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党的18大报告最关键的一句话是：2020年建成小康社会。而目前的中国大陆，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和矛盾，其突破的关键点，在于如何建成小康。而且，建不建得成的关键不经济，是政治。
闲来无事，打开中国地图，发现中国的心脏地区，无论是城市化还是工业化，都处于落后状态，它就是以武汉为中心（武汉、长沙、南昌、合肥）的广大中部地区。而且，这一地区雨量充沛，地势平坦，交通便利，文化发达，是中国共产党红军队伍的发源地，为中共执政付出了近百万生命。
改革开放30多年来，这一地区，国家没有作为重点开发，始终是一步一趋地跟着发达地区走，中央没有进行大的投入，也没有给什么特殊政策扶持。所以，没有跟上沿海发达地区的发展速度，其天然优势没有发挥出来。如武汉，不是俞正声书记当初把二汽的轿车生产基地迁入，把全省烟厂合并为武汉巻烟厂，其经济块头肯定没有这大。
后发即优势，后发即潜力。以武汉为中心（武汉、长沙、南昌、合肥）的广大中部地区是未来中国城市高速发展的天然首选，它天然就是中国的长江中游经济圈。请看中国主要经济区域城市与经济中心分布图：
中国主要经济区域城市与经济中心分布图
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的城市发展布局与经济发展结构，注重了沿海与西部周边地区，忽略了核心地区，武汉、长沙、南昌、合肥组成的四边形就是中国的腹地核心区，过去是粮、棉、油的主产基地，以农业为主体产业，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它是“农民工”的主要输出地，在人才与人力上给改革开放的发达地区输出了大量资源，农业退化成弱势产业，粮、棉、油的生产优势下降为自给自足地区，工业化、城市化相对落后，这是不争的事实。
现在我们要说：中国，没有长江中游地区的发展与富裕，就没有中国的富裕。小康，长江中游地区必须率先小康。农产区小康，是中国社会由农耕社会走向商工社会的标志。
因此，18大后，中国政府应研究长江中游地区，具体是武汉、长沙、南昌、合肥如何组成新的城市群，由点到面，探索发展农产区的小康社会建设的路径。
原有的“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建设规划，需要在更高层面、更广大区域设计发展蓝图。切入点，不能只就经济论经济，要超越经济发展经济。
第一， 以反腐败发展经济。把该地区作为反腐试点，如大胆尝试干部财产公示。融洽干群关系。
第二， 以反高房价发展经济。把该地区作为一户一套房的试点，限制超高房价。降低生存成本。
第三， 以教育、卫生均等化发展经济。把该地区作为教育、卫生均等化试点，财政投入超常规。
第四， 以社会保障公平发展经济，把该地区作为社会保障公平试点，为中国社会保障创造模式。
第五， 以激发民营经济发展经济，把该地区作为激发民营经济发展试点，创民营为主体的模式。
第六， 以创新与创造发展经济，把该地区作为创新与创造的经济发展试点，教考以创新为中心。
第七， 以小政府大社会发展经济，把该地区作为小政府大社会的经济发展试点，收缩政府职能。
第八， 以农地使用权变更发展经济，把该地区作为农地使用权变更的经济发展试点，农耕现代。
第九， 以人口城市化发展经济，把该地区作为人口城市化经济发展试点，找到人户生根的方案。
第十， 以社会管理现代化发展经济，把该地区作为社会管理现代化经济发展试点，社管信息化。
诸于上述十大建议，还可以数出更多，如果中国大陆在湖北、湖南、江西、安徽这四大传统农业省份，创造出中国式的小康发展模式，中国其他地方的小康，很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
中国发展到今天，靠财政投入、政府主导，再也不怎么有效了；基础建设、交通通讯建设到今天，已经不是第一重点了。其第一重点是要开启民智、民慧、民资来发展经济，而政府要做的事情，主要是收缩管了多年没有管好，也管不好的事情，重点放在创造公平、公正的政策环境，激发民智、民慧、民资的手段，以及良好政府服务上。
现在的中国，不是党和政府管得越多越好，而是依法管事，包括党的领导。按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的观点，党的领导应该是：
1、“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2、“党应当通过宪政路径吸纳、整合、表达民意，并通过立法程序将党的意志和政策变成国家意志和法律”；
3、“要使党的领导融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之中，并通过权力机关的立法权、人事选举罢免权、重大事项的决定权和监督权实现党对国家的领导”；
4、“要使党对国家的领导方式与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权力运行方式协调、统一起来，确保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职权。”
同时，要把“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公正”、“诚信”、“和谐”等理念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公正”、“诚信”、“和谐”等理念，不仅是人类和平共处的基本准则，也是人类共同体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将这些理念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可以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又使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与其它价值体系具有一定的共性和兼容性，从而形成交流沟通与和平共处的条件和桥梁；既使社会主义法治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又使社会主义法治更具有感召力和影响力；在全社会倡导这些理念，不仅有利于使法治的基本价值得以在中国大地生根，而且有利于法律的贯彻实施；不仅为在中国大地上实现规则治理创造条件，也为法治国家的建设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总之，18大后的改革，必须走与过去不同的路线，要从中部突破，而且，再也不能就经济论经济，主要是从政治改革出发，发展经济，必然是事半而功倍。
2012年1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