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填写一张表格开始，到学成归来的成效评估，再与人事安排对接，这已然形成了中国官员海外“镀金”的精细化操作流程。
2003年，中共中央召开全国人才工作会议，提出锻造能够经受实践考验的治党、治国、治军的领导干部队伍势在必行，要求5年内全国县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普遍培训一遍，并确定干部培训的原则：“以国内培训为主，以国外培训为辅。”
于是，党政干部大规模赴境外学习培训就似乎成为贯彻落实中央精神的最好选择；各地党政部门的官员们一时间仿佛口承了天宪，终于能够大张旗鼓、积极地把自己往境外送。从此，中国官员海外培训热便一发不可遏制。
那么，中国官员海外“镀金”的热门选择目的地有哪些呢？它们具有怎样的优劣势？
南阳理工大学“市长班”
今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迎来了“市长班”的20周年。更准确地说，今年是该校开设“中国官员培训项目”的第二十个年头。
1992年，南洋理工大学为长峰科技工业集团的高管提供了一次短期的培训，并由此拉开了中国官员前往新加坡接受培训的序幕。南洋理工大学后来增设了公共管理、管理经济、城市规划、人力资源管理和社区管理等培训项目，其中最为有名的则属管理经济学硕士(MME)课程和公共管理硕士(MPA)课程，因为受培训官员的级别较高，也被称为“市长班”。
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南洋理工大学已经为中国各级政府培养了1100多位硕士毕业生，短期培训课程结业人数更突破11000人。该院网站上的信息称，其市长班的硕士毕业生杰出校友中包括中央候补委员、省委常委、副省长、众多副省级后备干部、遍布全国的市委书记、市长、厅长和司局长。
同时，据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吴伟透露，在今年的12月10日，国家外专局将会在深圳和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召开对接会，就明年中国官员的培训目标、方向等进行沟通。而在2013年1月5日，南洋理工大学和中组部、国家外专局合作的一个关于社会治理的高层培训班将开班，将培训、交流、考察三者结合，涉及城市管理、种族和谐、社会保障等领域内容。
为什么选择新加坡
和一般的出国培训不同，中国官员赴新加坡学习是一项正式的官方行为。
据了解，在2001年4月，中新两国政府代表就在狮城签署了《关于中国中高级官员赴新加坡学习交流的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此后，中组部和教育部先后向南大选派学员，最初的级别必须为厅局级，后来逐渐放宽到部分优秀处级干部。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毛寿龙说：“新加坡的一些大学保留英汉双语教学，在培训中国官员方面是有优势的，协议》也正是在中央认识到加强官员海外培训的重要性这一背景下诞生的。”
其实在协议签署前，就已经有官员“下南洋”受训了。
1992年邓小平南巡，提出“我们应该学习借鉴新加坡的经验。”学习新加坡便成为热潮，苏州工业园、天津生态城等一大批中新合作项目也在中国落地，大量中国官员先后到新加坡考察学习。
同一年，由新加坡外交部出资，南大开始培训中国官员。最初是进行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的短期培训，随着培训的不断深入，各方都认为有必要把培训时间延长，于是先后在1998年和2005年针对中国学员增设了学制一年的管理经济学硕士课程和公共管理硕士课程。
“其实，出国学习是一件苦差事，美国和新加坡这些国家安排的课程不会少。”毛寿龙说。
一位曾赴新加坡学习的官员在培训记录中这样写到，“一般每天授课时间都在6小时以上，最多的时候达到12小时，再加上频繁的社会实践调研，大量的课后阅读和个人、小组作业，平时最深切的感受就是时间安排捉襟见肘，十二点之前宿舍基本没人熄灯，学习到凌晨两三点钟也是家常便饭。”
同时，为这些高官进行培训的，除了南洋理工大学的教师外，另一个重要的群体是新加坡以前退休的政府部长，包括卫生部、交通部、国防部等。而在学习情况考核方面，新加坡的大学要求也非常高，每门课程结束后都要进行严格的考试，命题充分体现学科前沿理论同现实世界发展变化的紧密衔接，最新的国际国内重大新闻事件很多会出现在考题中，如果缺少对相关知识深刻、准确和熟练的把握，根本不可能顺利通过。
此外，南洋理工大学还有一个特殊的做法，就是带学员“走基层”，比如带学员去看新加坡的国会议员接见选民，以及通过出席国际论坛或招商会、推介会等，对本地区、本部门进行推介，扩大与外界的联系。如此，通过在新加坡学习，中国学员加深了对新加坡国情及发展模式的认知，也结交了更多朋友，这不仅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有益，也对新加坡的长远发展有益。
美国亦是热门选择
除了新加坡，美国也是中国官员到海外接受培训的热门选择。并且，随着中国官员分批赴美学习的热忱，美国也派遣高官来华受训，两国间的国际学习交流氛围日渐浓郁。
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组部陆续派出各级别官员到美国接受有关专业学术机构的中短期培训。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中国官员“哈佛培训计划”，这是历来最大规模的中国官员海外培训计划。
“哈佛培训计划”的全称是“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是1998年，由香港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出资，支持中国内地优秀政府高级公务员赴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培训的学习项目，该项目每年选送数名干部到哈佛大学进行为期4个月的专题研究以及为期1-4周的行政人员进修课程。
2010年9月，新世界集团再次与国家外专局签订“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计划”，承诺未来3年继续支持国家人才培训工作。截止2010年，已有157位领导干部参与了该培训。
此外，在2001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签订三方协议，从2002年起的5年内，三方共同开办针对中国政府官员的“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MPA)，每年一期，每期三个月，培训约60名中高级干部。
而想最终获得赴美受训资格还有一些“硬杠杠”: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相当于大学英语四级的英语水平；在本岗位有至少两年工作经验；年龄在45岁以下；地市级或司局级以上国家干部，如果是副部级干部，年龄则可适当放宽。这些人中也有侧重的对象———中青年干部为主，地方干部为主。
据了解，目前在职的省部级干部九成以上有在国外受训的经历，一些省级领导就是在第一批赴哈佛肯尼迪学院受训的中国高级干部之列。
各国培训竞争激烈
如果说美国、新加坡以公共管理为主的培训内容引人注目，那么针对性的专项培训则把培训网络撒向了更多的国家。
从1999年开始，国家审计署不断派专员到澳大利亚、美国等发达国家集训国际会计审计人才。而当年的9人学习团组组长章轲，如今是审计署境外审计司司长。截止2007年，审计署先后往澳大利亚、美国派遣学习人员达到1000余人。
同样，从2002年开始，中国政府每年选派煤矿安全事故监察、管理和技术人员赴日本培训。2009年的统计数据显示，7年间已派出635名学员，分别来自18个省级煤监局和18家煤炭集团公司。其中，60%以上的学员参训后被安排到重要的安全技术管理岗位。
其实，这样针对性培训的目的地几乎遍布欧洲和北美的所有国家。总结起来就是，去发达国家，学习它们的先进经验与总结教训。当然由于各国特色不同，在派出时也注意扬各国之长，比如国有企业改革借鉴东西德合并时的一些经验；而住房制度改革，世界公认新加坡做得比较成功，就组团学习他们的经验。
事实上，在重大时事安排的前期准备中，中共已经逐渐摸索出一些经验，经验之一即先期派学员外出学习。突出一例是北京奥运会前的安保培训，中国就与英国、德国、希腊、澳大利亚等拥有丰富警务教学经验的国际培训机构合作，共同推出中国警务人员海外培训项目。而一些商业组织亦瞅准时机，推出专项培训服务。
世界各国都希望中国官员到自己的国家培训，他们之间的竞争就显得相当激烈。比如，2011年11月，四川省委组织部将“四川省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互动发展重点专题培训项目”面向境内外培训机构公开招标，前后共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英国牛津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52家境内外知名高校和培训机构报送投标文书，15个项目计有173家次机构申报。最终，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承揽了“城镇规划建设管理与社会经济发展”这个专题。
服务型政府建设推升需求
11月21日，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与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联合发布了《连氏中国服务型政府指数及2012中国城市服务型政府调查》。结果显示，厦门、杭州、青岛、重庆、宁波、成都、大连、深圳、长春、银川、济南(并列)为今年服务型政府十佳城市。
据介绍，该指数是对中国34个主要城市的公众和企业进行抽样和问卷调查，根据“服务型政府的公众视角”、“服务型政府的企业视角”、“基本公共服务”三个维度的得分进行加权汇总而得，并从公共服务满意度、政府效能、政府信息公开、公众参与、政府信任等五个方面的具体指标综合排名。
值得注意的是，在公众视角及企业视角中，“政府效能”（ 政府的工作态度、能力和清廉）评价最低，即使是分别排名第一的厦门和青岛的得分也未能超过5分，其实5分以下就是负面的评价。此外，调查还表明，在城市住房、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公众和企业对政府效能、对政府的信任、公共参与以及企业经营融资渠道等，是当前中国城市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薄弱环节。
而从 2004年中国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行政改革目标以来，十八大报告也再次强调：中国需要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这样不断加大的服务型政府建设，或将带来更多中国官员海外培训需求，其他各国也将使尽浑身解数来吸引中国官员到自己的国家接受培训。
回顾历史，在1905年12月至1906年7月，载泽、戴鸿慈等五位清政府大臣先后到美、德、奥、俄、意等14个欧美国家考察宪政，“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预备立宪。由此，开起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进程，把中国推进入现代历史的发展轨道。中国也正以这些外围为借力点推进了许多重大的改革。如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官员的海外学习之旅又将悄然登上新的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