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奇迹”的崩塌
引言：第一场由中国自身引发的经济、金融危机。
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1年的三十多年时间，中国名义GDP从3645.2亿元到471564亿元，增长129倍，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速也接近10%。并且在这三十多年时间里，仅有1989年和1990年两个年份由于特殊原因致使经济增速低于5%，除此之外，即便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经济都保持了7%以上的高增长。
如此大的国家在如此长得时间里保持了如此稳定且如此高的经济增长，放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因此被人称为“中国奇迹”也属于名副其实。
不过，奇迹就是奇迹，总会有结束的一天。或许现在我们依然沉浸在有些梦幻的世界里，以为梦会一直延续，但是种种迹象却表明“中国奇迹”即将崩塌。
要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方向做出判断，首先应该弄清楚“中国奇迹”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3%已属可观，而对中国来说好像低于8%的增速都是不可接受的？
“奇迹”的诞生源于多重有利因素叠加
经济的增长由要素投入和要素生产率所决定，所以我们就从这两个角度去探寻中国经济得以持续高增长的原因。
在要素投入方面，改革开放至今的三十多年里，包括劳动人口、土地、矿产等要素投入持续增加，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
非农就业人数快速增加。随着人口总数持续增长、适龄劳动人口占比大幅提高、以及大量劳动力从农村走向城市，非农就业人口快速增加。根据统计局数据，1978年，全国第二、三产业就业总人数仅1.18亿人，而到2009年，第二、三产业就业总人数已达到4.83亿人，年复合增长率为4.65%。
各种资源投入稳定增长。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落后，工业化水平低，所以包括土地、矿产等各种资源的利用率也相应较低，这为后续增长提供了较大空间。1978年—2010年，原煤产量从6.18亿吨增长到32.4亿吨，年复合增长5.31%；原油产量从1.04亿吨增长到2.03亿吨，年复合增长2.11%；生铁产量从3479万吨增长到5.9亿吨，年复合增长9.25%。
当然，单纯依靠要素投入并不足以使经济维持近10%的高增长（主要生产要素投入年均增速基本都低于经济增速），所以在要素投入持续增加的同时，要素生产率在这期间也获得了显著的提高，这主要得益于人口综合素质的有效提升和后发优势的逐步体现。
人口综合素质获得有效提升。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依赖技术进步、管理与组织创新。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国科学教育水平的快速发展，人口综合素质得以有效提升，推动了技术进步和管理组织创新。单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国民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2010年，在全国13.40亿总人口当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1.20亿人，占8.93%，而在1982年，在全国10.32亿总人口当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仅有600多万人，占0.58%。
后发优势逐渐显现。在改革开放前后，中国技术水平、管理和组织体系都非常落后，不过也正是因为落后，使得我们可以低成本利用其它国家已经过了专利期、被淘汰或已不算先进的技术，而这些技术在我国仍可能属于顶尖水平，我们也可以低成本借鉴他们成熟的管理和组织经验，从而大幅度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以互联网为例，中国虽然没有参与基础研发，但是1994年中国获准加入互联网之后，互联网在中国得以快速发展，并且全面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生产方式，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只要你对互联网行业略有了解就会发现，即便到现在，互联网上的大多数应用，仍然是国外的舶来品，但是它们却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综合来看，中国“奇迹”的诞生源于多重有利因素叠加。有“改革开放”等政策作为制度保障，使得中国各种资源和优势得以充分利用，非农就业人口的快速增加、各种资源投入的稳定增长、人口综合素质的有效提升以及后发优势的逐渐显现等多重有利因素的叠加，保证了经济高速且稳定的增长。
经济潜在增长率已下台阶
时间飞逝，三十多年已经过去，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些基本条件是否依然存在？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是否还维持在较高的轨道上？
仍然从生产要素投入和要素生产率两个角度来看，在要素投入方面，劳动力增量递减，潜在空间有限。
人口总量增速呈显著下滑趋势。虽然过去三十多年人口年复合增长率为1%，但是1979年到1988年、1989年到1998年、1999年到2008年，人口年复合增长率分别为1.44%、1。17%和0.63%，可见近10年总人口增速已大幅下滑，在计划生育政策仍未改变的情况下，未来这一增速持续下降也是大势所趋。
人口红利趋于终结。随着过去几十年适龄劳动人口占比的不断上升，到2010年15-59岁人口数量占比已经达到70.14%。各类机构、专家对于人口红利是否已经结束，或者什么时候结束，存在一些分歧，但是基本达成共识，人口红利即便没有结束，离结束也已经不远。或许我们能够从全国历年参加高考人数和录取人数的变化中看出一些端倪，从80年代中期到2008年，参加高考人数一直呈增长态势，由1984年的164万一直增加到2008年创记录的1050万，而2008年之后，参加高考人数已经连续三年下降，下降趋势明显。
“刘易斯拐点”临近。从表面数据来看，截止2011年底，中国城市化率只有51.3%，相对发达国家百分之八九十的水平仍有较大空间，貌似还有很多农村劳动力可以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但是这种简单的分析却极其片面。由于农村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已经走进了城市，所以留守农村的主要是老人和小孩。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已经占到就业总人数的61.9%，远远超过当时50%左右的城市化率，现在这一比例肯定更高。并且目前从事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中，中老年还占较大比例，所以在青壮年中，从事第二、三产业的比例应该更大。整体来看，农村的劳动力资源目前虽然还不能说已经枯竭，但是它所能提供的劳动力显然已呈增量递减趋势。
如果说劳动力目前还能够提供一定的增量，只不过是增量递减而已，那么土地、矿产等资源供给可能更不容乐观，越来越多的资源已开始成为制约因素。
以土地供应为例，2008年10月，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层层落实责任，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而目前耕地面积已经只有18.26亿亩。2010年，全国就批准建设用地726.75万亩，在如此高的基数上，未来建设用地供应是否能保持目前水平都值得怀疑。
在矿产资源方面，中国包括原油、铁矿石、铜、氧化铝等主要矿产资源都早已经不能实现自给自足，并且很多品种进口量已经占到了消费量的多数部分，甚至连我国拥有丰富储量的煤炭都在2009年变成了净进口。另外，由于中国主要矿产资源进口量占据相关产品全球贸易量的份额越来越大，所以需求的增长往往会引起价格的上涨。
显然，近几年全球资源品价格的暴涨和中国需求的持续增长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其中铁矿石价格的上涨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说明在矿产资源方面中国不仅面临自身的局限，即便站在在全球资源的角度，中国庞大的需求都难以轻易的获得满足。同时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将进一步挤压中国获取各种资源的空间，并且会提高获取的成本。除此之外，中国环境承载力、水资源等等也都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
再生产要素投入增速难以为继的同时，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难度也正在不断加大。
在提升要素生产率方面，比较有利的是，虽然人口综合素质相对改革开放之前已有大幅提高，但是仍有较大空间。以国民受教育程度来看，截止2009年，全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也不过只有8.93%而已，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未来数年每年毕业大学生都将超过600万。
而不利的是，经过自身长时间的努力探索和对国外先进技术、经验的学习，我们的技术水平、管理和组织体系在很多方面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甚至在少数领域已经达到国际较为领先的水平。因此，在很多领域我们已经很难再以低成本获取更先进的技术和经验，我们不得不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进行基础研发，以获取一丁点技术进步，我们也不得不通过高成本的试错来获取经验。整体来看，显然中国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难度正在不断加大，我们已经不可能轻易的快速提高要素生产率。
经济潜在增长率已下台阶。综合来看，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很多基本条件已经发生改变，虽然并不能说推动力完全失去，但是力量显然已经趋于弱化。基于此，可以推断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已经降低，并且这个时点很可能发生在数年前。
当然我们难以量化潜在经济增长究竟降低到怎样的水平，不过人口、土地等各种资源以及生产率提升等制约因素的逐步叠加，显然使我们可以判断潜在经济增长率降低幅度已经不只是很多人所期望的一两个百分点而已，或许未来中国经济能够维持百分之六、七的良性增长已经不错，并且这样的增长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的下台阶。
至于为什么只能维持百分之六、七的良性增长？我们做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在过去三十多年，非农就业人数年复合增长率为4.65%，其他资源也大都快速增长，所以要素投入每年大致增长4%-5%，期间经济增长接近10%，由此推算要素生产率每年也相应提高了5%左右。随着时间推移，要素投入持续增长能力已明显下降，1980年-1989年、1990年-1999年、2000年-2009年非农就业人口的年复合增长率分别为6.0%、4.9%、3.1%，在接下来的十年能够保持2%-3%的增长已属不易，其他资源投入增长则更加困难。即便假设要素投入年复合保持2%-3%的增长，同时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幅度也只是小幅下降至4%左右，也只能实现百分之六、七的经济增长。
“拔苗助长”引发诸多问题
在经济潜在增长率已经逐渐下降的大背景下，近几年中国经济仍然能够维持在高增长的轨道上，并没有显著的减速迹象，这主要由于政府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超发和负利率）、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其它行政干预手段推动经济超常规增长。
这些政策虽然推高了经济增长，但是也引发了很多问题，并使很多问题恶化。主要的表现就是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资产泡沫、通胀、国进民退、贫富差距拉大、国富民穷等。当然，这些问题本身也存在关联，会相互影响。
虽然中国在较长时间里一直存在货币超发和负利率的现象，但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则显著放大。2008年下半年，央行连续四次下调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2009年、2010年货币供应量快速飙升， M1、M2余额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分别增长60.4%和52.8%。货币供应量与GDP比值也扭转了2003年—2008年的缓慢下降趋势，拐头向上，2010年广义货币供应量与GDP比值已经不可思议的超过180%。
积极的财政政策则体现在各级政府部门赤字和负债的快速飙升上。2008年、2009年、2010年中央财政赤字分别为1800亿元、7500亿元和8000亿元，呈显著增长态势。当然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仅体现在中央财政赤字的不断扩大上面，更多的表现为地方政府以及铁道部、国有企业等直接与间接负债的急速飙升。根据审计署数据，截止201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达到10.72万亿元，实际负债规模可能更大。而铁道部目前负债也已经超过2万亿元。同时，各级政府所属国有企业负债也在快速扩张，并且规模以数十万亿计。
由于固定资产投资是“三驾马车”中政府最容易控制的部分，并且其对经济的作用往往立竿见影，所以为了将经济增长控制在其所希望的目标范围之内，政府总是通过各种手段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而金融危机之后，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其它行政干预手段最显著、直接的作用就是推动投资的快速增长。
2002年到2011年的9年时间里，名义GDP增长不到3倍，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从2002年的4.35万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34万亿元左右，增长近7倍，每年增速都超过20%。如果不考虑通胀因素，自1981年到2007年的2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77.42万亿元，而2008年到2011年的四年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就超过100万亿。
在2008年之前，由于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还相对比较均衡，消费率虽然不断下降，但是投资率还一直稳定在42%左右。而自2008年开始，外需疲弱，内需虽然保持稳定增长，但是固定资产投资高增长使得投资和消费严重失衡，2010年投资率已超过消费率。
或许有人会问，固定资产投资高增长、投资率上升、投资率超过消费率究竟有什么不妥？道理其实很简单，投资是需要回报的，即便不考虑投资收益，负债还需要偿付利息。没有消费和出口支撑的固定资产投资如何获得回报？如何偿付负债利息？
2008年到2011年的4年时间里，固定资产投资超100万亿，即便假设这部分投资的负债成本和股东预期收益率率与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相当，每年需要的回报也高达6万多亿元。这还未考虑历史的存量投资和每年以数十万亿计的增量投资，而2011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也不过5万多亿。所以，资产回报率快速下滑不可避免，没有合理回报支撑的投资高增长显然难以维系。一提到泡沫，大多数人会自然而然的想到房地产，但是中国当前最大的泡沫却不是房地产，而是固定资产投资。并且在“透支未来，有人吃肉有人喝汤”的完美利益链条支持下，这一泡沫还在不断扩大。
政府通过控制投资规模间接控制经济增长的政策思路除了引发固定资产投资泡沫以外，还直接或间接的导致很多副产物的产生。因为需求的增长和流动性泛滥，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09年房价飙升和2011年通胀超政府控制目标就是最直观的表现。同时相伴而生的还包括国进民退、贫富差距拉大、国富民穷等等问题。随着这一系列问题的发生或扩大，不仅会促成“中国奇迹”的崩塌，还会在长时间里制约经济回归到正常增长轨道。
“奇迹”的崩塌
经济增长不可能长时间维持在潜在增长率之上，维持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之上的时间越长，引发的问题也就会越多、越严重。如果没有近几年政府过多的干预，或许中国经济只不过是在数年前开始缓慢减速而已，但是当前我们已经站在成型的海市蜃楼之上，唯有迎接崩塌的降临。
反观历史，政府数次应对由海外经济所引发的经济或金融危机，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起码从表面看是这样），这使很多人相信政府有能力应对目前所面临的经济问题，不会让经济硬着陆，更不要说什么所谓的崩塌。不过，请相信一些更基本的规律，没有什么是万能的，政府不仅不可能防止即将到来的经济崩塌，如若政府继续沿用以前的政策手段应对经济减速，即再次实施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强行拉动投资，只会让被扭曲的经济结构更加失衡、只会让资产泡沫、通胀、贫富差距等问题会进一步放大。那么崩塌的力度也会来得更猛烈并持续更长时间。
经济崩塌的路径或许并不复杂，由于大量高成本（资产泡沫和生产要素价格飙升）、低效（由政府和国有企业主导）的投资没有需求的支撑，产能过剩、基础设施过度超前将随之出现，资产收益率下降，政府和企业无力继续扩大投资规模，投资增速下滑甚至负增长，同时政府和企业资产负债表恶化，难以偿还贷款及其它负债，银行及民间借款出现大量坏账，社会融资功能因此被消弱，加上资本外流（外资和国内资本），社会流动性趋紧，资产泡沫破灭，投资规模和资产负债表进一步恶化……
与此相伴的是，受资产贬值、收入降低以及悲观预期影响，消费将降速。同时，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减速会对全球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加上海外经济本身也问题重重，出口形势将不容乐观。在多重不利因素叠加，恶性循环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出现增速骤降的局面，“奇迹”就此崩塌。这将是第一场由中国自身引发的经济、金融危机。
那么崩塌究竟会在什么时候发生？会糟糕到什么程度？会持续多长时间？回答这些问题显然至关重要，但是我并没有找到能够给出确切答案的严密逻辑，其实也不可能找到。所以只能尽可能依据一些零碎的现象或者是蛛丝马迹，得出并不确切的判断。
当中国经济从表面上走出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回到政府所期望的增长轨道之后，2010年政府为控制房价的过快上涨、为控制通胀，开启了主动调控，并一直延续到2011年底。不过，这并不是压缩泡沫的过程，只是减缓了泡沫扩大的速度。而2012年，随着持续经济减速和外汇占款的减少，当经济增速逐步接近政府能够容忍的下限时（7%—8%），政府将再次被动放松，不断的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并延续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过，随着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债务不断攀升，资产负债率高启；市场倒逼利率市场化，资金成本上升；资本外流，迫使存款准备金率降至较低水平。政府最终将处于“放无可放”的境地， “中国奇迹”的崩塌就此开启，这一时点很可能是2013年，最晚不过2014年。
如前文所述，中国潜在增长率下降并不只是很多人所期望的一两个百分点而已，未来中国经济能够维持百分之六、七的良性增长已经相当不错。所以当“崩塌”发生，中国开始为经济超常规增长、为经济结构失衡、为投资泡沫买单的时候，经济增速必然降低到远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水平。那么，阶段性5%以内的增长几乎是必然，并且不排除在短时间之内会出现零增长乃至负增长的可能。
当然，经济增速骤降只是宏观的体现，在相对小的层面则表现为企业经营困难，为数众多的企业破产倒闭（以周期性行业高负债企业为主）；大量工人失业；资产及资源价格暴跌，包括房地产、股票、艺术品、有色金属、铁矿石等；银行不良资产率飙升等。
有一些人会把中国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相比较，认为中国会像日本一样即将出现大衰退，并可能从此一蹶不振。中国和当时的日本有一些共同点，包括货币升值、资产泡沫等，这些问题确实是“中国奇迹”崩塌，爆发经济、金融危机的部分原因或表面原因。但是和日本不同的是，日本经济长时间的低迷，主要因为其人口等资源潜能已经被充分挖掘，要素生产效率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而我们的人口还较为年轻，其它的资源也还有较大的挖潜空间，要素生产率也还处于较低的水平。并且在当前的投资泡沫中所建设的超前的基础设施等也将会成为再次发展的资本，所以我更愿意将目前中国的投资泡沫与曾经的互联网泡沫相比较，只要中国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就一定能够重新走上较快的增长轨道。
那么中国是否能够像面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一样，快速走出阴影呢？我认为这种可能并不存在，因为政府已经丧失了进一步快速吹大投资泡沫的能力。同时，在原有模式已经不能持续的背景下，要走出困境，必须要进行根本性变革，在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先行的前提下（创造公平、公正、高效的市场环境），逐步解决经济目前所存在的结构失衡问题。而这显然需要时间，短则三、五年，长则十年，甚至更长。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是唯一出路
此次“中国奇迹”的崩塌，归根揭底是经济周期和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共同作用的结果。为了削弱崩塌的力度，为了缩短崩塌后经济低迷所持续的时间，政府要做的不仅不应该是集中各种资源、想尽各种办法刺激经济增长，反而应该结束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和过度参与，并进行行政和政治体制改革，使政府职能从控制经济增长转变为服务和监管，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体现在更具体的经济政策方面，则应该推进利率市场化；调整税收中流转税与所得税所占比重；对居民和中小企业进行实质性减税，并将更多的税收从投资转向民生；向民企和外资开放受限制领域，收缩国有企业战线，甚至可以逐步将国有企业私有化。通过这些措施提高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缩小贫富差距，并增强经济活力，从而调整经济结构，提升经济运行效率。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虽然这些举措表面看起来并不复杂，但是若没有行政和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前提，在以经济增长维持社会稳定、以经济增长作为官员主要考核指标的社会背景下，在原有模式下“吃肉”群体享有更多政治权利的社会背景下，却显得有些不太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