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天友/文

商品房是投资品还是消费品？这个伪命题及其相关的争论，反映了普遍存在的、非此即彼的、简单的思维方式和经济策略。谎言总是用真理性的口吻作包装，用斩钉截铁的标语式判断来吸引眼球，激发情绪，乃至于引发矛盾和对抗。在这种武断的道理和促发站边的意识形态下，如果不是基于无知，就是包藏着阴谋。

 

人是生物性还是社会性的？这样的问题可笑吗。人既有社会性的一面，也有生物性的一面。“畜生”和“圣人”都不是天性生成的，而是条件因素作用的结果。房子只是房子本身，当一堆钢筋水泥混合成商品出现，投资属性和消费属性的此消彼长，全由其稀缺性决定，而不由政府的统计部门决定，不由哪个专家教授决定。不管是天然性的稀缺，还是人为制造的稀缺，商品的投资属性，甚至投机性都会凸显出来，不管是房子、玉石还是姜蒜。关键的问题是，只能通过直接的供需调控来解决吗？是不是只能通过控制购买或加大供应量来解决？也就是说，我们该把稀缺作为结果还是原因来对待？如果视为原因，那么限购限贷政策就是理所应当的。可这难道不是一种简单化的应对策略和惰性的思维方式吗？是的，非常简单，就像家长控制孩子的零用钱的用途一样。这样做看上很尽责，却避开了问题的本质，避开了更深层次和更复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家长约束孩子的零用钱只能用来买学习用品，用意是阻止孩子把钱花在比买学习用品更坏的事情上，同时也遏制了孩子把钱用在比买学习用品更有意义的事情上。对于房地产的问题，政府不是防范未然，而是矫枉过正。对于社会所积累的资本及其流向，政府没有防微杜渐，没有做出有效的引导，而是粗暴干预。

 

人为制造的稀缺性，控制着社会的投资方向，投资需求的强化，又进一步加剧商品房的稀缺性，推动价格突飞猛涨。这一个稀缺——投资——稀缺的过程是必然的，因此，稀缺只能是房地产市场表现出来的结果，而不是房地产诸多问题的原因。商品房的调控政策只能治商品房的标，只是维稳意识下的策略，只能把这种非理性投资的矛头引向其它领域，仅仅只是转移了矛盾。投资的非理性苟合强劲的投资力，是中国社会经济的一颗毒瘤，不在头上冒出来，就在肚子里埋藏祸根。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商品房的非理性投资？面对这个问题，诸如经济发展模式、贫富差距、个人可支配收入、金融政策、产业政策等等，乃至于左还是右的问题都会纠缠在一起，所有这些问题都有或多或少的道理，但肯定不是问题的根本性所在。产业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人的问题，是意识的问题。产业的危机，经济的危机，追根究底都是人的危机，是意识的危机。

 

商品房的投资属性和消费属性，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缺了哪一面都是不完整的，都是不健康的。怎么能因为非理性投资的存在而否定其固有的投资属性，一刀切地杜绝投资？难道我们也可以因为非理性消费的存在，而不允许消费？投资不是问题，危险的是当投资仅仅建立在稀缺性上，建立在数量而非质量的天平上，建立在买卖价值而不是消费价值的基础上，建立在不可再生的土地上而非可以促进消费、增加就业、提升人均可支配收入、提升社会幸福指数的领域。危险的是当社会弥漫着获利即正义，乃至于真理的意识，而不是把获利建立在对社会的有益建树上时，危机如影随形。并且，人民越富裕，社会资本越庞大，潜在的危机也越大。

 

面对亿万社会意识、公民意识缺乏的人民，再精明的政府也无能为力，只有再次使用遗留下来的强制手段。反之，今天人民之社会意识的缺乏，个人意识、生物意识的泛滥也完全拜这个看似精明的政府所赐。“不管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是对获利即正义最好的诠释了。今天，不少中国人都是好猫，而大部分没有抓到老鼠的，都成了老鼠。由此看，这个所谓发达的、文明的社会，在许多方面，在最重要的社会意识方面，比原始的部族社会还不如。由此看，政府本身就缺乏社会意识。

 

我们走了很远的路，但从没有走在正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