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12年以来，由于国际经济形势严峻，我国进出口贸易顺差开始收窄，外汇储备增幅下降，一直以来的贸易和资本项下的“双顺差”格局开始松动。同时，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目标密集出台。商务部首次将内贸置于外贸之上，提出到十二五末，即2015年，社会消费零售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5%左右，2015年达到32万亿元；生产资料零售额年均增长16%左右，2015年达到76万亿元，使得国内市场总体规模逐步位居世界前列。有专家指出，未来五年，如果我国最终消费率由48%提高到55%左右，居民消费率由35%提高到45%左右，未来10年到20年我国经济保持8%的增长率就有了保证。

扩大内需的政策无疑是我国在当前不容乐观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做出的一个正确选择。但是，要具体落到实处，还需要有切实可行的措施，否则就有可能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商务部此前推行的“家电下乡”措施将释放消费的着眼点放在了农民这一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的收入群体上，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但是，要使得农民真正具有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还要使得农民具有财产权，由此具有从财产中获得的收入。在2011年，中国农民人居收入5000多元，主要是劳动收入加政府转移支付的收入，财产收入只占3%。只有劳动收入而无财产收入，农民的消费能力是极其有限的，特别是不能进行贷款融资生产和消费。如果解决了土地使用权，确保其财产权，其贷款才有可能。重庆市给农民土地确权，承认使用权也是财产权之后，原来的30多亿元银行贷款就增加到180亿元，预计2012年会增长到300多亿元。由此，我们也看到，在扩大内需方面，金融创新在解放财富方面也有用武之地。

扩大内需藏富于民的另外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减税。其一是降低进口税率，积极扩大进口消费需求。财政部于2012年1月1日起，对730多种商品实施较低的进口暂定税率，平均税率为4.4%，比最惠国税率低50%以上。其二是结构性减税。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经济学院《减税的宏观经济影响——结构性减税的视角》报告分析，营业税和消费税每下降2.44个百分点，就可以使得DGP年增速上调0.5个百分点，结构性减税的效果可见一斑。长期以来，我国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一直快于GDP的增长速度，一般来说，全国财政收入增幅高于GDP两倍。以北京市来看，根据历年情况观察，财政收入的增长一般高于GDP5-10个百分点更多，这说明政府“让利于民”的空间还很大。

扩大内需的第三个措施可以归纳为“挖潜”。包括对于现在风声鹤唳的房地产市场，也存在“挖潜”的可能。在坚持对房地产市场进行总体调控的同时，适度放松对于居民购买首套房的贷款利率，有利于增加工薪阶层购买首套房的需求。在2011年底，北京市不少银行包括工行、中行、建行和招行等金融机构的首套房贷款利率由原来的普遍上浮10%回归到基准利率，甚至还有九折的可能。同时，对于一直大量“沉睡”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使用，也可以拓宽思路，进一步“挖潜”，比如，允许工薪阶层使用住房公积金支付租房费用，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实施，但是难度较大，手续繁杂，实有改进的需要。

其实，说到底，扩大内需重点是扩大社会低收入群体的内需，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使得低收入群体“中产化”。高收入阶层毕竟是社会的少数群体，他们的需求集中在高端产品的消费上，不足以带动内需的大量提升。只有增加了农民、城市工薪阶层这些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有效需求，扩大内需才真正落到了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