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米尔顿•弗里德曼诞辰100周年，要放在至今各国尚未走出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他的纪念活动可能会热闹得多。2006年11月，弗里德曼离开人世，恰赶在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压过来之前，而如果他活着，也许将不得不面对人们的质问。因为人们很难不将他主张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这次金融危机联系起来。
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经济学界气候大变。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新凯恩斯主义者保罗•克鲁格曼。克鲁格曼与弗里德曼这位1976年的该奖得主，观点可谓针锋相对，前者要求政府对国家经济大加管制，后者则几乎一生都在反对凯恩斯主义。
克鲁格曼在《米尔顿•弗里德曼是谁？》一文中说：“当弗里德曼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开始其生涯的时候，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反改革时机正好成熟，所以成就了他这个英雄。”其实反过来看，克鲁格曼也是赶上了好时候。在很大程度上讲，金融危机成就了克鲁格曼，不然，他对里根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很难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
然而，尽管“经济学的风尚就像巴黎的时装一样，总是在复古与创新间摇摆，每隔若干年就要迎接一次新潮流”，但弗里德曼所倡导的政治和社会自由却深刻而广泛地改变了人们看待事物的方法。2006年，英国《金融时报》如此评价弗里德曼：“他是最后一位既家喻户晓又拥有最高专业成就的伟大经济学家。在这方面，人们常常将他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相提并论。”
反对凯恩斯
弗里德曼主要的思想锋芒多因批判凯恩斯主义而得以凸显，最明显的就是对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重新解释。大萧条常被视为自由市场经济不稳定性和需要政府干预的例证。特别是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之后，政府的作用从“必要的恶魔”转变为“能够解决任何社会或是经济问题”。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框架下，解决大萧条的危机是政府积极作用的结果。然而，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合著的《美国货币史》改变了这一看法，该书从货币史的角度证明了货币变化与随后发生的经济变化之间的关系，也因而认为，大萧条的原因不在于自由市场经济，“当时美国的货币储备委员会负有很大的责任”，而在于美联储错误地收紧银根，从而导致40%的美国银行倒闭。虽然弗里德曼的论述后来又进行了修正和扩展，但至今仍然是对大萧条的主要解释，“大萧条远不只是自由企业制度的失败，而是政府的悲剧性的失败”。
弗里德曼在学术上的贡献主要针对凯恩斯的政府干预，因而，在凯恩斯主义盛极之时，弗里德曼也常受冷遇，这也是不难理解的。比如，当时美国一些高校的图书馆禁止弗里德曼的著作上架。
然而弗里德曼自陈“曾经是一个彻底的凯恩斯主义者”。他早期参加了美国税务研究局对税收制度改革的研究，在弗里德曼的参与下美国最终建立了所得税的代扣制度，正是这一制度的建立使二战期间美国所得税税额的征收富有效率，而且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1942年10月21日美国通过了1942年税收法，1943年6月9日通过1943年个人所得税法，这些完成了美国税务制度的重建，这些制度保证了美国战时对财政收入的需要。但弗里德曼在回忆录中说：“我当时绝没想到，我正在帮助发展一种机制，他使政府过大，干预过多，而且严重破坏了自由经济，这是我多年后严厉批评的现象。”但他同时也说，当时没有想得这么长远，只是考虑怎么样为战争筹款。
弗里德曼的自由主义
弗里德曼始终站在凯恩斯的对立面，成为反对政府干预和维护自由市场经济的旗手。在他看来，政府的做大是人类自由的最大威胁，“一个日益强大的政府迟早将摧毁自由市场带给我们的繁荣，摧毁独立宣言庄严宣布的人类自由”。
弗里德曼的自由主义思想表现在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两个方面，并通过否定凯恩斯主义表现出来。经济自由主要指交易双方通过严格的自愿原则进行合作，“不需要任何外力、强制和对自由的侵犯来促使人们合作”。而政治自由则是“人人有权追求自己的价值”。弗里德曼还认为，繁荣是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结合，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前提，“自由市场通过分散权力，可以防止政治权力的任何集中”。同时认为“把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在同一个人手里，肯定会给人民带来暴政”。
弗里德曼分析了集中制下的一些现象，在对苏联经济体制的分析中，他认为，在强大的中央集权下，在经济的每一层都有地下的自愿合作来补充中央计划的不足，而正是这些地下自愿交易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统制经济的崩溃。
弗里德曼在回忆录中讲，他在第一次参加朝圣山学会时见到的伦敦和巴黎，“伦敦仍然是一片凄惨的景象。食物很糟糕，而且限量配给。物价、工资和汇率处于广泛的严格管制之下，人们普遍地接受并遵从这种控制。黑市无疑是存在的，但规模很小，也很隐蔽”。而巴黎的情形却不同，“有一种在英国所感觉不到的生机与活力”。在回忆录中，他讲述了乔治•斯蒂格勒喜欢讲的故事：“在我们住的格兰德宾馆，我找到一位服务员，问道：‘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去能兑换现金的黑市，最近的路怎么走？’‘不用找了，先生。’他一边回答一边从夹克衫里掏出钱包。”因此，他认为，“法国却为黑市所拯救”。
也可能因此，他在《自由选择》中说：“凡是容许自由市场起作用的地方，凡是存在着机会均等的地方，老百姓的生活都能达到做梦也不曾想到的水平。”而从这一理论出发，弗里德曼也得出了很多并不容易接受的观点，比如，他主张毒品和卖淫合法化，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和斯密与杰斐逊一样，弗里德曼也认为政府只能是仲裁者而不应当是当事人，政府的作用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保护市场、保护市场中的当事人。“一个人如果一心想通过增加政府的干预来为公众利益服务，那他将‘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去增进同他的盘算不相干的’私人利益”。比如，在国际贸易问题上，在一个国家里，企业“将诉诸政治压力来使其他企业受到损失，规避威胁它们利润以至生存的竞争者的经济压力”，因此，“一国政府为了本国企业的利益进行干预，导致其他国家的企业向他们自己的政府寻求援助，来对抗外国政府采取的措施”。
结果，“私人之间的争议变成了政府之间的争议，每一次贸易谈判变成了政治事件……结果，普遍存在的是冲突而不是合作”。因此，他认为应该尽可能地限制政府的权力范围，“政府权力的每一次扩大，不管是为了什么目的，都会增加这样一种危险，即政府不是为其大多数公民服务，而是变成一些公民压迫另一些公民的手段”。这也正是以“公平”、“平等”为诉求要求政府干预的危险之处。
自由是一种价值追求，是个人在不影响(对他人不利或他人不愿意)他人的前提下，拥有个人的“为所欲为”的权利。即使是人类进步的正确道路，也不是强权、教化所能直接达成的。一个真实的人类发展道路应该是人与人之间以个人自我内在实现与他人内在实现间整体竞争发展的结果。这种价值追求也应该形成为如布坎南所言的“道德秩序”，在这种秩序下，社会协调主要依靠人们内在的道德约束来维持，对于国家治理的需要就会降到最小程度。社会才能在个体相互尊重的活动中形成一定的内聚力，人们才能在相互平等中实现自己的个性和自由。
“通往地狱的道路也是用良好的愿望铺就的”
弗里德曼曾长期在政府部门工作，也许，正是弗里德曼这种经历坚定了他的自由主义信仰，使其不断地回顾到政府工作的规则。他曾经对一起工作过的美国某部长这样评价：“我常常感到有趣的是智力如此有限的人可以占据这么重要的职位。从此，我对世事理解得更深了。”
我们无法从弗里德曼那里直接看到他所理解更深的“世事”是什么。但是，沿着他的思路走，应该是：智力如此有限的政府官员如何制定好的政策？如何实施真正有助于公共福利提升的好政策？弗里德曼曾经探讨过住房政策，一些人希望通过政府干预的住房政策来实现“平等”，弗里德曼说：“对我们来说，最好的还是直接解决收入与财富源头上的不公平，而不是对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组成部分的几百种商品与服务中的每一项都重新配给。”一些智商有限的人组成的政府怎么能够完成这项工作(弗里德曼也认为，即使政府组成人员智商都非常之高，这样的计划操作也不可能完成)？因此，他说，“允许一些人获得不平等的货币收入，然后再采取精心设计、成本高昂的措施去阻止他们支配自己的收入，这是最为愚蠢的做法。”
弗里德曼参与了美国个人所得税税率变动的反应的研究，他回忆说，在国会委员会就拟议中的改动作证时，意料中的第一个问题都是“现在，请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例如，1.5万美元”。由于当时议员的年薪是1.5万美元，所以，“这种反应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拟定的税率表总是以1.5万美元为基准”。
而同样按照凯恩斯的方法估算通过增税防止物价上涨方面，物价管理局的经济学家为了维护冻结物价与工资的法案，“在官僚政治斗争中，他们成功地说服了物价管理局不认可我们的估算结果”，而之后他们“甚至敦促财政部提出比我们估算结果还要高的税率”，因为，“此时，在他们眼里，财政部已经不再是对手了，而变成了盟友”。对此，弗里德曼经常发出疑问：“这样做到底是为了提高他们的权力？还是因为这是一种必要的策略？只有这样才能维护他们坚定相信的公众利益？”
显然，弗里德曼是不相信这样运作的政府能够干预出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虽然，弗里德曼也为“负所得税”、“教育券”奔走，但这不过是为减少政府干预的良好的愿望(弗里德曼曾认为，现行的福利计划，当初根本不该制定)，“使我们目前实行的既不人道，又无效率的福利制度变为比较人道，比较有效的制度”。但毫无疑问，只要政府不断地强大，只要政府干预的范围不断扩大，这些良好的愿望也无法阻止社会向“通往地狱的道路”行进。因为，政府的干预政策往往指向一些集中的、直接的、阶层性或行业性的受益者，这将直接损害我们所追求的平等和自由。
周游列国，经济学纵横家
新自由主义的另一位大佬哈耶克曾经说：“只是个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不可能成为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照这个标准看，米尔顿•弗里德曼无疑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
弗里德曼的消费分析、货币供应理论及历史、稳定政策复杂性等领域的研究不仅深深主导了美国经济几十年，也对很多其他国家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弗里德曼本人对自己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也颇为自得，他周游列国，成为很多国家的经济“国师”，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享受着偶像级的待遇。但这也难免给他惹来谩骂和仇恨，尤其是，几乎全世界的左翼思想家都对弗里德曼极为不满。
1973年，由于担心智利变成共产主义国家，美国中情局支持皮诺切特发动政变，推翻阿连德政权。阿连德惨死，皮诺切特开始了独裁统治。而弗里德曼则当上了皮诺切特的经济顾问，他的几个学生甚至进入了皮诺切特政权高层，协助开放市场，推行私有化。在私有化过程中，造成了官商勾结，侵吞国家财产，造成严重的贫富不均，民生受到巨大影响。因此，3年后，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有很多人指责他是凶手。
2008年的金融海啸摧垮了冰岛的经济，使这个国家陷入破产边缘。这使很多人想起了弗里德曼，并将其视为罪人。因为，1984年，弗里德曼造访冰岛，并极力推广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他的这次造访对冰岛独立党产生了很大影响，包括后来的总理戴维•奥德森。奥德森上台后，就开始全面推行弗里德曼的放任资本主义经济主张，使冰岛的经济自由度从1975年的第53名跃升至2004年的第9名。这主要是奥德森主政的13年间取得的变化。而2004年，冰岛独立党领导人盖尔•哈尔德上台，也延续了奥德森的政策，减税、民营化、自由化货币和金融市场、取消政府对亏损企业的补助。而这些，都是使冰岛经济崩溃的重要因素。
弗里德曼还曾在1980年、1988年和1993年访问中国。他说：“对中国的三次访问是我们一生中最神奇的经历之一……”他的三次中国之行正好贯穿中国市场经济最关键的摸索阶段。他在自传中说，1980年中国的市场都在卖食品，到了1988年，市场上就有了服装和小商品了。1988年那次，他还和中国领导层进行过长达两小时的长谈。然而，中国并未采取弗里德曼的经济学建议，这不免让他有些失落。1993年离开中国的时候，他还为晚饭上有狗肉而大感不快。
克鲁格曼说：“弗里德曼认为的市场优越性和政府罪恶的绝对主义让人奇怪的地方在于，在他作为经济学家中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中，他实际上是克制的典范……然而，他为什么在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时候就不能展示出同样的克制呢？”克鲁格曼批评弗里德曼“陷入了基本上政治性的角色”，言下之意，弗里德曼自觉或不自觉地僭越了自己经济学家的身份。
然而，在一个经济主导的世界，所有的经济学主张都不可避免地牵连到政治。今年4月，茅于轼获得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引发的争论，也不仅限于经济层面。弗里德曼还将被争议下去，就连克鲁格曼也必须承认：“弗里德曼确实是个伟大的人，一个有思想、智慧和勇气的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