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警惕陷入滞胀与中等收入陷阱。诺贝尔奖得主、纽约大学商学院经济与商业教授迈克尔·斯宾塞称，只有5个经济体—日本、南韩、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在保持相对高的经济增长率的同时，从中等收入国家晋升至发达国家。中国经济具有制造业附加值较低、服务业比重较低、收入不平等以及贫富差距较高等征候，俨然已呈现出“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特征。以往中国依靠国外的技术、资本和市场来发展经济。如今，解决难题的不二法门在于自我技术革新及培育国内市场方能解决。

　　德意志银行大中华的首席经济学家马军认为，中国制造业未来五年内最重要的主题即产业升级。劳动力和其他成本的上升将迫使制造商将部分消费品产品转移至较低成本的地区，包括中国西部、越南、孟加拉和印度尼西亚，以保持产品价格的低廉。迁移的压力亦显而易见。迫于成本上涨和人民币升值，一些沿海制造企业不得不精简沿海工人，并将生产迁移到内地、东南亚与非洲等地。企业主将公司搬到异国他乡乃情非得已，原因之一即在于管理者无法管理不同文化背景的工人。

　　对于多数代工厂商而言，挑战之一在于代工生产商难以转变其业务模式，其次是如何打造品牌。长久以来，走向海外的中国本土消费品牌寥寥无几，在高端市场上更是凤毛麟角。究其原因在于代工者很难鱼和熊掌兼得—传统客户并不乐意看到代工者与己并驾齐驱的局面。另一方面，需警惕层出不穷的专利陷阱。另一大障碍在于“中国制造”标签的坏名声，后者时常与血汗工厂、质量不佳联系在一起。

　　以电子产业为例，时至今日，中国公司依然对引进技术依赖度很高，多数企业仍局限于组装零部件，这一环节在成品价格中所占部分微乎其微。

　　加强专业性和提高利润率尤为迫切。在2004年至2009年之间，单位劳动成本上涨了50%。大多奉行薄利多销的小型制造商被迫面临一个简单的选择：或者向价值链高端转移，或者破产。

　　雪上加霜的是中国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各大银行因此惜贷且倾向于向大型国资背景企业发放高额长期贷款，而非中小企业。后者被迫求助于地下钱庄—据称利息可能高达70%至80%，这更加剧了其死亡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