为什么国家税收这么痛苦呢？其实这个税收结构是非常有问题的。
“飞来”横费
杭州B公司的财务小孙向老板林刚汇报之前，自己就有些小愤慨，她还担心林总当场骂人。一笔按照去年同期社保人数规模自动扣除的“残疾人就业基金”费用，从公司知道的时候开始，就只有一张邮寄来的打印版发票。
林刚不乐意。他的汽车喇叭代工厂创办于2008年6月，企业规模中等偏小，有300名员工，但盈利微薄。他讨厌飞来横税，尽管他个人一贯热心慈善，上大学时就曾向希望工程捐过自己一年勤工俭学赚到的两千元。
政府“乱”收费，原材料上涨等，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林刚的生意激情和经营斗志。
2009年1月1日，全国统一取消和停止征收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当年底，林刚问小孙，减免前后的差别大吗？小孙有算过：比2008年少付了60元。
然后是房产税烦恼。2010年底，林刚从出租厂房搬离，他们自购自建了新厂房，发现每年应缴房产税是同行C公司的5倍。C公司厂房用地购于六年前，不仅房价低，政府还有大量优惠措施；2010年地价高企，这个原值比例换算的房产税让林刚又着实心疼了一把。
很多人认为企业老板有钱，林刚苦笑以对，“我的个人可支配收入还不到中产阶级呢！”
2011年底，著名经济学家谢国忠公开呼吁：中国需要立即减税1万亿元来提高效率。减税目标通过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各降低五分之一来实现。如增值税降低五分之一，将会从现在17%的税率降低到13.5%。
将最高个人所得税率削减到25%，并不会明显影响财政收入。个税收入在2011年前九个月里只占中国财政总收入的7%。但是，这会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有很大影响，对各地的高收入人群有很大吸引力，将会提高中国的生产力和国际地位。中国的家庭消费只占GDP的三分之一，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也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55%的水平。物价高是低消费的主要原因。将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各减少五分之一，将肯定能够刺激消费。消费增长额很可能会超过减税额。
罚你没商量
67岁的李山现在每晚必看国际、国内新闻，次日白天就跟女婿胡汉、外甥赵亚洲讨论相关话题。如美国主权信用降级、日俄四岛再起争端、英国骚乱、卡扎菲倒台、日本大地震等，哪一起事件会怎样影响到工厂的未来客户订单？中国领导人出访何国、国内何地及何企，他都看得很仔细，然后半调侃半认真地告诉孩子们，也许应该注意什么……
他是瑞安家族企业H公司的联合创始人，5年前放权，所有产业交付外甥及女儿、女婿。公司常年生产、加工圣诞工艺礼品，主要承接来自杭州的外贸公司欧美客户订单。
2011年7月某日，成都税务稽查工作组在瑞安市相关部门的配合下，找到了包括H公司在内的32家涉嫌购买虚假增值税发票的瑞安企业。H被要求罚款300万元，这是票面价的6倍，H公司财务人员在老总默许下用2万元分五次向成都某公司买到了面额总值50万元的虚开发票。李山夫妇来回奔波，去找当年熟悉的相关政府、工商界老领导，希望能得到体谅、宽大处理，检讨是因为年轻人一时不懂，最好能只把票面价值的50万元款项补上……向来聪明、玲珑的赵亚洲，这次却也束手无策。
求情告软、哭穷辩解，所有沟通一律无效，无奈之下，只好七拼八凑-包括卖掉一辆丰田车。终于交了上去。
“这是两年的全部利润呀！我们心如刀割！”李山痛惜，“但必须交啊，他们不同意减额，我们就要主动尽快去交，否则拿不到公司出口退税的半分钱，那些钱全从他们账上过，那就只剩下关门大吉了。”
从那以后，李山就成了自封的公司特约政经观察员，每天琢磨政经形势。
H是家小企业，年产值1500万元左右，工人数量多时200人，淡季不到50人，但基本解决了厂区所在农村70%农民的家庭收入问题。巨大的本土社会价值和乡亲拥护，是李山和赵亚洲们经营H的重要推动力。工人里面，年长的有七八十岁了，年幼的不过五六岁，以中年妇女居多，生产效率和损耗控制一直不理想。
可是企业纳税，却一点也没有照顾小企业。李山感慨，“我们这就是在中国西部赚的钱，拿去奉献给港澳地区。辛辛苦苦攒的5元钱，以为能买一瓶腐乳当三四天伙食配菜，偏偏那城市白领在香港只够买份《大公报》。”
关于企业经营状况和税负，赵亚洲也有个比喻：一帮人，男女老少的家庭，用瓶瓶罐罐到处盛来的山水、溪水，都装到家里的大水缸，政府就像那阔亲戚或收“保护费”的，一上来就是标准大口径自来水管外接，也不管你缸里水多水少，也不怕水若见底，里面那些预备过年招待或自用的鲤鱼、年糕都要坏掉。
赵亚洲们苦恼、害怕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相对税赋重，更重要的是担心企业持续经营的脆弱，再就是对有关部门选择性执法的心中不平。
温州财政局的任先生曾私下向记者透露，故事主角便是赵亚洲所说的那类获得某种庇护的大企业：至少六家以上在温州鞋业排名前百强的企业，其财务流水化操作假账，全国各地营销公司及网点共数百财务人员参与，有关部门却视而不见。若说财务操作内部规范性，这些大企业也未必见得比中小企业好，但他们能在内部化解，比如某企三年内由两个渎职财务员工刷新的挪用公款记录为“200万元、340万元”，最终也没有报案、公布，选择私了。
税务年年有新高
国家财政层面的政策和资源分配工程在逐渐深化。各地方税务部门的工作积极展开，其中每年创收新高，是他们的工作重点。
以下以某地税部门2011年重要工作经验与思路交流为例：构建税源分析体系，推动税收精细控管。修改和完善各类重点税源辅助分析软件。深化国地税协作机制，向上海市国地、税联署办公的试点体系学习部分合作机制与方式。建设主城区工业房地产、办公用房、酒店宾馆、大型商场超市及特殊物业交易计税基准价格数据库。实施企业所得税行业税负预警管理。科学设置相关行业税负预警指标，建立企业所得税行业税负指标体系与企业所得税收入增长联动指标体系，实施差别化和专业化管理，堵塞征管漏洞；建立行业企业所得税纳税评估模型，实施企业所得税的分类管理。
2011，那一年，中国财政收入近10万亿，税负痛苦指数名列世界前茅，以民企活力著称的温商经济集体受挫，如实业转型，借贷交锋，商人“跑路”等。2012年，不确定的年份，中国减税之年，中国民企褒有期待。
三十三年中国税改路线图
1978年-2011年，财税改革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交汇点，进行了多次变革，取得重大进步。中国政府采取了财政、税收、外汇、投资等领域相结合的“整体推进式”改革，涉
及各方面利益关系调整暨资源配置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税改史大致可分四个时期：1978年-1992年的“被动适应”，1993年-1997年的“破旧立新”，1998年－2009年的“公共财政的建立与完善”，2010年至今的“税改纵深”。
一、被动适应期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当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31.1%，企业收入占当年财政收入的50%以上。税制呈单一与混乱并存，从建国以来的复合税制经历两次大规模简化后，工商税制只设7种税，对国有企业只征一道工商税，对集体企业只征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同时减免随意、税率难定，税收的调节功能缺失。
1983年和1984年实行了两步“利改税”，1985年实行“拨改贷”。1986年开始了以价格、税收和财政为主的改革，主要在企业展开。1987-1988年推行企业承包制，并采取了一系列减税让利的措施，扩大企业的财权和决策权。
二、破旧立新期
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大精神的指引下，1994年的中国税改具有里程碑意义。1992年着手设计、1993年方案出台、1994年正式推行的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其核心是实行分税制和分别征收。改革顺序：财政改革先税制和财政收入分配，再财政支出的结构与管理；税制改革先流转税改革，再所得税改革。
这些年，日后的著名浙商都正在创业摸索中。
1969年，民企常青树鲁冠球的万向前身创办，1981年的乡镇企业家鲁冠球在全国闯荡，却经常因自己的身份受到种种限制，“一汽、二汽都不让我进去……”。
温商骄傲、中国低压电器大王南存辉，1976年时13岁开始修鞋，三年后懂得了“诚实做人的道理，有质量就有市场”，还发现了柳市街上开起了许多低压电器的前店后厂。1984年与胡成中联办求精开关厂，1991年创立正泰。1994年，宋卫平从珠海返回杭州，以15万元起家，此后绿城房产风生水起，几成品质楼盘代名词……
“94税改”后，企业增值税由国税征收，75%归中央财政，25%返还当地政府。选择以增值税作为主体税种，主要是增值税具有税基广泛、避免重复征收、相互交叉稽核和征管相对简便等优点，有利于公平税负、稳定财政收入。改革之后，增值税也的确成为最重要财政收入来源，首年约占税收收入的45%，2010年约占当年税收收入的29%。
三、公共财政的建立与完善期
从2002年1月1日起，打破按隶属关系和税目划分所得税收入的办法，实施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把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变成了共享税。对2002年的所得税增量，中央和地方各享50%；对2003年以后的增量，中央分享60%，地方分享40%。中央增收的收入主要用于对中西部地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以缩小地区差距。
随着城市改革的深入，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三农问题日益严重，中央在2000年决定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2003年在全国推开，中央财政配之以专项转移支付。2004年改革粮食流通体制，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提出逐年降低农业税税率。
2005年12月，全国人大正式废止《农业税条例》，彻底告别两千年来中国农民因从事种植业而交纳“皇粮”的历史。
2006年，改革又步入了以乡镇机构改革、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县乡财政管理体制等各项配套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新阶段。2007年，全面推开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免除学杂费的义务教育，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了公共财政保障体系。
2008年，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在全国实施，合并了内外资的不同企业所得税，促进了企业间公平竞争和统一市场秩序的建立。增值税改革思路是先转型、再扩围，推进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的试点工作。当年10月9日起，暂免征收储蓄存款和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利息所得税。
2009年实施成品油税费改革、推进增值税改革、实施资源税改革、完善消费税制度、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其他税收制度、研究环境税政策等重点。落实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及单边征收政策、住房交易税收政策，调整完善出口退税和关税政策，支持劳动密集型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统一取消和停征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四、税改纵深期
结合改革和优化税制，2010年开始实行结构性减税。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消费型增值税，完善增值税制度，调整小规模纳税人的划分标准，降低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促进企业扩大投资、加快技术改造。继续推进成品油税费改革，公平税费负担，推动节能减排，促进科学发展。对住房转让环节暂定减免一年营业税。进一步提高纺织、服装、石化、电子信息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多次调整部分商品进出口关税。
2011年，年初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中部署：改革完善税收制度，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相应调减营业税等税收，合理调整消费税范围和税率结构，完善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和服务业发展的税收政策；逐步建立健全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开征环境保护税；研究推进房地产税改革，完善财产税制度；按照强化税收、规范非税收入的原则，继续推进税费改革；逐步健全地方税体系，赋予省级政府适当税政管理权限等。
2011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当年 9月1日起将工资薪金所得应缴个税免征额从2000元上调至3500元。
2011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2011年12月12日至14日举行，总基调为“稳中求进”，中央要求2012年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12月25日，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阐释了2012年完善结构性减税的路线图。
此次减税包括四方面，于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1.降进口关税促产业结构调整，涉及730多种商品；
2.小微企业再获减负，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6万元的小微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3.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试点，在上海市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展开，稳步扩围；
4.资源税、消费税引领税改纵深，将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适时扩大从价计征范围，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认真总结房产税改革试点经验，稳步推进房产税改革试点。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认为，减税之道——改进在1994年时因为种种外部条件约束而不得已采用的未必合理之制度设计，其实是更为自然形成经济转变增长方式的关键。内需引擎的建构，将减税与税制结构调整理解成新均衡建立的重点，将是未来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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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先生：“有关部门要注重人的利益性，让民营企业家有盼头。他们付出和得到之间的责任、利益，要有一个更好的循环。”
某银行杭州分行行长
甘为民：“国家应该放水养鱼，真正减税了，民企老板能更照顾员工，参与市场会更活跃。”
凯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陈良照：湖州织里曾发生群体抗税事件，算得上是和平年代的唯一反革命表现形式了。尽管是过激行为，但其也有一些实际客观动因在里面。
浙江天顾税务师事务所董事长、浙江税务网首席税务师 (原载@联商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