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教授如何评价“成都模式”
成都最重要的就是在城市化进程中为全国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经验。其中包括三个部分：
成都始终将维护农民的权益放在首要的位置。成都在城市化进程中没有做表面功夫，而是以务实的态度切实地解决了农民的实际需求，维护了农民的权益。这是其他所有城市在发展城市化进程中最需要借鉴的一点。（郑友林评论：拥有土地──最具体、也是最重要形式的财产。自由就像是一个天衣无缝的整体，构成它的每一项权利都与其他项权利的完好无损密切相关。）
在解决进城农民的就业问题上，成都在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延长了农业产业链，制造了更多的就业，让农民有稳定的职业，为提高农民收入做了保障。有了收入提高的保障，农民便可以在城市中进行城市化的消费，这种消费产生的直接作用便是推动当地内需的扩大。扩大内需是城市一体化的重要方面，成都的这个经验值得其他城市很好地总结。（郑友林评论：就业权是人权的基本权利之一。人需要争取很多的自由，但最根本的自由还是经济上的自由，经济自由则由产权来保护和捍卫。一旦经济权利——财产权遭受到剥夺或威胁，公民就会受“暴虐政府的蹂躏”，而成为现代奴隶。）
除此之外，城乡一体化的有效推进让成都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成都很好的经验还在于在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吸引了大量的民间资本，这不仅仅带来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也为提高城市现代服务业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郑友林评论：创造就业机会的前提条件是产业的兴盛。因此，必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若民营经济发展受到限制，就业机会将减少。城乡一体化要有利于发展经济、促进就业。）
与奈斯比特相比，厉以宁教授也看到了维护农民权益的问题，但是，他看重的是“权益”，而奈斯比特看重的是“权利”。二者之间的区别一目了然。
权利。是一个广泛应用的法律概念，最早是1864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翻译惠顿的《万国公法》时使用了“权利”一词，后在日本也开始使用这个翻译。权利是近代由英语中的right和德语中的Recht一词翻译过来。在汉语中权利一词经常被解释为“权力和利益”，但是，这和right这个词原本的意思不合。英语right的本义是正当、合理、合法、合乎道德的东西，比如生存权利、生育权利、受教育的权利、宗教信仰的权利等等，而并非权力和利益（英语：power and profit）含义的复合，也不意味着任何牟取利益的权力。
权益。有两种用法。第一，是指公民受法律保护的权力和利益。如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等所说权益。第二，会计学上指资产。属于所有人的叫做所有者权益，属于债权人的权益叫做债权人权益。两者总成为权益。
我希望通过这个比较，让更多的人重视权利，而不是狭隘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