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跟陈先生的沟通，他让我尽量少讲中国的经济形势，因为经济形势的分析已经够多了。但是其实我自己非常愿意讲宏观的经济形势，因为对中国来讲，讲政治分析吃力不讨好，甚至有某种危险性。但是因为陈主管有明确的要求，我也不好赖在经济主题上太多。所以我的三个问题，对于经济的我尽量提过就行了，因为实际上我们的讨论主要围绕在宏观及微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分析上。但是经济形势又不能不提，因为从 1978 年到现在，中国大陆的执政党把自己的执政合法性基础牢牢扎根在经济土壤里，所以一切问题不能不从经济出发。但是政治也有它的特殊性。所以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讲讲我的想法。
首先我强调一个就是经济学界公认的一些状态。那就是中国经济形势整个增长已经呈现疲软状态。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经济形势是由三个支点支撑起来的。经济的增长甚至经济的发展都是由投资、消费、外贸来支撑。随着政府可支配在资金在不引起 CPI 迅速上涨的情形下，可使用的投资手段已经不足，所以投资的明显下降是必然的。最近大家都知道中国政府试图通过激活民资来弥补国有资产盘活和中央政府投资不足的弱点，但是难度非常大。因为越是想激活民资，一个大的问题就在于民资的天生的市场敏感，对政府的这样一种激活或者甚至利用，抱有一种极不信任的态度。截止昨天大家都知道温州，在已经开放民间融资的情况下，又有一个身负 30 亿债务的老板跑出国外了。
第二个是消费的疲弱是很难拉动的。消费信心不振使得消费市场很难被激活，拉动内需如果没有一个经济分配形式的改变，内需的拉动也非常困难。
第三个就是外贸。我们主要的贸易伙伴美国和欧盟，经济形势在某种程度上的恶化，外贸很难用东南亚、非洲和南美来替代。外贸形势的恶化也是必然的。
正是因为如此，在中国的经济社会状况里头，两种估计都是偏向于令人不太振奋的判断。哪两个判断？一个从乐观判断来讲，其实大家都认为下行趋势明显。我认为这是中国人进行宏观经济分析一个比较委婉的用语，叫“下行趋势”，以避免说是经济的停滞、衰退甚至是危机。另外一种是悲观的估计，认为崩溃可能会发生。最明显的说法是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出的 2012 年中国经济形势报告，违背世行对中国经济一贯的乐观估计，替中国政府做出了危机性断言，那就是可能无预警性停滞或者衰退。佐利克对中国一向的判断都是比较乐观的，但在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合作里，他不太好继续违逆他的研究伙伴的断言，只好出来宣布，做恶人，中国经济发展并不像欧美国家在外部预期那样乐观。
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看看第二个问题。我们要强调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否会夭折。首先我们引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带有半官方色彩的一个基本的断定：随着上述三个指标都不利好，所以中国经济下行预估是常态分析的结果，这是没有办法。因为在中国经济三十年趋势发展当中，已经打破了一般的经济周期，很难在 35 年以上还继续维持强势增长。而且所谓一枝独秀的期盼，在中国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经济定位之下，是更难维持。我们来分析中国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的不吻合关系越来越矛盾尖锐 ，而突显出难以控制的局面。所以政治非规范竞争的高涨，从年初的王立军事件所引导出的薄熙来事件，其实我们可以通过近期出现的陈光诚事件，以及重庆正在发展中的群体反抗运动，所以张德江最近也比较忙。在这样的情形下，统治集团内部对权力的权威认同已经带来严重的负面反应状态。其实王立军事件和薄熙来事件虽然是偶发事件，但是对于中共统治集团三大问题或三大难题的解决，却是必然的。
哪三大难题呢？第一，权力产生的合法性机制是什么？实际上王立军事件和薄熙来事件，给大家预告了一个基本现象：既定的党内合法权授予机制不能够顺利交接。尤其是政治强人，对指定接班人不太服从。
第二是权力的和平交替越来越困难，因为以往都是通过隔代指定接班人的方式来实现权力交接。大家一到十八大就可以去期盼十九大、二十大会不会更好。所以中国人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政治心理，总是忘记当下，期盼明天会更好。所以今天我们在盼十八大的时候，相当多人评论的眼光已经转移到了二十大，我们去盯胡春华、孙政才、周强，我们去盯这些人 ，好像习近平替我们尘埃落定了，这十年我们已经放心了。
所以这样一个政治交替的和平机制，以及社会的一种反应状态，我把它称为“跨时间的跳跃”，就是我们总是在十年以后来谈中国的问题，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
第三，这种权力交接方式和权力运行越来越不可预期。如果说胡温的十年已经是一个相对令中国人期望得不到满足的十年，那么未来的十年可能中国人的想法会更多，而兑现想法的可能性会愈低。因为中国社会的矛盾已经积累了三十多年，从来以政治高压使其不得缓解。权力对社会矛盾做出的反应，受制于权力内部的牵扯，很难去治理。所以在北京政治学圈，大家都讲近期讲话尽可以胆大一点，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抓政治局委员都来不及了，所以抓大家更困难。当然这是一个政治玩笑，但是有某种暗示。王立军和薄熙来事件，我把它解读为中国政党政治的宫廷化和广场化已经是越来越严重。中国十八大究竟是 7 个常委 9 个常委 11 个常委，谁也搞不清楚，大家都怀抱一副敬重的样子问我，你看是多少个？我说对不起我还没去中南海。因为实现这种宫廷政治，不到水落石出的时候大家无法断定。因此宫廷政治到了终极阶段时候，它一定会广场化。所以最近大家知道中国政治最忙的人，不是政治明星，而是演艺明星。因为广场化了之后，大家无法对中国的公共政治进行判断，于是就把它娱乐化，今天传闻这个女星跟十个高官上床，明天传闻另一个女性跟二十个高官上床，今天传闻这个女星上床赚了 7 个亿，明天传闻另一个女星又赚了多少个亿，于是大家把政治娱乐化，觉得这样还比较好玩。我们与其去追究薄熙来现在在哪里，不如去追究章子怡是不是真跟薄熙来上过床。这是广场化政治比较好玩的地方。发达国家也很少有这种体验，中国政治还是有它过瘾的地方。第三就是权力制度更迭的制度化和无序化，实际上在今天的中国政治当中是相互伴随。权力的制度化我认为是邓小平的贡献，是没用问题的。是怎样的贡献呢，中国从十六大开始，每个人大致有 10 年的任期，如果中间不出什么政治夭折的话，彻底解决了八零年代困扰中共的权力终身制。
但是这样的制度它不是通过选举制度和立宪制度奠基的，而是通过权力的公平政治博弈来替换的，这个替换本身显得无序化，就是谁能够当政，直到今天还在传闻，习近平会不会有其他的出路呢？当然这都是一种市井游戏的政治猜测。我认为是不太可能。因为中共一向统治国家是靠嘴硬，你说我要变我偏不给你变，你说我不变我要变给你看看。所以这个政治是比较难以预测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来具体看看中国未来的政治局面会怎么样。我一向坚持的基本的分析立场叫做“无法分析”，但是大家就觉得很好笑，你在这里分析中国政治局面，你说它无法分析，不是嘲弄大家吗。我说不是，是中国政治嘲弄了我们所有人。因为你一分析的话，可能明天就成了一个笑话。但是我们对政治又不得不采取一种预测的态度。不采取这种态度，面对明天的政治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哪怕我们预测错了，本身也表明这就是中国特色，就是你预测不了。所以测不准有哪些因素让我们测不准呢？
第一个从中国国内的局势来看，首先经济因素上，是现在当局最没有把握的，所以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同行里，我最羡慕的就是经济学家。为什么？他们再怎么胡说八道，官方都非常容忍。像我这个政治学者呢，我哪怕讲得规规矩矩，党对我也身怀不信任的态度，就是“你究竟想干什么？”其实我什么也不想干。但是经济学家有时候是想干坏事的。比如他们想把国有资产出卖了，其实我还不想，但是也没有办法。当经济学家很亲切地告诉温家宝的时候，国有资产一定要出售，温家宝说“那这个是好主意，我们就想办法吧”
但是如果我要来说“共产党如果你下台两三年可能再当政更好”，他一巴掌给我打来，“你怎么要我下台”。实际上我想要强调政治上轮替，政党轮替的一个健康机制，但是我是不能讲的，所以在这里只是开玩笑地说一说，不是正式讲中国真要政党轮替，那是不可能的，大家放心。
但是从经济因素上讲，中国经济无预警性停滞或者崩溃，从我的政治学视角上来看，是比较同意这种说法的。原因很简单，我们只提供两个理由。那就是三十多年来，中国政府是致力扭曲一切经济信息。这个从朱镕基时期来到现在最明显，所以中国的股市不是牛市也不是熊市，是猪市。所以股市的信息无法分析，所以一切严肃认真的分析都是在杜撰严肃认真的笑话。但是大家是做这个事情的，我有点不恭敬，但确实在我看来，大致如此。
第二，就是执政党必需不断制造繁荣的奇迹。有欠繁荣或者是萧条、停滞、危机的信息，统统要掩盖。连CPI 实际上有经济学家说是百分之十六点几，我们已经成功降到了 3.2% ，但是我每一周去吃快餐的时候就发现，每个月都要涨两块钱。我觉得这个 3.2%有点与现实不符。这是我们的直接感觉。正因为如此，繁荣的维持和经济信息的扭曲之间，使我们对于政策信号很难捕捉，所以我们没办法给 public policy 以稳定性的分析。
正因为如此，当经济增长和政治合法性的关系，或者经济成长的关系紧密联系起来以后，每每到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判断经济出了大问题的时候，就有一内一外两个因素。内部因素是什么。我们国务院总理始终对保八怀有特别的偏好，所以朱镕基也在保八，温家宝也在保八。温家宝最近看经济形势不行了，到六个省开经济工作会议，又是保增长，保八不敢提了。实际上我认为他们不太豪迈，其实对于中国这种政治经济体制来讲，国务院总理说要保十，如果他们更豪迈一点说要保 20% ，也是可能的，因为经济数据大多数是做出来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合法性资源仅仅依靠经济增长的时候，我们反而对经济增长的实际状态不清楚了。实际上我们要把经济增长的状态描述一个政治合法性资源聚集的特殊的中国情形。
再一个方面，从政治因素上来讲，我特别强调政治周期律的作用机制越来越明显。中国的政治周期律和经济周期律本来长时间以来是不明显的，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经济周期是由计划者给定的五年时间。到改革开放之后，五年给定期限逐渐转变为五年政府周期的更换，或者十年政府结构的调适。但是对于今天来说，政治周期律体现为五年一个小周期的替换，十年一个大周期的替换。第二，共产党执政已经六十年 ，执政的审美疲劳带来了政治周期也是如此。像男女一样，在一起玩久了，我们是不是换一换，一个换妻游戏会带给你刺激。这纯粹是一个审美的原因，而不是一个政治主张。共产党为什么有时候说要分派来执政，就是给大家一种新鲜感觉，西方的公民们也是如此。宁愿选出一个傻瓜，不愿有一个活跃的政客继续执政。比如最近法国人上演的政治闹剧，选出一个奥朗德真是傻的可爱，以致于到国际舞台上他都不会表情，跟我们中国领导人越来越接近。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讲，政治周期律面临政治审美的一个转折。
第三，本身我们的政治意识形态、制度安排和执政规律已经到了一个周期，这是最严肃的说法。原来有马克思主义支撑的中共意识形态化的领导，真是到了一个转折关头。在这个关头第一，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号召力，从中共高层一直到社会公民，其实都觉得已经缺乏社会凝聚感。第二，这样一种制度，已经非常疲软。你看这种制度的运作 ，分33 班倒，每班 22 个人监控一个盲人，居然这个盲人都跑掉了。而且据说盲人家里四处摆着玻璃杯子，他一动这个玻璃垮就打掉了，居然他成功地走出去了。我把它解读为权力运行实际状态的无效化。我相信可能中共高层可能现在都没有反应过来，陈光诚是怎么跑掉的。按常规来说，像我们这些健康人在这么紧密的控制下，从一个小山村里跑掉，那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的控制是水泄不通，插翅难飞，居然都飞掉了。所以这是权力控制周期的一个需要检点的事情。这是第二个因素。
第三个因素从社会的因素上来讲，可以说民众的期待所得 ，以及他们的失望和绝望情绪越来越蔓延。这种社会心理情绪的蔓延是比较特殊的一种状态，按常规也无法分析，因为我们国家也没有盖洛普，所以一切数据都是局部给定的，而局部给定的民众的社会心理实际反映，是被遮盖起来的。但民众一般是有钱不愿意花，或者花钱不知道到哪里去，所以民众的心理期待有种莫名的恐慌，所以最近北京公布了一个数据，投资的莫名恐慌所带来的涨跌皆不是，相顾两茫茫的感觉。北京居然有空置房屋达 371 万套，这个实在是太恐怖了，北京房屋的空置率，都是来投资的，希望涨，所以温家宝要打房，也实际上是假打，真打下来了，可能 371 万套房的房主都要到北京游行，这是一个更大的麻烦，意味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贪官首先加入了维权的行列。
第二是利益分配不均，贫富的严重分化以及更为关键的是权势集团挟持国家 ，这是最大的麻烦。这个公开的数据就不好举了，经济学家已经替我这个政治学者讲了，政治学者讲出来就成了反党，但经济学者讲出来都是爱国，所以各位你们很伟大。但问题权势集团对国有垄断企业的挟持，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我在这里不用举了，200 个家族怎样控制了 200 个行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公开秘密。这样一个公开秘密使中央政府的政策，要进行调试，非常困难，非常非常困难。这样的权势集团对国家的挟持没有在政治体制和制度安排上进行反应，已经变成了一个方方面面利益集团协调的结果，一个妥协的结果。大家期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怎么样的结果，网上传闻的那些激进方案，我认为那都是某些传闻者良好愿望的网络博客的表现，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中国任何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在我看来今天都步履维艰。因为权势集团已经劫持了国家。经济权势集团劫持了整个国家的垄断经济命脉，使得公共政策没有公共性 ，而同时权势集团又劫持了国家的政治，这是单一权势集团劫持了国家的政治权力 ，至于谁劫持了主体我就不敢讲了，其实大家可以意会。因而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开放程度都非常低，跟三十年前共产党因为要挽救自己在经济领域当中的失败，而来赢得政治合法性资源那种处境，完全不同。今天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任何一个共产党的高官登高一呼，叱咤风云，迎刃而解所有问题，不能期盼。如果你有这种期盼呢，那我就赠你两个字“幼稚”。可怕的是这种幼稚的看法还比较流行。所以很多人问我，你对习近平有什么期待？我说你认为我应该有期待吗？他说你应该有期待，哪几点？我说还没想好，意思就是我根本就没有期待。因为最近的中国改革就强调，我们与其期待权力，不如改革体制，但是改革体制非常困难。
最后一个是无组织社会的盲目反抗和不可控的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按照去年中国社科院的说法，群体性事件越来越趋向于暴力化，所以中国未来可能是一个暴力泛滥的社会。原来我们特别强调儒家这个宁静社会，大家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兄兄弟弟，朋朋友友，井然有序，我们中国人对世界各国都 爱你爱的不得了。结果呢大家都知道现在一内一外都不爱中国人。对国内，中国人不爱中国人自己，有时候这个暗杀那里刺杀，强奸师妹然后把她杀掉，这种野蛮事件都有出现。而外面以绑架中国人为快乐，比如说跟菲律宾黄岩岛还争个莫名其妙，已经有两个巨富在菲律宾又被绑架了。这个时候中国人突然发现我们在社会领域的遭遇很尴尬，我们作为一个 1840 年挨打 170 年属于崛起的民族，我们的崛起不仅没有得到世界各国和我们自己的欢呼，相反我们自己好像在国内国外都遭遇到了崛起的强大的敌视，我们也敌视这个崛起，国外也敌视我们的崛起。加上美国最近又表态 60%的舰支要派到亚洲来，显然中国有一部分人是恶意的 兴奋，说派来好啊，好玩啊，看看中国能不能够把美国 60%的舰队消灭了。所以中国网上的政治完全是反政治的，为什么这么多欢呼来一场毁灭性的战争。这就是无需社会的心理表现。一个社会有序的话，我们的判断就是理性的。我们会知道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经不起一场战争，所以军方的鹰派再怎么吼，你看政治家出来表态都是那不可能一战，一战首先把我们自己战没了。所以网上愤青们的爱国热情令人钦佩，但是政治判断力实在是觉得中国这个无序社会之可怕。这是第三个因素。
第四个因素是国家权力因素。 对今天中国来讲，为什么社会秩序如此混乱，我有一个基本分析就是，中国基本上没有街头管理。街上执法的警察非常少，工商、税务、安全、公共卫生这些部门的官员都不执法，执法都交给谁呢？交给了城管。城管人员不足，经费不足，所以用更低的费用招募农民工来当城管，街上巡查的国家街头官僚都是农民工 ，所以今天中国都是被农民工管起来的。胡温是在中南海着急，农民工是在街头着急，一不行农民工就要暴打你一顿，或者我们暴打他一顿 ，就变成了城管与普通居民的街头搏斗。
这就变成了国家日常权力的软化，国家抽身而逃，理由还非常高尚。卫生局为什么不到食品店、饭店去巡查？他的理由很高尚，“我们不要轻易扰民，我们发了卫生许可证给他，就由他自由经营”。我一听简直就觉得可怕。本来卫生局的官员应该天天去巡查，叫保民。他说不扰民是不扰经营者这个少数的民，而我们大多数消费者的民他不来扰，那我们就完蛋了，没有保护。所以最近中国最忙的物质材料，除了女星人最忙，物质材料最忙就是皮鞋，我们需要啥就把皮鞋往锅里一扔，就给你熬出来了。这是街头官僚的缺乏。
第二是权力集团道德约束的软化和法制化的缺失造成非常严重的社会后果。权力上没有什么道德化的约束。大家都知道我们前总理的女儿身穿十几万价值的服装，她在北京开两会的时候，说全国人民你们要节俭。
这个世界对我们实在是太友好了，其实我们已经够节俭了，如果再节俭就只好不穿衣服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看出道德感发生了扭曲，大家都知道中共有一个号召，让大家重新学习雷锋，但结果网民不仅没有积极响应，而且在网上群情汹涌，我们劝告各级官员，首先你们学焦裕禄，你们学好了我们就开始学雷锋。结果学雷锋草草收场。你说你们这里都没有任何工作，你要我们学雷锋，我们把你们的好事都做完了，你也不是白当官。那在中国这个实在是太过瘾了。一方面是高危行业，上级对你不满，双规；上级对你很满，你啥事不做，没事。最忙的是人民群众，我们不仅要在很艰难的环境条件下谋生，我一直在设想在北京最低工资的数百万农民工一个月怎么活， 400 块钱，怎么可能应付一个盒饭都要 15-20 元这样的日常生活。
而大多数人还认为应该出来尽量做好事，小悦悦往地下一倒，全中国人民都应该奋不顾身地扑上去。实际上这对我们的道德要求太苛刻了。对底层生存逻辑来讲，小悦悦事件就是一个现实写照，国家领导集团没有理由要求他们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国家领导在抱怨社会的道德情操不高的时候，实际应当反省的，是自己的公共权力运用的道德感究竟在哪里。
第三就是国家权力的人格代表就是国家领袖，他的权威性明显下降。十八大以后即将浮出台面的中共和国家的最高领袖习近平，大家在盼望，说习近平这个人在浙江的时候非常好学，思想非常开明，网上到处都在宣传。所以习近平上台第一要批判六四，第二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第三一脚要把盟总体制给踹掉，几乎是个戈尔巴乔夫第二，那这个基本上都属于我们中国人发挥文学想象在进行创作，为十八大后进行创作。
现在我们为十八大提前进行文学消费。对习近平这样的官员来说，愈来愈会缺乏人格魅力，比如我同代际的人胡春华、周强、孙政才这些进入高层的 60 后出身的人，他们更没有这个人格魅力。因为对于我们这一批人来说，我们即将面对的一个基本状况是，我们要进入一个毫无生气的 20 年，因为这两代人是红卫兵、红小兵。60 年代像我这一代人是红小兵，50 后呢薄熙来、习近平、王岐山他们这一代是红卫兵。红卫兵和红小兵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没规矩。你像我小学的时候一年级，就给我的语文老师剃了个阴阳头。像 这一代人他很难有现代观念，因为我基本上是在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教育和熏陶下，走向高中毕业。然后在大学时基本上是在恢复共产党的权威，没有接受到真正现代严格的知识训练，因而他们无法把一个制度的权威和人格的权威清晰地区别开来，他们以为自己还能够重新塑造人格权威，声嘶力竭地讲一些不着边际的政治空口号，认为他权威就塑造起来了。 但是他在他同代际之间的内部号召力，都已经严重不足。因为红卫兵和红小兵最大的特点是谁也不服谁。所以薄熙来才能够哄然出世 ，“你当不如我当”，我们都是这种感觉。不像毛泽东时代，毛泽东在那没办法，“既生瑜何生亮”，周恩来对毛泽东就是这种感觉 ，周恩来也是天才，但遭遇到了毛泽东，他服了。我们也认为我们遭遇到了天才，可能是习，但是我们不服，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国家人格权威的代表他没有号召力，我们不能期待他登高一呼，应者云集。
这是第四个因素。
第五个因素，整个国家的治理绩效明显下降。经济下滑不用说，最关键的因素是导致统治资源聚集的困难。共产党经历了两次统治资源聚集的高潮，一次是 1949 年建立统一国家获得了强大的政治支持。所以共产党在肃反当中怎么杀人，但是社会底层对它的支持是无条件的。这是第一次政治聚集。而因为毛泽东搞文革，使政治资源聚集的方式瘫痪了。接着由邓小平开始启动了由经济资源来聚集，对80 年代我们都有一个非常兴奋的时代。我 1982 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那都非常兴奋，发十卷卫生纸，一毛钱，总共一块钱，只要是免费，free is the best ，那就是最好的，领到家简直就笑开怀了，“改革就是发钱”。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这种聚集也瘫痪了，因为今天流行的口号是“改革就是涨价”，这个是要我们付出代价，所以是非常困难的。要我们支持统治内心上是非常困难的。
第二是内外挑战形成的统治困局越来越明显。内部的挑战我认为不是社会公共事件的挑战，这是大多数发达国家来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们普遍的误读。都是来研究社会造反运动。社会造反运动对于共产党来处理通常不成为问题。因为以国家的铁拳对付你几个暴民算什么，不行把你毙了就行。这是很简单的。最关键的内部统治的困难是权势集团内部皲裂的裂痕越来越大，党内有不同的人他们来认为他们统治国家才是最正当的，而且具有排斥性、唯一的正当性。所以这个时候薄熙来要唱红，刘源要讲新民主主义，胡德平要开胡耀邦史料网，叶剑英子女要出来大谈粉碎四人帮的极端重要性。各有出路的人就会把他父辈的路线拿出来正当化，这样正当化的结果就是不能达成统治共识。一旦不能达成统治共识对内，想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就非常艰难。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如果中共十八大把政治局常委扩展到 11 个人，那么我个人分析是它迈向了南斯拉夫的道路。最初南斯拉夫轮流执政西方也是喝彩，说是共产党民主化了。但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不理解共产党要统治国家，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像铁板一块，这样外部就不可能攻破。一旦它有皲裂，执政人员越多越摆不平，那么这个社会相应的分裂，权力就无法把它重新聚合。这是一种不同于西方分权逻辑运转的集权逻辑。分析中国一定要强调。
第三是社会的对峙感和团结感明显下降。所谓对峙感，上海杨佳杀了六个警察，网民欢呼他是英雄，中央电视台说他是十恶不赦，这就是对峙感。四处发短信有一条很简单，说我们为了心情好，最好看中央电视台，为了避免心情不好，最好少看微博。因为一看中央电视台，尤其是新闻联播，全国形势一派大好，只会更好，不会小好。而一看微博，中国简直就是地狱，这里在杀人那里在干掉，这里有毒，那里皮鞋很忙，这里女星都在上床，那里我们没有资格上床。因为农民工上床就是犯罪嘛。这些报道表明了社会的对峙感很强。一个社会没有基本的团结感，团结性太弱，大家并不谋求国家的一致性发展，这个社会就比较危险。
这个是从国内因素来看。从国际的因素来看，中国现在明显对国际的反应非常特殊。第一个方面是国际盟友已经分崩离析，在显现我们强烈的国际孤独感。中国现在是独孤求败。原因很简单，美国你不跟我玩无所谓，俄国你想跟我玩我又有点看不起，好像你不够强大，所以普京还不得不放下架子，放下肌肉跑到中国来。普京在欧洲都是靠肌肉出名的，而在俄罗斯选举又是靠肌肉诱惑了女选民，重新登台，上演二人转。中亚五国+俄罗斯，以及伊朗等等国家来中国，我的说法是四个字以准确形容这种同盟，叫各怀鬼胎。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把自己的利益稍微放下来协调出一个政治同盟。所以这种因素下中国已经非常敏感的有军方的鹰派将领们来表达对中国 c 型包围圈的一个担忧。这样的担忧使得我们的大国之任和国家崛起的环境跟三十年前大为不同，我们今天是高度紧张。但是在这样一种高度紧张下，鹰派和鸽派的国家政策国际政策的主张对峙性非常强。鸽派说埋首做好自己的事情，国际环境就会好。鹰派说我们一定要采取主动进攻，不打一仗不足以收服周边国家。所以连外交部副部长都写出一篇文章，可以说是国际关系理论上的一个突破。其中特别强调，小国不能肆意侵略大国。当时我读了这篇文章我觉得外交部副部长特别具有创见，小国侵略大国。那就证明你不够大，它才侵略，要么就是你太大，人家不侵略一下觉得不舒服。这两种逻辑都不太符合国际政治理论的常规。真正的大国对小国来说要稍具正义感，对小国有重点的影响力甚至是支配感，但是现在中国在这两方面都很失落。实际上我们按国际惯例形成的领土争端我们是五五开来分成，中国简直就习惯了黑社会的感觉。哥们我们不要争黄岩岛，我们要五五分成。这样就使得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没有办法赢得国际草权的主动性。
那么第二就是西方对于中国姿态有明显的变化。中国的工业技术发展、科学的引领不明显，所以最近美国对中国有新重商主义的指责。通过国家权力来营造商业体系进行产品倾销来获得 GDP 的迅速增长，盘剥全世界。当然这个说法不一定成立，我们中国人有自尊心，那只是跟你做生意，我们军事上有四大绝密武器，打美国潜艇都不成问题，打美国航母都不成问题。对此我们也还是要感到自豪。但是在新重商主义的指责下，美国因素的变化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最危险的状况，因为三十年来是中国依附于美国因素在发展。但现在我们跟美国抗衡，使得这个有利因素变成不利因素，这很麻烦。
结论是什么呢，这是我对中国的基本判断，中国的政治发展，八个字可以准确概括：困于内政，贻误外交。
四个字再简单概括：内外交困。因为硬实力我们严重不足，一个 GDP 不能说明中国国力，第二软实力也严重不足，所以从美国人的愤怒可以看出来我们的软实力实在是太软了，孔子学院我们要把你赶走。但是美国人处理中美关系也是抽筋，美国人政治上看来smart power 那也不好。双方的共同尴尬和抽筋反映了没有常态的管理和常态的举措，所以实际上我们的软实力是非常麻烦的。另外我们的巧实力基本上缺席，你看在南海事件上，我们很不聪明，要注意到阿三世本身是华人，去年回到福建省亲，奇怪的是由他来挑头，导致南海的对峙局势。这里头我们的尴尬是巧实力，我们原来最爱玩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最近发现不是如此，所以大大的麻烦。
是不是这样我们就会有一个毁灭性的结果呢？不一定。我的悲观分析得出的结论还是很乐观的，为什么，我们愿意明天会更好。谢谢。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