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对于中国来说，就是开启经济发展的一把钥匙。回顾过去，尤其是近十年来，中国一步一步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9%，这些成绩的取得都与改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高速发展的道路上，也或多或少存在一些改革还不到位的现象，尤其是在一些关键性的、要害性的领域和环节，“攻坚”之战打得极为艰苦，还有一些“坚”并没有攻下来。可以说，中国现在已经站在了又一个瓶颈处，将何去何从，是全世界都在关注的问题。答案无疑还在于两个字：改革。
近期，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将他首次离京视察的地方选择在了广东深圳，并发出了推动新一轮改革的呼吁，他表示“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且“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从坏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
无论是外媒，还是中国专家，大部分认为，在邓小平“南巡”20周年之际，习近平此次深圳行寓意深刻，不仅表达坚定改革的信心，更重要的是为实现十八大深化改革目标寻找突破口。由此，习近平此行也被喻为“新南巡”。
但关键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能否乘着这股新南巡风真正推动改革。
深圳是改革的同义词
今年77岁的陈雪薇，回忆起20年前，即1992年2月22日的那场会议，依然记忆犹新，心里十分激动。那一天，她接到接到校方电话，要求下午开会，此时尚未开学。但就在那几个小时的会议时间里，她完整地听了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全部内容。
彼时，包括陈雪薇在内的诸多专家学者正在经历思想的混沌期，对于中国未来都很迷茫，不知道怎么走，就常与同领域的学者、老友，在吃完饭没事，就边走边争论，主要话题就是要不要改革、如何改革。而邓小平的讲话不仅理清了发展方向，还自上而下解决了怎么办的问题。
在这场会议的头一天，也即1992年2月21日，邓小平刚刚结束“南巡”并发表了深刻影响中国历史的南方讲话。尽管当时社会上围绕改革开放存在的种种争论，但他坚定地一锤定音地强调：不争论。因为争论会浪费时间，到头来什么也干不成；而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才是改革的出路。
当时，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任中共广东省委时任书记，他是全国最早鲜明表达个人观点，并大力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省级负责人之一。1980年8月26日，习仲勋主导成立了中国首个经济特区，使深圳从一个村庄转变为一座1000万人口的都市。这是邓小平让习仲勋自己杀出的一条“血路”，随后才有了深圳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试验田。
因此，深圳可以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同义词。而时隔二十年后的习近平重走“南巡”路，是否在向外界发出这样的信息——“我是邓小平的传人，我不是一个保守派”呢？
习近平改革言论更有力
今年，中国将出现10年来最低的经济增长率，第三季度增幅已降至7.4%，能否达到全年7.5%的目标还要看第四季度的经济情况。世界银行等机构也在提出警告，中国需要展开新的改革，以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同时，许多投资者担忧，若不推进改革以放松政府对经济的管控，中国的增长可能以更大幅度减速。
因而，改革是当前中国新领导层面临的最大议题。而习近平有关改革的言论是直到广东之行才得到普遍报道的。他自然也不是第一个谈到需要改革的中国领导人，但其改革言论在语气上比以往的领导人更加有力。因为前任总书记胡锦涛以动作僵硬和“科学发展观”口号闻名，习近平的风格则更为轻松自在，他提出的“中国梦”表述形容对国家的目标。
在深圳的莲花山，习近平拜谒了邓小平的铜像，在现场的互动环节，有当年陪同邓小平“南巡”的老同志向其建议，应坚持改革开放这一被时间证明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战略。对此，习近平的回应是，坚持改革开放是坚定不移的，并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习近平认为，深圳在整个过去的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希望深圳和广东在未来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道路上能够发挥更大作用。无论多么困难，改革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中国的最强音。
同时，在整个巡视期间，习近平要求不封路、少扰民，他在深圳乘坐的面包车是没有车窗和窗帘的，途中只有少数几辆警车护卫，几乎没有对当地交通造成影响。这些都得到了外界的普遍评价正面，似乎也在表明他不会转向保守，中国经济将继续改革。
这一点让一些观察中国的人士感到乐观，他们认为，从放松户籍登记制度到提高政府预算的透明度，各项拖延已久的经济管理改革措施有望出台。很多中国人也十分很看好习近平，对他有很高的期望。对此我持保留看法，毕竟言论和行动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而且中国在改革中阻力也不会少。
改革阻力不容忽视
事实上，在当前的中国，否定改革者、坐享其成的思想和精神状态在相当一部分地区、领导干部中都存在，而发展的种种不平衡，除了有历史条件等客观原因阻碍外，此种不愿践行改革的主观因素同样不可小觑。
除了坐享其成者，还存在改革畏难者，即面对新时期错综复杂的新问题，在不能效法上一轮改革初期的大刀阔斧时，一些人感觉左右为难之余放弃改革思路，这些人需要正向的积极思想去影响，进而缓缓转变思路。或许习近平的新南巡会有此影响。
同时，虽然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长期滞后，中国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都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腐败也愈演愈烈，尤其是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包括国有企业和希望保持现状的690万公务员，对改革阳奉阴违，他们俨然已经成为中国贫富差距拉大和社会不公的罪魁祸首。
这也是习近平大力推动改革中，很可能遭遇的最大阻力。因为中国的政府并不是什么一个人说了算的组织，最高领导人再好也没有用，他们也只是一个庞大架构中的一部分。而最近，习近平发起了遏制官员铺张浪费的努力，呼吁官员们“简化接待”，还发起了一场反腐败努力，的确令百官闻风丧胆，然而很多人也怀疑这未必不是一场政治体制的大换血。
在外交政策上，习近平在言论上的民族主义色彩比前任更加浓厚。邓小平曾强调中国应当“韬光养晦”，而习近平则谈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表述使越南、日本等邻国不安，这些国家与中国存在领土纠纷，他们又不会不是另一股中国改革中的阻力呢？
因此，虽然总体而言，中国的形势要有利许多，但任务同样无比艰巨，需要靠智慧和团结精神推动新一轮改革。习近平的新南巡也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他们迫切希望中国出现一个新的邓小平，拿出当年抛弃阶级斗争路线的勇气，大刀阔斧地惩治腐败，推进政治改革破解中国发展瓶颈。习近平会是这个新的邓小平吗？
改革需从何处着手
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多方面，改革也需要从整体着手全面推进，才有可能取得成功。总的来说，就是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环境五方面来展开。
其一，经济体制改革当前应突出三个方面，一是垄断性行业改革；二是要素价格改革；三是财税和金融改革。其中可以从垄断性行业的“破垄”切入，这就需要坚持经营环境商业化、市场竞争平等化、产权关系多元化以及市场监管科学化。关键是产权关系多元化，以为中国的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是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都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如果垄断性行业改革能够突破，经济体制改革也可望出现势如破竹之势。
其二，社会改革。这是民众最为关切的，因为每一位公民都是社会的一分子，具有天然的社会权利，社会改革的一举一动更容易让民众感同身受。当前中国社会领域最突出的是收入分配方面的矛盾，不论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还是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均呈下滑趋势。针对这一问题，分配改革方案应尽快出台，并需涉及资源产权制度、财税制度、要素价格制度、政府管理制度以及垄断性行业改革等诸多方面。此外，在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方面，诸如培育社会组织、推进城乡社区自治、建立公民利益表达协调机制等都是可行的。
其三，文化融合。文化改革涉及“文明融合”问题，可紧紧围绕农民工市民化以及城镇化问题，推进“农村文明”与“城市文明”两种文明的融合，避免两个文明的冲突和碰撞。同时，随着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升，不同区域文明的融合和国际之间的文明融合问题也日益凸显，这是一个长远的目标，应及早提上议事日程。
其四，政治改革。这方面的改革，面临不少阻力和难题，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既得利益问题，因此需要稳步推进。首先要率先发展党内民主，要扩大党务公开，要落实和保障党员选举权，并从上层做起。其次要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在这方面，必须先从理论上弄清两个问题，即党与政权实质是党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问题以及党与法律的关系问题，因此，要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最后要切实实现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要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
其五，天人合一，即环境改革。指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注意环境的保护问题，建议从建立资源环境产权制度入手，要认识到环境产权实质是环境人权，同时要特别注意绿色事件苗头，因为这不仅是经济发展问题，而且涉及环境人权、环境政治、环境稳定以及生态文明问题，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习近平重走邓小平20年前的南巡路，其意义究竟何在，没有定论，只能任时间来论证。其实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这都显示出中国新领导层试图要改变些什么，这种变化是可喜的，自然也有权利去怀疑，但却没有理由放弃那一份期待。因为，从十八大后的一个月时间里，中国新领导层的确也在努力，尤其在外交方面，姿态正在变得强硬起来，让世界侧目。至于改革，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站在整体的高度去仔细思量，并要发现以前改革中的问题，找出原因，促进新改革的顺利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