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招生季又要到来。最近媒体的消息令很多家长和学生十分焦虑——复旦大学的水平测试“千分考”要分为文科综合、理科综合；清华大学的七校联考将调整考试科目和时间；北大的“校长实名推荐制”和清华的“领军计划”，要求被推荐者的学业成绩列学校前1%。

　　近年来，每年的自主招生都会出现“新政”。比如，2010年，清华等推出五校联考；2011年，出现“北约”、“华约”、“同盟”三大联考；2012年，复旦、南开退出“北约”，与此同时，“华约”的考试科目进行调整。从积极角度理解，“新政”体现了学校的与时俱进，以及对自主招生模式的“探索”，可是，对于影响面甚广的教育考试政策，是不宜这般年年变化、年年调整的。

　　在国外，一项教育决策一经推出，往往会维持很长时间，而且，为让公众适应新政策，会给出一段的适应期。这可避免由于政策变化造成的公众焦虑和不公平问题。而为了让决策经得起实践考验，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会广泛听取意见，而且会提交议会讨论、审议。

　　我国自主招生政策的变化，根源在于自主招生决策的随意性。2003年，有22所学校获得自主招生试点资格，当年就开始自主招生，可是，为什么是这22所学校？这些学校的自主招生程序应该如何设计才能起到自主招生改革的效果？教育主管部门根本没有听取任何意见就拍板决策。

　　这带来的问题是，自主招生改革一上路就走偏，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将自主招生和高考集中录取嫁接，参加学校自主招生测试，获得自主招生资格的学生还被要求参加高考、填报志愿，且把该校填报在A志愿或者第一志愿，高考成绩达到该校的承诺优惠条件方可被录取。这样的程序设计使得自主招生变异为学校“抢生源”的手段，且没有打破原有的单一分数评价体系。所谓的自主招生，不过是给学生一定的高考录取优惠，并不是学生和学校间的双向选择。

　　此后各高校各自为政的自主招生测试、北大推出的“校长实名推荐”、清华推出的“领军计划”都被质疑为学校抢生源，甚至三大联考的出现，也被认为是高校“集团圈地”抢生源。而自主招生的“新政探索”，某种程度说，是对一开始就“走偏”的政策的纠偏，但效果并不理想。

　　如果从自主招生推出起，我国教育部门就广泛听取学校、教师、学生、家长的意见，从落实高校自主权、扩大学生选择权、建立多元评价体系出发，设计自主招生政策，那么，我国的自主招生改革经过10年的实践，应该已经变得成熟，根本不用每年调整、变化，也不至于让公众对自主招生产生如此多的质疑。

　　既落实学校自主权，又扩大学生选择权的自主招生模式其实很简单：一是将目前高考的功能由选拔转为评价，在高考成绩公布后，由学校自主提出申请的成绩要求，达到成绩要求的学生自主申请，可同时申请若干所学校，获得多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由学生再自主选择；二是在高考之外，再推出一个全国性联考，考生可自由报考，再以联考成绩去申请大学的自主招生，这也将给学生提供多次选择的机会。

　　以上两个模式操作成熟，就可进一步对考试形式、内容进行改革，这样的改革就会逐渐深化、完善，而不是像现在，年年虽有变化，可学生的选择权并没有增加，考试负担没有减轻，反而加剧了考试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