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靖祥

2012年1月16日《求是》刊登了温家宝的署名文章《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道路》。温家宝指出，推进集体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关键在于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分配好土地非农化和城镇化产生的增值收益。2012年2月1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将“深化农村改革，制定出台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条例”作为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国内媒体感慨：近年来，官方多次表态实施“征地制度改革”，但“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国务院常务会议透露的消息显示，2012年征地制度改革将有实质性进展，2013年3月前“征地条例”将先行出台。

近日，国土部密集约谈地方领导，严守耕地红线不放松；要让违法行为付出巨大代价，违法者不能是“换位子”，而是要“丢帽子”。眼下，“问责”行动已箭在弦上，要动真格。2012年1月至2月上旬，土地资源相关部门密集约谈重庆、四川、宁夏、青海、贵州、湖北、浙江、福建以及上海9个省（区、市）严重违法的地级市和县市的政府主要负责人，希冀通过此举实现土地集约利用。根本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粗放增长方式已经开始触摸到了资源供给的边界和环境维系的底线。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会倒逼发展方式的转变；通过构建激励与约束并重的新机制，推动节约集约用地，是缓解土地供需矛盾的根本出路。

中国用10年完成20年的发展目标，创造“速度”和“规模”的时代奇迹，发展道路上却是遵循“国家盈利”。城市化、工业化是地方政府实现经济增长的两大“法宝”，土地俨然变成了最值钱的资源，进行运作土地将中国带入了经济发展的高速时代。地方政府的增长速度追求呈现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格局；发展规划不断上演“超高”竞赛，区域早已经成为宏观经济蛋糕快速做大的推手，相继跨越“万亿”门槛，西部经济快速奔跑助力中国高增长。经济降温，放慢增长，最终还是需要在“土地”上做文章，这就是改变经济增长的土地依赖格局。探密10年超过10%的经济高增长速度，房地产经济“硬币”的正反面：成也土地，败也土地。从目前的政策走向观察看，2012年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方向不会发生“大逆转”；地方政府亟待摆脱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收缩财政收入预算，放慢经济增速是必然之事。目前公布预算报告的省份和城市中，增长最快的是重庆；其土地出让收入达到1309.3亿元，同比增长47.2%。重庆市当局对此的解释是这是重庆大开发、大发展，推进城镇化和“扩城战略”的必然结果，是一个阶段性的增收体现。一语道破是地方发展的奥秘，重庆并非特例，全国各地为做大财政收入盘子有共同之举——政府运行土地资本。如同水波扩散的区域发展总是以“城市”为中心，在无外力影响的情况下水波依照自然律扩散和衰减，并以此吸附被边缘化的农村；“强弩之末”破裂或消失是正常的，惯常的物理现象毕竟不是“永动机”；我们此前的研究发现经济政策冲击或地方政府换届总会使得发展思路再次洗牌，未来的发展方式转变和发展思路重设或许会改变此路径依赖。

从目前来看，县域经济发展动力强劲，依据积累可释放的能量巨大；大规模征用农村土地还在延续，经济高速增长为富人创造财富的结果是富者更富；民怨声高起，面对强势既得利益集团时“敢怒不敢言”社会运行扭曲常态致使矛盾激化。中国有句古话“欲速则不达”，经济高速膨胀隐患何处？正如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所言“如果过分注重经济的总量规模，可能在战术上能够暂时胜利，但贻误了转型升级的时机，造成战略上的失败就是彻底的失败”。中西部内陆赶超东部沿海、力求经济发展趋同是众望所归，反思经济高速发展的不利后果也并非空穴来风，更是现实所迫。从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增长速度，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方面来看，经济降温未尝不是一件利民的好事呢？超越社会建设认识经济发展，中国即将转入正常轨道，这或许是干预行动的意外收获，政策设计的附带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