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只有国家而没有民间社会的中国，互联网正以虚拟生活的形态，制造出全新的类民间生态。正如伊格尔顿所言，在宗教、文化和性划入私人领域之后，英国只剩下一种集体生活，那就是足球，它是唯一能让全民介入的公共狂欢仪式；而在中国，微博代替了足球，成为唯一的公共生活平台，并可能是未来民间社会的脆弱摇篮。

　　近四年来，基于微博的诞生，互联网发生了由“哄客”向“扒客”（扒粪者）的重要转型。扒客跟哄客的最大差别，在于前者在本质上是一种求真游戏，其目标是撬动沉重的铁幕，获取真相，进而改造令人发指的现实。面对重庆式的司法倒退、警政滥权的现状，互联网的公民反贪，更是中国自我清洁的重大途径。扒客的梦想，就是扫清臭气熏天的粪堆，重建一个健康、安全、自由、平等和符合人性的世界。

　　但扒粪不是统治者欢迎的事务。英国作家班扬的寓言体小说《天路历程》里的“扒粪者”，曾被美国总统罗斯福援引，藉此嘲笑那些以揭丑为生的美国记者。但正是扒客所引发的清污运动，为美国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提供了无限犀利的动力。

　　粪团类型学的研究，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但中国粪团，却可以大致分为下列几种样式：

　　政治粪——源于美国扒粪运动，主要针对政府官员之贪腐和滥权；

　　行业粪——源于美国扒粪运动，主要针对制造业、基金、足球、福彩、慈善等行业；

　　明星粪——源于英国太阳报，主要针对名人和明星的私生活；

　　学术粪——源于本土互联网，主要针对知识精英或公共达人：

　　平民粪——源于本土互联网或电视台，主要针对平民私生活等。

　　撇开其它粪种，仅就政治粪而言，2008年是中国政治扒粪元年，南京江宁区房产局长的“香烟门”和深圳海事局长的“猥亵门”，形成互联网扒粪的先声。此后，广州海事法院院长的“旅游门”、贵州的“躲猫猫门”、广西来宾烟草局长“日记门”、江苏溧阳卫生局长的“开房门”、郭美美的“红十字门”、陕西安监局长的“表哥门”、番禺城管局政委的“房叔门”、重庆北碚区委书记的“雷照门”，诸门先后洞开，丑闻纷呈，形成一人扒粪，集体接力，公众围观的盛大景观。

　　民间扒客茁壮成长，有的则一夜成名。尽管某些人受到“动机质疑”（如报道雷政富事件的记者纪许光），而扒错粪的情形也屡见不鲜，但大多数扒客还是成为“屎壳郎英雄”。但其中最具戏剧性的扒客，是小偷、情妇和内讧者，他们以“污点证人”的身份，汇入了扒粪的汹涌洪流。

　　带头从事政治扒粪，是高危的冒险游戏，必然要面对坐牢和死亡的威胁。扒粪运动兴起以来，民间扒客被逮捕、劳教、判刑和“意外死亡”者屡见不鲜，他们的下场，构成了转型中国扒粪史的诡异篇章。辽宁建平的靖兆辉，向有关部门实名举报集体公益林遭到某铁粉选矿厂毁坏，被该县公安局以“敲诈勒索”罪名逮捕；雷政富视频的提供者，亦受到权势者的死亡恐吓。

　　这正是中国扒客所要面对的生命危机。自民国以来，那些着名的扒客，大多没有什么令人欣慰的下场。孙中山下令刺杀黄远庸，首开民国暗杀扒粪记者的恶劣先例，此后，奉系军阀刺杀京报主编邵飘萍，戴笠刺杀申报老板史量才、李士群刺杀《大美晚报》副刊主编朱惺公、云南警备司令霍揆彰刺杀李公朴和闻一多、台湾国安情报局长汪希苓刺杀《蒋经国传》作者江南，如此等等。扒客的鲜血，染红了现代新闻史的诸多篇章。

　　毫无疑问，没有宪政制度（立法、司法、行政）和主流媒体（报刊和电视）支撑的扒粪，注定要承受这种获罪、受刑和死亡的结局。而中国式扒粪的特点还在于，因难以获得来自司法和行政的对称性支持，它只能沦为民众的互联网游戏，制造着某种献祭式的狂欢——寻找一个具有官员身份的道德祭品，而后形成广场围观、吐口水和审判的热烈效应，仅此而已。它的正义性遭到了无效性的消解。在狂欢之后，腐败并未消退，而是以更嚣张的方式卷土重来。

　　扒粪运动摆脱游戏性的唯一出路，取决于以下几个基本条件：维护宪法的尊严；司法公正和新闻的相对独立；彻底废除劳教制度；政府和行业实现高度道德自律，等等。没有这些重要前提，扒客就将沦为游戏中的祭品，而“反腐”只能是一堆可笑的“空谈”。重庆官方对雷政富事件在63小时内做出迅速反应，打破官方应对的历史记录，十八大后的扒粪运动，就此出现了新的希望。如果它不是一个偶发事件，那么它就为中国式反腐，指出了简明有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