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来看，超越性还是常常与一种权力或神圣制度有关。甚至（或许应该说特别是）在中国古代，天的超凡力量只有作为天子的皇帝才有权崇拜，一般百姓如果胆敢僭越皇室特权，就等于犯了砍头的重罪。然而，中国文化里又普遍存在对天的向往，因为天也是超越人类世界的道德和物理力量的来源，取得这种力量的重要途径就是超凡之人（如果达不到圣人的话）的自我修为。

　　当然，没有哪个社会的宗教信仰完全被超越性概念占据。在所有轴心文明社会里，超越性的目标往往与通过向圣灵祈祷献祭而获得“人类繁荣”（查尔斯·泰勒语）的个人或集体愿望相伴而生。但是，这种共存在不同的社会里表现为不同的形态；我们考察中国历史时需要分辨的正是这种不断进化的形态。另一种与之相关的区别是面对超越性的不同抵达方式和接触渠道。在亚伯拉罕传统中，弥赛亚预言、神启、信仰和救赎都是抵达超越性的特征。当然，信仰与救赎的概念自从公元3世纪由小乘佛教传入中原之后，在中国历史上同样占有重要地位。也许这两个概念对公元3世纪的中国尤其重要（当时的中国不在任何一个以儒家文人为主导的中央集权政府统治下），但通观历史，从道教和佛教汲取营养的民间宗教运动在宣扬信仰和救赎时还是经常采取一种末日启示的口吻。接下来，我将具体讲述20世纪出现的若干“救度团体”（redemptive societies）。但按正统观点来说，信仰与救赎只是中国历史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信仰往往同教化的技巧纠结在一起，其目的与其说为了来世的救赎，不如说更多地是为了在现世接触到超越性力量。在中国传统中，谁有能力接触超越性，通过何种教化的手段，以及（在现世）能产生什么效果——这些都是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