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市场失灵的问题，不能简单被归纳为“价格破坏”所带来的后果，相反，却是因为市场存在“不匹配”的摩擦所致。因此，修复资产价格、创造就业空间而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仅没有效果，反而会产生更大的通胀和资产泡沫的后遗症。

　　我是在回沪的动车上获悉了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信息。虽然有些出乎意料，但渐渐地悟到无论是去年获奖的“搜寻理论”还是今年获奖的“双边匹配理论”都释放了一个重要信息：经济学家的价值观在摆脱危机的过程中开始发生重要的变化。

　　精致的经济学理论有很多，但今年大家热门推测的几位杰出的经济学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在现有价格理论体系中寻求理论的突破，而且这其中涌现出来很多新凯恩斯学派和新古典经济学派的新锐至今为止都没有达成的解决资源配置扭曲问题的共识。而这两年获奖的理论都强调了解决市场失灵的关键是要重视非价格破坏意义上的“市场摩擦”结构，“机制设计”比“尊重市场”和“政府干预”的政策建议更具有缓解“供求不一致”矛盾的政策指导意义。最近喜欢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不断增加，他们从“制度设计”的重要性中，同样指出了现有“救市政策”的后遗症问题。过度相信市场具备自我恢复的能力和过度依赖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都有可能延长危机的修复过程，增加政府干预成本，甚至产生适得其反的救市效果。这就是诺奖评委在众多候选名单中选出“匹配现实”的理由。

　　当然，谁都知道，诺奖的理论贡献都是获奖者早先一系列突破性研究工作所产生的杰出成果，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经济理论的发展，以及政策设计者所依照的经济学内在规律。换句话说，它们经得起30年左右的长时间的考验。与其说诺奖给年轻学者提供了前沿研究的理论体系，倒不如说给了后人治学的精神依托和价值取向。

　　我的硕博学生们给我提供了本届诺贝尔奖的相关资料，从中能够看出“稳定匹配机制”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如何更好地将不同的市场参与主体匹配起来。例如说，学生必须与合适的学校匹配，需要移植器官的患者必须与器官捐赠者匹配。这样的匹配如何才能尽可能高效的完成？什么样的方式对哪一方更有利？劳埃德·夏普利采用所谓的“合作博弈”理论去研究和比较不同的匹配方法，其中“求解”的难点在于确保匹配的结果是稳定的，也就是说，不存在这样两个市场主体，它们都更中意于他人，胜过它们当前的另一半匹配对象。而且，夏普利和他的同事创造了具体的方法，即Gale－Shapley algorithm来确保匹配是稳定的。这些方法也限制了市场参与者操纵匹配过程的动机。

　　另一方面，阿尔文·罗思认识到，Shapley的理论结果可以解释在实践中重要市场的功能。通过一系列的实证研究，罗思和他的同事证明，稳定是特定的市场机构成功的关键。他后来在系统实验室中的实验都证实了这一结论。他还帮助重新设计了现存的一些制度，帮助医生和医院、学生和学校、器官捐赠者和接受者之间进行配对。这些改革都基于Gale－Shapley算法，且考虑到具体情况和道德限制，如排除了转移支付等问题，使得基于这一理论机制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更有可操作性。

　　总之，这两位研究者的工作是彼此独立的，Shapley的基本理论和罗思的实证调查、实验和实用设计的结合，产生了一个蓬勃发展的研究领域，并且提高了很多市场的表现。今年的奖项是经济工程学获得殊荣的一个杰出例子。值得强调的是，今年的诺奖摆脱了目前危机的政策含义，这一点也是具有“突破性”的。很多市场失灵的问题，不能简单被归纳为“价格破坏”所带来的后果，相反，却是因为市场存在“不匹配”的摩擦所致。因此，修复资产价格、创造就业空间而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仅没有效果，反而会产生更大的通胀和资产泡沫的后遗症。不如采取针对性的“市场机制设计”，比如引导“合作博弈”的模式，缓解至为关键的“供求不一致”的矛盾，救市效果可能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