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有经济、政治、文化（价值）三个相互关联又具有不同特征的层面，需要根据每个层面的问题及三者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提供政策建议。

　　中美关系的三个层面

　　在经济层面，双方是合作、竞争和摩擦的关系。合作是主流，因为双方的互补性加大了“非零和博弈”的成分，同时作为全球经济的两个最大的利益相关方，它们是合作产生的全球效益最大的受益者。竞争则反映了崛起和现存的两个超级经济大国对发展空间、国际经济秩序、规则的话语权、主导权的争夺和较量。这种争夺和较量会从商品市场扩展到投资品、金融、服务、高科技等领域，会从市场提升到秩序和规则。

　　中美双方理性的选择是扩大合作、坚持规则下的公平竞争，减少政治因素产生的摩擦。从战略上讲，美国应接受中国经济崛起的现实，中国应客观认识到，虽然在规模上可以超过美国，但在综合经济实力上特别是技术创新、人力资源方面与美国仍存在较大差距，警惕“崛起后的自我错觉”。更为重要的是对现存国际经济规则应持参与、合作、改革的态度，而不是颠覆和另起炉灶。

　　政治层面的核心问题是全球治理，即国际政治秩序及国际组织的主导权和影响力，也包括地缘政治。由于中美在全球治理特别是公共产品的提供上有许多共同利益，中国并未挑战“二战”后建立起的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和规则，双方都选择了合作态度，即所谓“合作伙伴关系”。但这种“合作”既有实质性的一面，也有策略性、工具性的一面，不是真正建立在战略互信基础上。

　　国际关系是国家利益的交集，在地缘政治上中美的国家利益已出现冲突、对抗的交集点；在全球政治舞台上，中美在全球治理的理念和政策上也存在较大的分歧和差别。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步履艰难，在制度变革、观念更新方面不断受到国内、国际各种思潮、力量的影响，未能显示出一个明确的指向和路径。目前在中国兴起的“中国模式论”、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传递的信息是，中国不仅在国内拒绝普世价值和现代社会制度，而且要在全球建立中国版本的全球秩序、规则和价值体系。尽管这种论调不代表中国官方和精英的主流，但其产生的国际影响，加深了已经存在的中美战略互疑。

　　在文化和价值层面，两国的差异一是表现为不同文明之间对价值、社会秩序认识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从本质上不应是对抗的、互不相容的，也不可能完全重叠，只能在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中，通过交流、碰撞、相互尊重促进融和和演进。二是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区别，如冯友兰所讲“中西之争的本质是古今之辩”。中国依然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尊重自己的传统文化，从世界文明中吸取新的元素，以建立现代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秩序，应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指向和内在逻辑。而美国所面临的问题则是后现代社会的问题，马克斯·韦伯揭示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张力依然存在。三是中国现代占主导地位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与普世价值的紧张关系，前者以阶级属性定义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并拒绝人类文明发展形成的普世价值和现代制度，而后者则被西方一些政客和学者政治化、绝对化，排斥价值取向和社会制度的多元性和多样性。

　　贯穿中美战略关系三个层面的三个要素

　　在中美战略关系中，贯穿上述这三个层面的还有三个重要的因素需要给予特别的关注并做专门的研究。

　　一是中国崛起过程中内生问题的外部性效应。中国的崛起更多表现为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形成的规模，而在观念、制度方面，即现代国家的建设上则是滞后的。中国作为一个开放的大国，其崛起产生的影响是全球性的，这种带有传统成分的观念、制度不仅会阻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它所产生的外部性也必然会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关系，特别是中美战略关系。

　　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具有对内的民主法治和对外的帝国霸权两个面相。尽管从价值观和制度上也可找到两者的内在联系，但总体而言，中国和非西方国家很难将这种善和恶视为一体。因而，这也构成中美战略互疑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在维持全球秩序、处理国际争端上应依靠国际组织、秉承国际关系准则、通过外交而不是单边行动、采用双重标准、诉诸武力。

　　三是中国崛起过程中，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国家主义的兴起。作为一个被西方打压了百年的民族，它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但从本质而言它是非理性的、反现代化的、反国际化的，对之应予以警惕。而美国政治家、美国民众长期形成的唯我独尊观念和非友即敌的思维方式也是中美战略互疑的重要因素。

　　总之，中美战略合作具有实质性的基础，但战略互疑则会成为常态，并可能导致对抗。这两种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对自身问题的反思，对对方问题的理解。增加合作、减少互疑是一个次优的、但现实的选择。这种选择是否能变成现实，则取决于政治家的判断，社会精英的智慧和民众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