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西北丹江口丧葬仪式音乐的田野调查
康平
（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艺术系，湖北丹江口442700）
丹江口市位于湖北西北部，地处省界边缘，经济发展也曾长期边缘化，但并没有因此呈现精神文化上的边缘化，该地区民风淳朴，人民崇尚礼仪、乐观豁达，有着较活跃的民俗与丰富的历史文化。在周而复始的岁时节日与人生礼仪风俗中，能听到民间艺人们热闹喧天的唢呐锣鼓，率性质朴的引吭高歌，其中既有相同的音乐与表演形式，又有不同的音乐与表演形式，使不同风俗呈现出各自的文化内涵。在风俗活动中，艺人们把各种民间音乐汇聚其中，并按照自己的喜好安排组织、互相配合完成相应的功能。传统丧葬风俗在当地的风俗中相对保留了较多的传统，在人生的特殊阶段依然延续。
丹江口丧葬风俗整体上受中原文化与楚文化共同影响，也表现出较浓的道教色彩。史料文献反映了当地丧仪的局部情况：“……亲丧殓葬如礼，然后供佛饭僧，名曰修斋。赴吊者皆白布缠头，且歌以娱宾，酒食嚾呶，声彻昼夜。”［1］“初丧，族戚咸集，各持炬赴城隍祠拜奠，谓之报庙。富家大族沿蹈者多虽读书秉礼之士，深识其非不为苟同，习俗已从亟，切未能移易。”［2］建国前丧葬普遍采用土葬，讲究“重敛厚葬”、“文秀必繁”等习俗，仪式常由道士参与，一场斋醮法事伴随多项仪式，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则连续进行七天七夜，道士在仪式中显式气功武术、符录印咒之术，深得民心。建国后由于破除迷信与移风易俗的推进，道教斋醮法事逐渐从民间丧仪中退出，一些具有道教色彩的仪式程序简化甚至消失（如“报庙”、“放施食”、“踩表”、“跑桥”等）。自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的实施，民间丧仪与道教仪式基本独立地在各自的场所发展，不再像过去一样紧密结合，在新时代政府的见证关心下，民间丧仪由民间自己操办，依然延续着当地传统风俗。
目前的丧葬仪式主要有以下程序：送终、下榻、入殓、守灵、打井、吊孝、打待尸、安神、出殡、下葬、圆坟、怕沤火，并有“七期”的祭祀俗等。可以看出，各种文献记载侧重于丧仪本身的描述，缺乏对丧葬仪式音乐描述，其音乐运用情况与丧仪关系等地域特点都没有揭示。
在个案的调查与描述中，笔者借鉴了民俗学家董晓萍的“双窗口”观念［3］，以求客观全面的叙述把握仪式面貌；同时，笔者既注意仪式的宏观进程，又不囿于同类事项的罗列重复，将事象进行有取舍的叙述。
2006~2007年期间，笔者走访了该地区一些村镇乐班，了解到丧仪的相关情况，并对其中一次丧葬仪式进行较详细的个案考察。该项个案中获得的文本仅限于笔者的视角，不可能完全再现丧仪全貌，因此，它只作为接近真实事象的基础，成为多个个案中的一个，有待于不同时空下的更多文本共同建立起较为完整的丧仪面貌。
调查背景：2007年2月10日，农历丙戌年腊月二十三，笔者随六里坪镇歌师罗成双来到丁营镇花园村三组徐利华（丧者，享年85岁）家，其四个儿子正在为老人操办丧仪。仪式从2月9日至2月11日，共三天两夜的时间，此调查处于丧仪进行中的第二天下午至第三天早晨，经历迎宾、吊唁、“打待尸”守夜、出殡四个主要程序，为仪式的核心阶段。
地点：丧者家
主持（当地称主持丧仪的人为“都管”）：苏宗权（60岁，农民）。
主要歌师及乐师（坐台的主乐班）：姚启华（65岁，农民）及儿子姚忠有（31岁，在外打工）、付启兵（65岁，农民）、周登殿（58岁，村粮所职工退休）、侯同贵（59岁，兽医）、张明华（56岁，村供销社职工退休）。
服饰：丧家及亲戚衣着与平时一样，头上与胳膊上系孝巾，已婚者系白色，未婚成年人及小孩系红色。
陈设：灵堂在一楼堂屋内，在正中，一红色纸房与盖有红色绒布的棺木紧靠放置于两条长凳上，前置一小方桌，桌上摆放灵牌，并在两边叠放“贡香馍”。桌前置一瓦盆，供烧火纸用。棺木下放一油灯，称“水灯”或“七星灯”。棺木旁放引魂幡。
乐器及乐谱：唢呐、边鼓、鼓、大锣、马锣、镲、笙、曲胡、牙板。（其中，周登殿固定吹奏唢呐，其他几位乐手与歌师则可交换打击任意乐器。后三种乐器在仪式中的非正式场合或由客乐班演奏），无乐谱使用。
乐班基本情况：整个仪式有多个乐班共同参与，其中一个乐班与其他乐班不同：该乐班由丧家儿子雇请，负责仪式程序的各项工作，笔者称为“主乐班”，乐班成员来自距该镇几十公里的官山镇吕家河村；其他乐班由亲戚朋友雇请，在吊孝时随同并参与部分仪式工作，笔者称为“客乐班”，乐班成员除来自本镇外，也来自其他镇、村。
值得一提的是，主乐班的姚启华歌师与丧家是亲家关系（姚歌师侄女是丧者徐利华的二儿媳），而其所在的吕家河村是“中国汉族民歌村”，姚歌师更有歌王之称，这表明：一方面，丧家在操办中除了以有形的物质消费力显丧礼的隆重，也信赖并有条件借亲家及所在乐班的威望进行无形的消费，体现孝道与丧家的地位；另一方面，作为亲家，姚启华义不容辞承办丧家的仪式，为其分担家庭大事的忧愁和繁琐工作。主乐班成员合作有四年多，第一天中午来到丧家，于晚饭后在灵堂内唱阴调，据乐班成员介绍，第一晚演唱被当地称为“落气待尸”，主要减缓亲人刚离去带来的恐怖气氛，调和转换家人的情绪，也给邻居传递信息，吸引他们来丧家热闹气氛，演唱至宵夜结束。仪式进程中的观察与思考如下。
丧家建在小路旁地势较高处，两层楼房刚建不久，外墙所砌的白色瓷砖光亮洁净，屋内四周为水泥面，没有装修，仅有旧桌椅床等必备用品。正对屋门外有一平缓的斜坡通向小路，将屋外的场地分成两部分：右边较大的场地搭有篷，并密集摆放八、九张圆桌，左边小场地上添置了炉灶，上面的几个大蒸笼、锅正冒热气，旁边挨放着桌子、洗碗盆等物品，显得拥挤，这种临时设置的“外厨”与屋内厨房仅隔一窗。
主乐班被安置在斜坡上一侧离小路最近的地方，几人围桌而坐，桌上放有水杯与乐器。
丧家的内外环境及家庭状况上可以看出存在的现实矛盾：屋外空间比较有限但要安排乐班，同时也要为聚餐做好充分的准备；刚经历新居乔迁的大事，并未完成最后的整理布置，又面临着为丧者操办丧仪的大事，经济上和精神上都消耗较大。然而，丧家克服不利因素，充分利用场地，竭尽所能操办丧仪。因此可以反映出丧家对丧仪的重视程度。
主乐班单独坐在一旁，离小路最近，直接方便了迎宾，这是根据乐班实际作用而安排的，位置的安排体现了它在仪式中的特殊作用。
下午约14点30分-17点45分为迎宾、吊唁程序，在此期间，从每批客人放鞭到进入灵堂短暂的时间内，主乐班分别奏乐迎接，间断进行仪式工作，仪式空隙休息。客乐班则随同客人进入灵堂后奏乐。笔者选取了几个典型的迎宾吊唁场面观察乐班的行为。
约14点30分，丧者的孙子、孙女首先前来，当行至距丧家几百米远处时放起了鞭炮，此时，主乐班成员除姚启华歌师外，立即拿起乐器准备演奏。周登殿先吹奏小调，其他三位乐手再加入奏相应的锣鼓点，唢呐声音不太响亮。随行的罗成双歌师听到鼓点后，用手指在腿上跟着节奏变换敲击。
客人一行的队伍中，走在前面的人拿花圈、龙屋等，走在后面的人拿食品、火纸等礼品，客乐班跟随走在最后。
鞭炮声第一次响起，作为信号象征了迎宾、吊唁程序的开始，主乐班也经过上午的休息开始了第二天的仪式工作。
乐手周登殿一人完成整个唢呐吹奏的过程，重复演奏一样乐器避免不了单调和气力的消耗；另外，笔者从与他们的交谈中也感受到，周乐手的年龄与不事张扬较拘谨的性格使吹奏风格中庸。因此，唢呐的声音即使在程序开始并不显示出应有的响亮与表现力，营造应有的热烈气氛，可以体会到音乐中起主导作用的唢呐演奏不同于舞台正式演出，吹者对声音的随意处理使音乐缺少了艺术性与观赏性，而仅通过曲目更多地体现音乐在仪式场合的实用性，赋予该程序中仪式的象征性意义——答谢亲朋。
客人及随行乐班进入灵堂后，主乐班停止吹打，客人便对着灵牌下跪磕头，烧火纸祭拜。丧者儿子、儿媳跪坐于两侧。随后，客乐班奏乐，所奏曲调大部分与主乐班相似。音乐在几分钟结束后，都管在门外喊到：“帮忙的，来客了，拿烟倒茶。”客人退出灵堂将花圈等纸品靠墙外放下。
主乐班成员迎接完第一批吊孝队伍后各自休息。期间，唢呐手周登殿从一旁拿出带来的曲胡，打马锣的侯同贵改打牙板，两人配合由侯同贵演唱民歌、部分曲剧，如《双叠翠》、《十杯酒》、《陈三娘骂堂》等，姚启华在一旁做鼓棰。当下一批吊孝队伍出现在远处的小路时，侯同贵拿起马锣快速敲击，其他暂时走开和没注意的乐手又立即就位准备，等客人鞭炮声响起时演奏。
主乐班迎接客人至灵堂后，迎宾吹打暂告一段落，乐班成员为打发时间，便趁空隙时娱乐消遣，他们从常演奏的乐器和声音中解放出来获得听觉上的新鲜感。这种灵活演唱的音乐行为，反映了民间艺人对乐器的广泛接触与实践精神，为迎宾吊唁程序中严肃而机械的进程增添了几分生气，带来了同一空间中仪式外的轻松。
马锣除在音乐中打击有规律变化的节奏外，也用连续快速敲击的特殊方式承担信号功能，方便统一行动，体现出乐班成员在长期风俗活动中形成的默契。
15点10分，丧者女儿、女婿一行人来到坡上，队伍中，礼品更加丰富，客乐班也和其他客乐班略有不同，除有演奏四件常规乐器的乐手外，还增加了笙手。主乐班迎接他们进入灵堂后停乐，客乐班在唢呐和笙的共响中奏起了音乐，演奏曲目有小调、大调的武曲等。
丧礼一般由丧者儿子操办，如棺木等物品的购置、乐班的雇请、聚餐所需要人员的雇请等，体现了儿子对丧礼的直接责任；相比较而言，女儿省掉了直接操办所消耗的金钱与精力而较轻松，但她用其他方式体现自己的责任，在礼品、乐班上较其他客人更丰富，使气氛更加隆重，传达自己的一份孝道。
约15点18分，歌师姚启华从座位上站起朝小路上前几步，看着远处的又一吊唁队伍，不一会儿，他高兴地与其他乐手交流了眼神，说：“快看，他们来啦！”其他乐手也起身朝队伍望去，大家有些兴奋，站好准备演奏。队伍在放鞭之前，周登殿首先有劲地吹起了唢呐，其他乐手跟着合起了锣鼓。队伍人数较多，尤为热闹，当行至坡上时，姚启华迅速上前打招呼。后来他向笔者介绍队伍是丧者的二儿媳及家人，正是歌师的侄女，同行的其他人都是主乐班同村人，包括歌师儿孙及村里的邻居。灵堂吊孝后，姚启华儿子姚忠有及一些人凑过来和主乐班成员聊天，姚忠有不时说笑着，很健谈。曲调有小调《行路曲》等。
为亲家操办后事，不仅歌师和乐班尽心尽力，而且还以其在村里的威望和好的人缘带动邻居朋友到较远的外村参与丧礼，使丧礼被更多人重视而显气氛。这种远方朋友的吊唁反映了农民的质朴与热诚，依然维系着现代农村社会中朴实的人际关系，这样的场合也使在场的小孩潜意识受到感染和教育。
15点30分，“都管”安排招待已到的客人和主乐班成员“打间”（聚餐），主乐班几位师傅围坐在一桌旁，与其他客人一起随兴地喝酒吃菜。不一会乐手回到原位休息。
主乐班基本完成了阶段性的工作，丧家对主乐班招待周到，使其受到与客人同等对待，对乐班来说，提前聚餐是后面的演奏工作做好物质准备。
约16点20分，客乐班里一位30岁左右的唢呐手加入到主乐班中，同时加入的还有一位打镲的乐手，两人随客乐班进灵堂演奏后被丧家请出临时加入主乐班。他们同主乐班几位乐手利用空隙便开始合奏起来。合奏前，两唢呐手边吹边对调高，并调整哨子，然后开始吹奏曲调，一人先吹片段，另一人马上加进来，曲调基本一致，仅在装饰处做不同处理，与周登殿相比，这位年轻唢呐手富有朝气也爱表现，吹奏十分卖力，声音响亮，尾音听起来更有韵味，而此时周登殿也吹得更加有劲。除和其他乐手齐奏外，年轻唢呐手又不间断地独自吹奏。吹打一翻后，一直没有唱歌的姚启华也加入进来唱民歌，由周登殿的曲胡和加入进来的乐手的牙板伴奏相配合，随后，姚又接过其他乐手的打击乐器演奏。
主乐班增加新成员壮大了乐班的声势，这与它在吊唁迎宾过程的重要性联系密切，也间接反映出程序本身的意义。在本次丧礼中，主客乐班成员跨出乐班界线首次合作演奏，乐手间的默契配合侧面体现出他们在仪式内外长期交流的实践精神。主乐班唢呐手参与的齐奏与之前独奏的表演状态差异说明了音乐的娱乐性特点。
17点45分—21点35分，客人和乐班开始晚上长时间的聚餐，在此期间主客乐班的先后演奏，衔接随后的“打待尸”守夜程序。
17点45分，都管请所有到的客人入席。之后，都管先讲一些奉承话：“孝子磕头，请你们坐上席了！”“大厨房、小厨房、帮忙的，请你们坐上席了！”“现在坐毕，请贵客们入席啊！”每句话完，主乐班成员（含后来加入的乐手）吹打曲调片段。音乐主要由唢呐和马锣两乐器合奏。同时，帮忙的人立即从厨房端菜到每张桌上，菜式比较丰富，有凉菜、热菜、点心和汤，由于客人多，晚饭分几批进行，乐手们一直认真吹打直至最后一次菜端上。天黑时，丧家在主乐班坐处用粗木柴架起生着了火，乐手们便围火聊天休息。
约18点50分，客乐班晚饭后聚集在灵堂奏乐，开始仅一个乐班坐在一侧吹打，半小时后，另一乐班也加入坐在另一侧，此时人数较前多一倍，旁边的客人不时拥在门口观看。主乐班中那位年轻的唢呐手穿梭于灵堂和主乐班间，观看并接替其他乐手演奏唢呐和打击乐器。客乐班所奏曲目大部分为传统曲调，中间夹有几首创作音乐，如《永远是朋友》等。演奏持续了近一个半小时。
约20点，主乐班和帮忙的人加入到最后一批聚餐中。21点，主乐班进入灵堂一侧吹打，持续了半小时。
主、客乐班先后聚餐与其“主”、“客”称呼相对应，体现出各自在仪式中的性质和作用：主乐班在仪式中充当了丧家的代言人，在隆重的聚餐场合要尽地主之宜协助丧家，所奏音乐标志着特定场合各项进程的衔接，有直接现实意义。客乐班则作为特殊的客人享受宾客的礼节。
客、主乐班先后在灵堂演奏成为“打待尸”程序前的过渡。客乐班此时的演奏是其重要工作，表演既面向亡灵又面向生者，客乐班之间的合奏是仪式中又一种乐班合作，同样展示了艺人交流的自由与广泛。灵堂内演奏的创作音乐与民间音乐一样，使人感到轻松与庄重并存的气氛，其音调风格及演奏的处理能引发这种仪式效应，侧面反映出民间艺人对创作音乐的感受力。
21点35分-次日7点，为漫长的“打待尸”仪式程序，主乐班在此阶段执行其在仪式中的重要工作，通宵唱奏至出殡前。
21点35分，大部分客人相继告别离开，留下的客人或在屋内外烤火或在楼上打牌消遣。此时，主乐班开始准备仪式歌曲的第一部分“起歌头”，付启兵拿起引魂幡走出门外，侯同贵、张明华分别带上鼓、锣两乐器同行，三人领着丧者长子、孙子等人走到离家约两百米远处的小路上停下。然后，孙子在路边跪下，对面另一亲戚从篮里拿出火纸和打火机，将纸点燃后沿路边放下，孙子随即缓慢俯身磕头，当隔一小段距离烧另一张时，他又前挪一步磕头，两位锣鼓手在一旁敲打，几分钟后，锣鼓一停，付启兵唱起了“起歌头”，锣鼓伴奏和演唱交替进行。三人唱奏一直领丧家的人磕头至屋灵堂内，之后，他们领孝孙绕棺三圈，儿孙在瓦盆里烧火纸，“起歌头”进行了约45分钟完毕。
从这一部分开始，主乐班成员开始以唱为主的重要程序，具有古老的仪式意义，实现从之前着重娱人作用到愉悦亡灵作用的转变。屋外乐班伴奏演唱音乐与丧家烧纸磕头的行为集中体现了地方孝道，并富有近信仰的仪式意义——“招魂”。
约22点20分，三位成员换成两位，由付启兵与侯同贵协作开始绕棺，两人按逆时针方向行走，步行十分缓慢，神情庄重。付启兵背鼓走在前先唱劝善歌，演唱速度中等，并用鼓棰在鼓心与鼓边轻快地敲着固定的鼓点，与缓慢步伐形成对比，侯同贵打锣跟在其后，敲宽松的节奏，几圈后，他们停住脚步在原地唱奏，几句后再继续前行，除中间喝水时停下外一直不间断。一段时间后，由姚启华打鼓与另一位成员打锣接替绕棺唱奏。每次合作的两人在绕棺行走中相互轮唱，其他成员则在灵堂一侧围坐在碳火边烤火。
绕棺开始了仪式歌曲第二部分“孝歌”，主乐班成员以缓慢的步伐与带有方言腔调的演唱结合，曲调部分以阴调特点透出了古老的气息，表现对丧者的赞扬与怀念。同样有较强的近信仰仪式意义——“引魂”。
次日凌晨0点20分，丧家为主乐班及客人准备了宵夜——面条，约1点，主乐班所有成员进入灵堂，又坐在火边开始吹打，不一会儿器乐停，姚启华唱若干首短小的阳调，此时节奏欢快，气氛热烈，唱奏持续了近一个小时后停止。
两点钟时，姚忠有打鼓，开始与付启兵对唱盘歌，两人分别走在一头一尾，中间另有一位穿着时尚的同村年轻人负责打锣，对歌的两人面露微笑，每人几句互相问答。十几分钟后，队伍里又加入一个十几岁的男孩接过姚忠有的鼓继续打击，姚忠有和付启兵便走在最后专心唱歌开始“翻田埂”，此时，两人声音较大，姚忠有演唱更有激情，不时惹来旁人大笑，歌手的演唱速度也加快了，对歌进行了约一个半小时。
屋内外的客人有的人仍在烤火聊天，有的人已面露倦容。
据笔者观察和自身体验明显感受到，前半夜的1点左右是半夜人易疲倦的一个阶段，乐班重新调整自己的状态后，从演唱内容与曲调风格上加以变化，选择将阳调放在此时唱，又采用内容与形式上引人入胜的演唱方式，既安慰死者又愉悦生者，帮助他们驱赶疲劳，表现了自己在工作中的“主人翁”精神。阳调与阴调多样的唱奏形式在半夜将待尸歌曲推向了小高潮。
同时，就客人而言，他们作为观众、听众陪伴在一旁，虽不是仪式及音乐的执行者，也用默守的行为见证重要的程序进程，体现了对仪式的心理认同与对丧家的尊重。他们的参与间接体现了仪式的重要意义。
约3点半左右，笔者所在的一间内屋进来几个年轻人，他们是主乐班的同村人，几人刚从楼上打完牌下来，于是挤入人群围坐在碳火边烤馒头。和屋外相比，屋内很温暖，更加让人暖和的是气氛——他们各个精神饱满，用方言不时讲身边的新闻趣事，笔者即使听不全懂内容也感受到他们的开心。不一会儿，姚忠有由其他成员接替演唱后也进入了内屋，他说话声音厚实，嗓门大，加入到了那几个年轻人的话题中后，说笑声不断，逗乐了围坐的其他人。大家没有倦意的样子让人觉得现在是白天。一会儿，姚忠有喝完水将一条白色孝巾戴在脖上，离开内屋重回灵堂绕棺开始长时间演唱阴调，演唱中他仰视上方慢走，轻快地打着鼓点，演唱速度较快，每句间、每段间、每首间的连接自然，基本没有口误、停顿或重复，表情轻松自然，声音依然流畅洪亮并有韵味。他成为后半夜的主要歌手，此次持续演唱进行了近三小时。
期间，丧者的一个儿媳走进灵堂棺木后面，她的脸上也显出几分疲倦，但更多的是严肃，不一会儿，她便伏在棺木上放声哭泣，一段时间后被人勉强拉开。
6点30分左右，天微亮，客人及乐班陆续来到丧家，聚集在门外等候。姚忠有此时完成了自己的演唱任务，由姚启华与侯同贵配合进行仪式歌曲的最后一部分“还阳”，姚歌师先问过都管，然后便按武当山前山风俗进行（山后要求当歌师唱时，还要烧火纸拿着送出门外或路上，整个仪式歌曲演唱结束），打锣并快速演唱起来，他神情依然庄重平静，句句流畅，咬字铿锵有力，显得老练大气，让人觉得紧迫中的从容镇定。演唱半小时结束。
与姚启华、付启兵等年龄大的老歌师相比，姚忠有及几位年轻人出现在丧礼进行到半夜的场合中，用朝气和活力给庄重而严肃的仪式带来了快乐和轻松，在漫长的夜晚中，使人们产生的心理时间相对缩短。姚忠有作为年轻仪式歌手代表，有多次参与丧仪熬夜的经历，显示出自身的特点：除年轻较能适应非常规的生物钟外，他用轻松的聊天方式调节气氛而产生更多的积极情绪，能更好应对长时间绕棺行走与即兴演唱的发挥。
令笔者敬佩的是，以姚忠有为代表的几位歌手在演唱时专注的神情与流畅的演唱。他们在表演中体现了各自的演唱风格，但一致的是，大家都有着过硬的唱奏技能，这反映了歌手们不仅具有认真的职业精神，而且还具有形成的良好的记忆与反应能力，他们在长期实践中培养了将歌词烂熟于心，脱口而出的过硬技能。
歌声引发了亲人的哭声，此情景令初次接触丧仪的笔者感动，在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一幕：两种声音共响于同一空间中，相互映衬，也在人的心里产生了共鸣，进一步揭示了音乐的意义。两种声响在人的心里奠定了情感基础，引发并维系人们的仪式心理以进入到仪式气氛中，共同感受“打待尸”仪式歌曲的份量，熬夜守灵。笔者的体验也证明了声响带给自己从无到有仪式心理的变化，在几次极度疲倦即将入睡时，被音乐重新唤醒，从最初泛着睡意的迷糊状态逐渐转为清醒来感受这种声音气氛，对笔者来说，虽仅能听懂部分歌词，但不仅感受到歌声传达着历史文化与智慧，也进一步理解它在丧家与客人心里的地位——音乐引发了丧家对亲人的思念，在离别之前将思念之情浓缩于最后一夜，更珍惜最后时光悼念亲人；人们在夹杂着歌声与哭声的真情流露中体验悲伤，同时又获得心灵的净化，再次思考人生，鼓起勇气积极面对今后的生活，因此，大家便可能超越生理极限，暂时摆脱身体的疲劳来陪伴丧家。
约7点—9点，仪式进行到乐班参与的最后一项程序——出殡。
7点钟，阴阳先生首先在灵前摇铃念咒，几分钟后结束，丧者的女性亲戚走到棺木旁放声长哭，向丧者最后告别，随后，大家开棺将丧者口中的“打狗饼”扔出门外，再将棺木上钉后抬出，部分女性亲戚留在屋内，阴阳先生关门，用刀在门上象征性划上一些符号。门外一人将簸箕里的黄豆洒到地上，等候的12个人用粗木连接好的杆子将棺木抬起，长子一手拿灵牌，一手拿引魂幡从棺木上面迈过。
之后，出殡队伍出发，走在最前面的为丧者的亲戚拿花圈，中间为抬棺木的人，最后为主、客乐班，主乐班紧跟在抬棺木人之后，并跟随走其走过的路，客乐班在主乐班后，行进较自由，或在队伍里走，或走出长长的队伍之外。一路上，队伍中的人烧纸，谓“丢买路钱”，所有乐班此时持续吹打传统音乐曲调，直至山上的下葬点，下葬时，井内放鞭，孝子跪拜并捧土洒棺，下葬后音乐结束。
在最后的出殡程序中，主、客乐班共同演奏，这是两种性质的乐班第一次完全合作，虽然各乐班吹打不同音乐，但都承担共同的仪式工作，体现共同的仪式意义，即送别丧者，使丧仪在最热闹的气氛中结束。同时仍然可以看出两种乐班的区别，即他们在队伍里的排列先后与行走的不同，都标志着各自与丧家的远近关系，体现出主与客的微妙差异。
结语在丹江口丧葬仪式的考察中可以看到：乐班作为音乐的执行者和传播者与丧葬仪式的关系密切，主、客乐班的分工合作体现了丧仪儒家伦理思想与地方性互助精神，某些程序保留了较明显的楚文化痕迹，使仪式及其所包含的音乐在相互观照中体现出明显的功能，即具有神圣性的“尊祖敬宗”与世俗性的“敦乡睦里”双重功能。
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丧俗仍有着强大的心理内聚力，在时代变迁中进行着亲情、友情永恒主题的感染与教育，传统音乐也影响到时代主题——和谐文化的建设，在时代发展的特定阶段，它依然会以固有的方式上演，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应加强对民俗传统音乐文化的认同与传承。
［参考文献］
［1］同治．郧阳府志·风俗［M］．
［2］［清］贾洪绍，马云龙．续辑均州志［M］．
［3］董晓萍．田野民俗志［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基金项目］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级青年科研项目（项目编号：2009C03）［作者简介］康平（1981－），女，四川内江人，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艺术系助教，民族音乐学方向硕士，主要从事音乐理论教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