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到现在仍然是有两个传统：一是官本位，权力至上。除了当官，知识分子也好、别的人也好都没有别的出路。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所以公务员考试挤破头。二是重农抑商，从前叫本未之辨，农是本，商是未业，重本抑未。现在十八大提出要建设海洋强国，而以前是重视土地，不重视海洋的；而士农工商中商人社会地位最低（现在商人的社会地位也不像看起来那么高，不论你企业做多大，有权的人随时可以整死你）。知识分子生活在那样的时代有什么选择？没有选择，学成文武艺，只能货与帝王家，别无选择非常痛苦。只有一条路，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从古至今就是这样，所以要么是出仕当官，要么“出世”——当和尚，当隐士，要么当老农民终了此生。

　　在这种情况下，“儒道互补”一直存在。所谓“儒道互补”，是中国社会（到现在为止，官本位、权力至上社会）的一种生存选择。即，得志时是儒家，为王者师；不得志时退处田园、归隐江湖自保。儒家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也可以做这种理解。能够在仕途上“进步”、掌权，能够辅佐帝王，建功立业，这是中国文人的追求，就是这样一种。但是遇到阻碍时，就追求“独善其身”，自己找到心灵的平衡。道家关于治国平天下有很高明的主张——“无为而治”，“治大国如烹小鲜”。可是中国现在政府权力对经济对社会干涉太多，孙大午一再强调这点。我们农民不比任何人笨，只要真正放开束缚，真搞市场经济，而不是政府经济，不是官员经济，社会发展远非现在这种状态，可以更充分地调动民间的创造力，发展生产力。孙大午以自己为例，他就是一个初中生，然后自学法律，自己创业，从养鸡专业户做到企业集团。中国这样的人很多，可以做得很大，根本不需要政府教导怎么做企业。所以，道家在某种程度上更适合市场经济，更适合社会的自然生长。现在有一些自由主义学者，比如刘军宁提倡保守主义，也是主张社会自然生长而非野蛮生长，不是公权力干预、强权干预，不是通过革命，而是通过自然发育进行社会选择，如此做社会就能达到真正的进步，而不是折腾。

　　我自己崇敬的那些古代文化人跟庐山很有关系。比如“不为五斗米折腰”而挂冠归隐的陶渊明，他是九江人，他的作品“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他是继屈原之后最大的文学大师，但精神状态与文学风格与屈原都不同，更豁达，更清新。但他这样的人生在那样的社会里，没有权势很难生存下去。陶渊明晚年很失意，遗憾自己家的孩子都不大成器。另外，他当年辞官归隐，若没有学识、没有背景就做隐士，那农民都是隐士！隐士是有社会地位的人，没有政治关系，就有文化学识，总有某种东西。与庐山有很深关系的，再是白居易和苏东坡。他们都有“兼济天下”的抱负，但在朝廷受到打压被贬官，他们通过道家的东西找到心灵的平衡。现在很多知识分子都非常崇拜苏东坡的精神境界，他是在那种境况中通过道家的东西找到了自己的存在方式、表达方式，而且通过办学、讲学和民间交往留下一些名篇和在当地影响深远的文化传统。白居易在庐山写了“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等那么好的诗，对庐山自然风景的赞美表达了自己心灵的一种平静。

　　现今中国社会仍然需要两方面东西：一是要有传统儒家知识分子那种抱负，自觉承担历史的使命，促进社会前进，即《论语》上所讲的“士不可不弘毅”。另一方面，也要有道家的精神，拿得起，放得下，享受人生。贺卫方老师好像也讲到这点，人生短暂不要死磕，该享受生活就要享受生活。这是道家的一种思想。鲁迅也是这样的态度，战士也要休息要性交要有闲情逸致。

　　去年我在香港碰到一个人，他所讲的话让我很受启发。他说自己在欧洲待了很长时间，接触了一些托洛茨基分子，他们说自己信奉托洛茨基的主义，一辈总在说资本主义马上要灭亡了，可资本主义却越来越强盛，搞得一辈子都很焦虑。后来他在台湾讲学，听台湾老兵讲心路历程，原总相信蒋公会带领他们“光复大陆”，结果到今天，是到台湾的大陆人越来越多。这两个例子表明，一个人对具体的政治目标的追求不要那么固执，只要按照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去做，有自由、平等、博爱等追求就行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取这样一种心态，生活该怎么享受就怎么享受，这也是一种“儒道互补”的生活哲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