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来，我国医改取得了显著成就，同其他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是来之不易的。因为医改是世界难题，在有的国家甚至举步维艰。我国医改更是一项复杂的全局性改革，中国改革遇到的所有困难，在医改中都遇到了，很有代表性：第一，医改是重要的政治问题，关系社会稳定。第二，医改涉及13亿人口每一个人，涉及20个中央部委，涉及从中央到村共六级政权机构，其他改革，如教育、住房、国企改革，都很少有这样广的涉及面。第三，医疗既有公益属性，又有经营属性，涉及政府、事业单位、企业、民间非营利组织、慈善机构等我国现有的各类主要经济社会主体。第四，医改在技术上也很复杂，例如同住房相比，住房改革在技术、规划、监管上比医疗简单得多，住房改革主要是利益问题，而医改既有利益问题，也有复杂的技术问题。因此，医改的成就来之不易，值得认真总结。

　　危机是改革的导火索

　　这次医改，酝酿于本世纪初的几年，导火索是非典以及由“看病难、看病贵”引起的各种社会问题。危机有利于暴露隐藏的矛盾，迅速在全社会形成共识，为改革赋予强大动力。

　　非典给各级决策者敲了一个警钟，卫生工作做不好，不仅要丢乌纱帽，而且会影响社会稳定、影响经济发展。发展是硬道理，人民健康也是硬道理。

　　2001年，一位学者的调研报告送到中央领导案头，报告说：某地农村90%的老人生病不去住院，50%产妇不去医院分娩，农村婴儿死亡率出现上升，一次住院费一个家庭就会倾家荡产。后来，有关部门专门派人进行调查，确认了这个结论。

　　200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规定重新举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并以国家筹资为主、个人筹资为辅，体现了国家对人民健康承担的责任。农村合作医疗和取消农业税一样，对稳定农村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总之，在危机中改革容易受到重视。但是，靠危机推动改革，往往已经错过了改革最好的时机，问题严重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代价非常大，所以，与其“多难兴邦“，更应未雨绸缪。

　　2003~2006年，三位学者的文章在社会上引发了对医改的大讨论，为医改营造了社会氛围。

　　第一篇文章是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的《中国公共卫生的危机与转机》，这篇文章指出：中国经济虽高速发展，但是人民健康水平却相对退步，不如同自己发展水平类似的国家。中国卫生投入占GDP还不如阿富汗这个穷国，中国医疗的服务的公平性排名世界倒数第四。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两个迷信”，一是对经济增长的迷信，很多地方干部把“发展是硬道理”，片面理解成“经济增长是硬道理”，又把经济增长片面理解为GDP；二是对市场的迷信，放弃了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基本责任。

　　第二篇文章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葛延风2005年7月发表的《对中国医疗卫生改革的评价与建议》，石破天惊地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医疗卫生改革是基本不成功的”，主要表现为：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尽管全社会的卫生投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居民综合健康指标却没有明显的改善。商业化、市场化的道路不符合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规律，是一个早已被理论和各国实践充分证明了的问题。

　　第三篇文章是2006年6月由北京大学教授李玲等组成的北大课题组发表的《江苏省宿迁市医改调研报告》。报告认为，宿迁将全面市场化的改革手段用于已被理论和实践证明行不通的医疗卫生领域，“看病贵”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老百姓的医疗负担反而加重，潜在医疗卫生问题令人担忧。

　　对医改的讨论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和2004年以来全社会对国企改革、收入分配等问题的反思结合在一起的。

　　2006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集体学习，确定了以公益性为目标，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方向，新医改指导思想和方向确定下来了。

　　集思广益制定医改方案

　　医改方案制定经历两年多，之所以方案制定的过程如此之长且复杂，除了改革本身的复杂性之外，一个主要原因是对医改路径的争论十分激烈。2007年，国务院医改领导协调小组委托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六家机构独立平行开展医改方案研究，这在我国公共事务决策史上是第一次，体现了民主科学决策。

　　这次医改能够集思广益，得益于几个因素：第一，长期以来对医改研究不够，从而需要借鉴外脑。第二，改革涉及的部委很多，而部门之间强调的重点不一致，客观上导致各部委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研，使改革方案更加完善。第三，中国其他改革的经验也为医改提供了借鉴。

　　例如，2008年6月，针对医改中最复杂的公立医院改革，有关领导委托国务院参事室独立进行调查研究。国务院参事室是国务院的咨询性、统战性机构，参事都是来自各行业的干部、专家，没有部门利益，地位超脱。国务院参事室组成了一支由六位参事组成的调研组，历经半年时间，考察了9个省市的40多家医疗机构，召开了60多场专题座谈会，直接听取了900多人的意见与建议，整理了50多万字的访谈原始记录，收集了200万字的调研资料，仅最终报告稿就修改了41次之多，成为医改方案中公立医院改革部分的重要依据。参加调研的六位参事，分别从事过国企改革、质量监管、财政、环境科学、人口等工作，都从他们自己专业的角度为医改提供了借鉴。

　　经过这样复杂的过程，最后制定出来的医改方案，有很突出的两个优点。

　　第一，原则和理念正确而先进，有战略高度。提出“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坚持公共医疗卫生公益性、以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为目标、建设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这同任何一个国家相比，都是最先进的理念。

　　第二，方案的内容综合、涉及医疗卫生体制有关的所有领域，包括医院、医保、财政投入、人才培养、药品产业、价格、信息化、 行政管理、卫生法制、新闻宣传等，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做到这样的全盘综合改革。

　　不过，由于各部门的博弈，医改方案中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采取了慎重的态度，留出较大空间在实践中来解决。

　　地方突破执行难题

　　2009年3月医改方案出台，正赶上国际金融危机。在经济下滑的压力下，一些地方“保增长”思维又占了上风。再加上医改方案对一些问题并未给出量化指标和时间表，一时之间，医改应该如何推进，不少基层干部出现了彷徨和迷茫。

　　这时，从中央到地方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利用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推进医改。

　　一方面，在医改方案的基础上，制定了2009~2011三年实施方案，明确了三年的任务和时间表，这是医改落地的重要一环。另一方面，提高医改的领导层次，明确各地由政府常务负责人担任医改领导小组组长。

　　这样，各地在推进医改过程中，涌现了许多经验，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安徽省。当时遇到的一个突出矛盾是，要求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行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取消医疗机构通过药品加价创收的渠道，但是对于这笔损失的费用由财政、医保还是提高医疗费用来弥补，各部门达不成一致。安徽省在全省挑选了十家卫生院“解剖麻雀”，在此基础上明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公益性事业单位，基本建设运行经费人员经费由财政予以保障，同时为了避免大锅饭，建立了竞争性的人事制度、激励性的分配制度、新型药品招标采购制度和公益性的管理体制，真正实现全省基层医疗机构用药统一招标采购，统一配送，取消中间环节，零差率销售。我们调研，改革后药品价格比原来下降40%左右，老百姓真正得到实惠。

　　这样一场涉及全省几万家卫生院的改革，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就推开，主要是依靠政治责任。安徽省提出，维护老百姓的健康是党和政府的政治责任，不能讨价还价。各级党委一把手必须亲自过问医改，各级政府一把手是医改的第一责任人。实行包保责任制，每一家基层医疗服务机构由一名副局级以上的干部承包，确保改革不出问题。

　　安徽经验突破了全国医改的难题，并且及时上升为国家政策。国务院提出2011年工作的重点是“以基本药物制度为抓手，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这项改革已经于2011年在全国推开。

　　总之，中国的政治优势，使得医改这项复杂的改革迅速推进。这是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具有集中统一的特点，一旦决定，执行力就很强，不致于出现美国那样院外利益集团操纵改革议程的现象。同时，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干部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可以把各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运用到医改上。

　　学术研究要破除迷信

　　由政府承担医疗服务筹资和医疗服务供给的责任，是（除美国之外）所有发达国家的做法，也是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的做法。

　　可是，中国不少学者却把政府主导、举办公立医院的主张看作“不懂经济学常识”、“走回头路”。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近日向奥巴马写了一封公开信，劝他要大胆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挽救和刺激经济，义无反顾地推进全民医疗保障，难道诺奖得主也不懂经济学？

　　有人认为，医改仍然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多投资，多办医院，医生数和床位数增长要高于GDP增长才对，“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需求”。但是，医疗卫生的最终目标是人的健康，难道GDP增长10%，人们就必须多吃10%的药、多做10%的手术才对吗？这不是南辕北辙了吗？

　　这反映出我国经济学学习和研究的偏差，迷信市场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早已被发达国家的实践否定。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向拉美推销医疗改革，实行医疗卫生私有化、政府退出，导致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瓦解，民生凋敝，其中的教训，值得认真深思。能否在学术研究上真正做到实事求是、结合国情，也对改革有重要影响。

　　“事非经过不知难”。中国医改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有了卓有成效的开局，这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体现了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虽然改革的道路还很漫长，还有更多的困难需要克服，但是医改是得人心、顺民意的德政，只要坚持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方向，医改的道路就必定越走越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