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族企业的定义与特点

　　对于家族企业目前并无一个公认的定义。综合一些学者的看法和本人的思考，可以将其大致定义为：家族企业是指以血缘关系为基本纽带、以追求家族利益为首要目标、以实际控制权为基本手段、以亲情第一为首要原则、以企业为组织形式的经济组织。

　　而在实践中可以总结出以下一些共同的特点。把握住这些特点中的大多数就可以基本认定为家族企业。

　　l、组织基础。家族企业的组织成员结构以男性血缘世系为核心；随总规模的扩大，组织沿着血缘、姻缘、认缘、地缘、学缘、业缘、关系缘的方向，由近及远、由亲及疏地组成一个同心圆际线缘网结构。当组织遇到过强的外部压力或引力时，首先是其外缘（边缘）被分化或瓦解。

　　2．基本目标。作为一个可以把家族成员凝聚在一起的组织方式，实现家族利益是家族企业的首要目标。由于家族利益的多重性所导致的目标多元化，家族企业往往不被当做一种纯粹的经济组织。当然，企业活动所实现的经济成果主要由家族成员分享，并把实现经济利益作为家族成员的基本凝聚力。

　　3、产权结构。家族企业都倾向于通过控制所有权实现其他权力。其大致分布情况是，企业规模越小，产权越集中，结构越单一；企业规模越大，如何保持控股权越成为一个重点考虑的问题。同时，家族企业特别关注所有权或产权对于企业内部的其他权力的支配能力，有时会看到一些企业已具备完善的股份公司组织构架和制度安排，但实际上其终极所有权仍属一个或几个家族核心成员所拥有。

　　4．权力安排。家族企业的关键权力均为家族组织的核心成员所把握，从而保持家族对企业的实际控制权，以此维持组织的团结与成员的忠诚。职位的重要性与任职人员在家族组织中的地位成正比。当企业规模很小时，企业成员往往集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几种身份为一体；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分工的细化，从一体化的权力职能结构中按轻重先后，逐次出现分离，即劳动岗位先分离，管理职能再分离，经营（决策）权再分离，所有权结构由单一向多元再分离，但家族的绝对控股地位和对企业的实际控制权一般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5、领导制度。家族企业基本都实行家长制的集权化管理模式。家长作为领袖的地位和人格魅力，是由其创业经历、权威、才干和实绩所形成。企业是舞台，家长是导演，家长的理念、作风、能力、经验、知识等深深地影响总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是企业具有凝聚力的主要原因。由于权力的集中、决策的专断，企业对家长过分依赖，企业的荣辱安危、存亡绝续都系于一人之身。

　　6、组织结构。现代社会环境中的家族企业，不论自我定位如何，社会一律视其为一追求物质利益的经济组织。作为一种企业组织，从历史进程和现实选择上看。呈现出大致的分布情况：当企业初起步时或规模较小时，多选择家庭内部合作的个人企业、合伙企业或无限责任公司；规模较大后，逐渐走向有限责任或股份有限公司。家族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基本上都选择直线职能式结构，因为这种结构与家族企业的集权理念相适应，也与家族企业多规模小，经济职能单一，产品品种少的经济活动特点相适应。

　　7．治理原则。与家长制相对应，企业内部主要以人治方式进行管理，即主要依靠个人经验与智慧、情感的好恶和亲朋好友关系来管理企业，管理的主观随意性大。企业或许也讲法制，也有制度，也有如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治理结构，但那是人治下的法制，感情下的制度，个人主导控制下的“三会”。

　　8．形式表现。企业在外观上或正常情况下也许具有现代企业的特征，看不出有家族色彩，但企业内部可能存在着某种特殊的、对企业决策管理有着重大影响的非正式组织（不管是严密的还是松散的）。非正式组织成员具有同一家族或际线关系背景，有着共同的感情与需要。组织可能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无外人参加的家族会议或家族聚餐，讨论共同感兴趣的话题，甚至协调行动；当企业遇到严重困难和挫折、或遇到关系企业命运的紧急情况时，组织会进行排斥外人的内部协商，或发动具有家族背景的活动或事件，使家族夺回对企业的控制权或使这种实质性控制浮出表面。

　　9．社交策略。企业主要通过放大的家族原则来整合社会关系，扩大际缘组织，获取社会资源。企业的生存发展对关系网有很强的依赖性，一般倾向于与关系网成员进行交易、融资、合作。企业主日常的商业活动或其他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维持和扩大关系网络。可以通过联姻，认干亲，认同宗，认老乡，交朋友，送子股，当顾问，挂名誉职务，定期或不定期的聚会，以及对公务人员的寻租等各种方式来建立个人信用和扩大关系网络。在社会交往中随时把握着一种亲疏远近的关系原则和内外有别的尺度。

　　10．观念倾向。家族企业在生存发展中形成了一种企业内部文化，表现在企业体制、机制。结构、观念等诸多方面，有一些倾向性的特征。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把这些倾向罗列如下：

　　家族重于国家；圈内重于圈外；亲人重于外人；集体重于个人。稳定重于发展；久安重于时兴；生活重于金钱；稳健重于冒险；世故重于狂热；独立重于依附；权威重于集体；品行重于才干；资历重于能力；经验重于知识。直觉重于科学；情感重于理性；含糊重于精确；因循重于创新。面子重于事实；人情重于规章；关系重于原则；信用重于契约；伦理重于道理；平衡重于公正；分配重于生产。

　　二、 环境因素与家族企业

　　在影响和决定家族企业发展前景的现实大背景大环境方面，对于现实情况的分析，可以认为是多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力量作为基本的约束条件主要来自上下内外四个方向。其中所谓上下关系，可以理解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或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所谓内外关系，可以理解为内因与外因关系（或中国与世界）问题。因此，所谓改革，“改革”就是调整上下关系；“开放”就是调整内外关系。

　　l、中国社会内部，传统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商业资本主义（有时又称前资本主义）能够自发地大量地产生，这在历史上是有许多例证的。中国古代历史上有过许多有名的巨商大贾和社会商业十分繁荣的时期。中国人的经商传统与善于经商也是世界闻名的。在思想认识上，古人虽不取，但对小农经济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与生活的低水准和百工经商能致富有清醒的认识。在现代学者中都论证过，资本主义的一些前期基础条件，古代中国也是具备的，中国本来应会“较早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2．中国社会内部，社会的政治生活对于资本主义因素的影响，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是学者很关注的问题。讨论的原因很多，一般的原因前面也有过涉及，更有很多学者注意到制度文化的不相容性，即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过大，是其中最重要的或主要的原因。

　　3、面对世界的挑战，外部冲击与中国的落后使中国缓慢觉醒，外因的刺激不断增大。从东南亚地区国家进入现代化进程来看，面对西方挑战，小国几无还手之力，迅速沦为殖民地，战后独立，走向市场体制；日本在挑战中变革，脱亚入欧，在战争后被迫全面接受西方政治制度和市场体制。以中国之大，这一过程必定更加曲折复杂。黄仁宇从他的大历史观中看出，“中国的长期革命，费时必多，为患必烈。”当国家走向改革开放，国门洞开，世界的影响汹涌奔腾而入，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不与世界接轨已不可能。尽管我们还抱着工具理性的态度，但已知道要按国际惯例办事，只能接受市场经济。因此我们可以说，“开放”较之“改革”有着更加不同的意义。

　　综合以上社会（传统）、国家（政府）、世界（现代西方文化）三方面的作用，可以发现有三对矛盾和三对主张，即作为第一方面的影响，有继承与破除（保守与改革）的张力；第二方面有权威与活力（集权与分权）的张力；第三方面有融合与排斥（封闭与开放）的张力。同时，相互之间又有着复杂的张力，即一、三之间有“体用”之争；一、二之间有“分合”之争；二、三之间有“开闭”之争。社会在此三力作用下可能出现倒退、徘徊或进步；家族制度和家族企业在此三力作用下受到上层和外部两个方向的挤压，可能出现膨胀、萎缩或获得局部的空间。目前的中国正处于一个敏感期，人们还不能认定那一种力量已成为主导力量，已取得决定性优势，但可以预期，在经历激烈的竞争后，相互的补充与融合是进一步的趋势，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三、 家族企业发展前景

　　具体到社会经济生活和企业体制中，大小传统（国家与社会）和中西文化的矛盾冲突在经济生活中转化为具体的实现形式。由三种力量引导出现三种经济组织，即：以国有资本为代表，以国有企业为主要形式的国家控制经济的退却与固守；以民营经济为代表，以家族企业为主要形式的商业资本主义的复兴；以国际资本为代表，以三资企业为主要形式的工业资本主义的进入。

　　这三种经济组织在改革开放的大局下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逻辑，其大致方向为：国有企业的改革逻辑是沿着机制、体制、所有制方向展开的，即首先是机制转换、然后是体制改革、现在是所有制结构调整。这里面包含着对原有社会发展规律的回归和补课的性质。民营企业的成长逻辑则是沿着所有制、体制、机制方向展开的，即先是确立所有制上的资本积累、然后是体制上的产权重组、然后是机制上的管理重组。这正好走一个与国有企业的改革相反的发展逻辑，也是一个近乎自然的逻辑，因为这就是企业演化过程的再生或重演。

　　三资企业的发展则呈现出这样的规律，即由合资合作走向独资；由华商资本为主走向非华商资本为主；由小规模投资走向大规模投资；由一般工业领域走向高新科技和服务领域。加入WTO后，其发展将更加迅速，并成为打破垄断的主要力量。

　　在发展过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三方各自的独立性越来越强，特点越来越鲜明，相互融合的趋势似乎正被独立的趋势所打断。这是否意味着是某一方对第二、三方企业制度甚至其背后的传统的抵触与反感，对相互合作带来的组织成本上升的担忧，笔者不敢断言。但如果确实包含着这一因素，那么往后三方的竞争将日趋激烈，融合与优势互补恐怕是惨烈竞争之后的下一阶段的事情了。

　　三方发展的逻辑指向一个共同点，即走向法制。这不仅是指在市场化进程中社会环境的法制化，而且．在企业内部的变革中也将走向法制化，使科学决策、科学管理、技术创新成为企业利润增长的主要动力和保障。我们已经并将继续看到，在这三种经济组织或经济力量的相互作用中，社会经济生活正在发挥显着的变化，而主导性作用的转换，将最后确立社会的经济走向。

　　我们的问题在于民营经济作为民族经济的重要一翼，能否由家族企业走向现代企业，由商业资本主义走向工业资本主义，并成为与完善的市场经济相对应的合格的市场主体。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段时间，以家族企业为主要模式的民营企业对环境有相当的适应性，表现在数量和总量的发展速度比预想的快，而且也没有对环境（市场化）提出多少要求。可能的解释，一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压力，不愿提；二是在发展初期和小规模时可以充分利用内部资源降低组织成本；三是民营企业多从第三产业进入，由产业特点决定了家族企业的适应性；四是双轨制（转型期）带来许多打擦边球的机会。因此，这种时间上的相容性只有一定的暂时性的。 其次，对于不少发展迅速的民营企业，当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时，都认真思考过是采取现代企业制度还是继续采用家族体制的问题。我们在继续延用家族体制模式去追求企业扩张中发现了不少失败的例子，但在转用现代企业制度的民营企业中同样也没有发现多少成功的例子。因此，目前仍处在一个随着社会改革的推进进行自我调整的探索的过程中。这里有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不少新兴高科技公司的组建者都是所谓知识分子，熟知现代企业的真谛，并在一开始就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但不久以后就发生分裂，公司重返家族企业行列。不少当事人认为这是对环境的无奈适应。许多企业主都意识到，企业在此过程中比较被动，谁要主动采用现代企业制度并相信其效果，谁将首先吃亏。

　　在动员外部资源的成本方面，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由于交易的不发达，家族制度不仅动员家族内部资源时组织成本低，而且在动员社会资源时交易成本也相对低，因为通过结缘已将交易成本内化为组织成本；在工业社会中，规模较小时，家族制度在动员家族内部资源时组织成本可能较低，但在动员社会资源时交易成本肯定很高，因为企业规模决定他们付不起寻租费用。因此，对于所谓规模瓶颈，环境的作用是巨大的。

　　其三，海外华人企业在完善的市场环境下仍然愿意固守传统的家族企业模式，因而在建立国际化的大公司和经久不衰的企业王朝上并不成功。这究竟是为什么？是归结为当地环境的排斥与歧视，还是企业主仍属老一代人，难以摆脱传统家族观念的束缚？看来两者原因皆有，而后者的影响更大。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潜意识里的异族歧视的存在；受过一些中华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对那种单枪匹马打天下的美国好莱坞式英雄故事感到难以想像与接受；离开故土后容易对亲情友谊关系产生美化认同，这些都使他们感到底气不足，孤立无援，往往满足于做一个高级打工仔，或前生回国借助亲友力量实现自己抱负的念头。因此，在社会环境的强烈作用下，亦不可低估传统观念的消极影响。

　　其四，亚洲金融危机后，所谓儒家资本主义的优势神话已经受到致命冲击，在东南亚国家管理经济的方式和企业经营过程中已经发现若干变化。日本韩国都在重新检讨政企关系，改进市场竞争政策，批判父爱主义。在企业内部，过去管理学界一般认为，日本企业的优势表现在管理上的三大支柱：“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和“企业内工会”。在前两条中明显可以看出所谓“权利的时间分配机制”、即家族制度的痕迹，第三条也与日本社会特有的看重“业缘”关系的传统有关。但如今再向日本人提起这些经验，可能会被人认为是在讽刺他们了。此外，由于企业在金融危机后不得不面向世界资本市场，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也就必须有相应的改变，从而进一步与国际惯例靠拢。我个人感觉，亚洲国家的挫折与家族企业规模扩大时遭遇的挫折有内在的同构放大关系。因此，经济全球化对亚洲国家带来的冲击可与社会市场化对家族企业带来的冲击相比拟，我们从中可以悟出家族企业要在市场竞争中上规模求发展，其制度安排一定要有根本的变革。

　　其五，能否走出一条能够实现东西文化杂交优势的企业成长之赂，这是大家很关心的事，但其内涵究竟是什么，还没有人能说清楚。有学者认为现代西方发达国家中的文化差异仍然很大，以此论证我们不必邯郸学步、放弃自己的文化优势去跟随别人。现代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之间的差异的确很大，但在市场经济基本制度方面却有高度的一致性，故才会有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这涉及到一个问题，即是以个性容纳共性还是以共性容纳个性。我认为，只有在自己处于优势时去吸收别人，才能形成更大的优势（如中国历史上对佛教的吸纳）；自己处于劣势时只有先接受，再寻求在其中保留自己优秀的东西。换言之，我们只能在别人发明并强迫我们参加的游戏中击败了对方，才能发明自己的游戏；尽管我们认为自己发明的游戏可以继承民族传统中比现代西方社会更人道的部分，但在当前，我们没有选择。

　　其六，家族企业在发达国家是否仍然普遍存在并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不少人都提到并肯定这一点，但多是从静态的角度来举例的。首先，家族企业量大面广是一个事实，但量大面广本身正是中小企业的特征。这里是经济活动生物链的底层，它通过大量淘汰重生这样的高死亡频再生的方式，支撑着大型现代企业c因此从发展角度看，他们并不是经济的主要支撑或生长点。第二，有报道称，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由于市场的激烈竞争和政府收取高额遗产税的压力，家族企业的相对数量在不断下降。这一点从另一个统计资料中也能得到旁证。在1996年主要发达国家企业资产拥有者中，个人持有者比例，美国为49％，其他如英、德、法、瑞士、日本等国均在20％左右。其中由家族拥有的资产比例应该还要低。第三，的确有保留着家族企业显着特征的企业做大的事实。但这是在某些特殊条件下的人治的成功，不是制度安排的成功，不能作为通例。如美国王安电脑公司曾做得很成功，但王安病逝后就一蹶不振，最终消亡。国内的万向集团，鲁冠球的一子三女均在企业内任职，由于其子的精明，仍然显得江山稳固，但有这样的接班子女的好运不是每个家长都能遇到的。目前许多人关注的准家族企业江苏阳光集团，尽管发展势头很好，如果不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其前景未可预料。因此，如果国家建立市场经济的努力持续下去，除非承认他们局部的配角的地位，对家族企业保持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