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里·诺顿教授用一个颇有意义的概念框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可能性做出了预测，即中国经济将从超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适度增长阶段。诺顿教授特别强调，这两种增长阶段之间缺乏平稳转换的渠道是理解中国经济可能已经开始减速的关键。

　　他做出这一推测是考虑了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增长减速的经验教训。日本在经历了1955-1973年的超高速增长之后突然出现经济增速的陡降，从1973年之前的9.3%下降到了之后4%左右，并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后期。是的，当时的石油危机和美元与黄金脱钩导致的日元升值只不过是日本经济增长“跳水”的一个导火索，核心问题出在从超高速增长模式向适度增长模式的转型轨道上。日本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脱了轨。

　　在这个问题上，韩国和中国台湾似乎也没有例外。在诺顿教授看来，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教训有理由让我们对中国经济如何实现从超高速增长阶段到适度增长阶段的转型产生疑问。

　　结构性问题总体上被夸大

　　的确，日本在1973年前后出现的增长跳水实在令人不解。不过，我对诺顿教授给出的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增长率下降并不感到惊讶。看上去，它们的减速更加温和与渐进。即使在1973-1990年间，韩国和中国台湾都仍然能保持超过7.5%的增长率。1990-2010年间，日本经济增长仅有0.63%，而与此同时，中国台湾和韩国都以超过4%的速度增长。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发现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增长出现减速的时候，它们的人均收入水平已经在向日本靠拢了。

　　事实上，按照购买力平价估计，“亚洲四小龙”的人均GDP水平接近日本的时间就是在1995-2010年间。因此，韩国和中国台湾在保持长达25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出现减速现象，是基本符合“收敛”原理的。但日本不同，即使在1973年，按购买力平价估计，它的人均GDP也只有美国的大约60%，它的增长动力突然熄火实属罕见。这种情况与中国1957-1962年间农业集体化时期的农业产出陡降有些类似。可以推测，事情会是由全要素生产率（TFP）从高速增长突然转变成负增长引起的，问题在于我们并不完全清楚为什么会这样。

　　在中国，大多数人希望未来中国经济能拥有基于国内消费和多样化的内部需求的新的增长模式，而不是现在基于出口和投资的超高速增长模式。某种意义上讲，这样的希望是对的，因为支撑超高速增长的需求条件和成本条件有朝一日都会改变。

　　诺顿教授并没有提到，多高的增长率是适度的，但适度增长模式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它更多依赖可持续的需求条件，它的增长基于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以及国内多样化的市场需求。诺顿教授提醒，中国可能朝这个适度增长阶段发展，但问题是，当这些需求条件和成本条件的变化到来得过快时，中国经济是否能够实现从第一阶段到大多数人期望的下一阶段的平稳转型，是不一定的。现在，与很多人一样，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中国未来是否还能够维持较快的经济增长（比如8%）深表怀疑，甚至多有经济学家相信，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基本已消失殆尽，如不进行政治改革，中国经济的崩溃是在所难免的。

　　这些悲观的看法看上去的确与我们看到的中国经济这些年来积累的一些结构性问题相吻合。但是，我一再认为，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总体上是被夸大了的。

　　诺顿教授在谈到中国经济的结构问题时提到的贸易顺差数据是2007年，这一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接近于GDP的10%。这是典型的异常值。事实是，过去10年来，尽管中国的出口强劲，但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尚仅有3%左右，谈不上什么严重的结构失衡。

　　国内家庭消费的增长尽管慢于GDP的增长，但过去10年，两者的增长率差距却是一直在缩小的，到今天也只有差不多1个百分点的差距。另外，考虑到未来40%的农村人口将涌入城市，未来20年的城镇化过程释放的投资需求依然巨大。

　　至于多数人对中国投资效率的批评言论，我认为也需要谨慎些。我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的朱天教授最近的一个计算多少让我们有些信心。中国过去20年间平均的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也就是平均投资率除以平均增长率）是4.06，只比1981-1990年间3.86平均ICOR略有上升。要知道，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人均收入的上升，ICOR一般都会上升。

　　我们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计算还发现，高收入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上述两个十年间的ICOR分别是6.32和12.62，岂不是上升得更多？而相比之下，中国的投资效率的变化总体上却并不大，绝对水平值更低。这一结果其实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将无法解释过去20年中国何以保持年均10.5%的增长率。因此，我认为，谨慎对待中国经济的未来是必要的，但过于悲观是没有道理的。

　　新的成本条件正在形成

　　在过去的20年，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增长（10.5%）是不争的事实。由于经济超高速的增长，正如诺顿教授提到的那样，我们今天发现原来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本条件和需求条件正在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这些变化包括：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在显著放慢，工资在持续上升；教育的不断普及使得低技能劳动力的比重持续下降；工业用地的成本在大幅度上升；人民币持续升值，贸易摩擦也在加剧。

　　我们很容易发现，超高速增长带来的这些条件变化改变的其实是成本。所以我们不妨说一个新的成本条件正在形成。至于需求条件，似乎还找不到改变的证据。

　　事实上，未来维持高增长的需求条件并不是在恶化。这是因为，当前出口增速的急剧下滑只是暂时的，贸易摩擦加剧反映出中国出口的潜力和竞争优势依然巨大；随着工资收入的上涨和城市化的加快，国内的消费增长和消费升级只会加速而不会减速；进一步的城市化和工业化释放的投资需求还将维持起码15-20年。

　　既然这样，中国经济在未来是否还能维持高增长，主要取决于增长模式如何成功地来适应新的成本条件，也就是诺顿教授所说的，如何从原来的增长模式平稳转型到新的增长模式上来。很显然，新的增长模式如何能够适应新的成本条件，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新的成本条件是否能成功诱导出的新的增长模式，当然就是一个关键。

　　在两个增长模式的衔接问题上，我认为中国比日本有优势。日本之所以出现模式衔接上的问题，造成经济增长率的大幅度跳水，日本的规模太小自然是主因。第一，由于规模小，国内需求有限，日本经济的超高速增长长期严重依赖出口；第二，由于经济规模小，成本条件的改变来得就比较猛烈，对经济增长的打击自然就比较大。

　　1973年的石油危机和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日元的首次大幅度升值均造成日本的出口遭遇滑铁卢，日本国内市场狭小使得企业无法很好找到应对这些外部条件变化的缓冲余地。再比如，日本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刘易斯拐点出现于上世纪60年代中，这个时期正处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半途中。由于没有缓冲的余地，城乡劳动力流动的终结和工资上升的影响不仅来的快，而且影响特别大；工业用地成本的上涨也来的凶猛，对投资造成重创。

　　这些条件的变化迫使日本的企业不得不逃离日本以求生存，后来就演变成日本经济的“空洞化”现象。另外，日本国内的服务业过于封闭，受到政府的高度保护，也造成国内经济转型的困难。这是日本经济在面临成本条件改变时不能很好应对的主要原因。

　　增长动力可转移到内地省份

　　我想提醒诺顿教授，为什么中国不能将增长动力从东部地区转移到内地省份呢？那些地区拥有相对足够的劳动力，是能够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事实上，鉴于中国规模巨大，地区或省份之间差异之大超过了大多数的经济体，所以成本条件的改变不可能像日本那样猛烈，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会温和的多。

　　作为一种模式过渡的渠道，中国是有机会将经济引擎逐渐转移到内地省份的，这是因为即使中国沿海地区面临非技能劳动力的短缺，中国在未来10年甚至15年里仍然拥有数量可观的低技能劳动力。这些劳动力之所以不能够再像之前那样流向东部地区，是因为东部的那些制造业企业不再能够承受工资上涨的压力，它们自己是需要转移出东部地区的。

　　这些年，如果你在中国内地省份呆过，你会发现中国内地省份的支出大量投资于公共基础设施并努力接受来自东部地区的企业投资和工厂转移。不难理解，由此大多数内地省份的GDP增长率这些年都超过了10%，而东部地区的增长有所回落。

　　所以，不同于小的经济体，中国自己拥有“雁阵机制”来缓冲新的成本条件压力，这样的话，在两个增长阶段和模式之间出现转轨断裂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中国可能通过将资本在地区间的再分配这样的过渡途径，来保持未来10年或2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的确，中国的内地发展可能是增长模式平稳转型的天然渠道。

　　结构多样化以适应新的成本条件

　　从未来15-20年来看，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并不低，低速增长（5%或以下）的可能性极小。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还只有大约1万美元，不到美国的10%，为韩国的25%。 即使未来10年整体上中国进入了上中等收入的阶段，中国内部的地区之间依然有巨大的追赶空间。东部与中西部地区、沿海和内地的人均资本存量与人均收入差距非常大。

　　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来看，投资需求依然旺盛，这是因为，第一，农业和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至今依然偏大，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的空间依然巨大（见图1）。以过去30年平均每年1%的速度来降低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中国也需要20年才能使其就业在部门间的分配比重变得接近大多数中高收入国家的均值；第二，中国的城市化率刚达到51%，未来要达到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还需要提高20个百分点，这还需要20年。

　　实现增长模式转型需要鼓励经济结构的多样化。中国经济需要适应新的成本条件，这可能要持续一段时间，结构的升级不可能瞬间发生。好的信号是，我们已经观察到劳动力和资本已经开始在地区之间发生快速流动了。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大批企业已向内地迁入。服务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势头非常好。

　　之前我已说明，中国经济是否可以成功地使经济结构多样化来适应新的成本条件至关重要。这意味着，结构转型将在未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轨道上继续发挥作用，不仅支撑平稳过渡，也将对未来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做出贡献。考虑到正在变化的条件，特别是高素质劳动力的快速增长以及经济结构的转型，我相信TFP将在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中扮演重要角色。

　　新的成本条件的出现是经济调整和结构变化的催化剂。向新的增长模式的转型依赖于产业在地区间的成功转换。正如现在的局面那样，经过20年的增长之后，增长引擎正在转移到投资需求日渐增长和劳动力丰富的内陆省份，有助于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变。

　　在一些像长三角和珠三角这样的经济发达的地区，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的成长正在发生。过去20年来在一些产业园区和高科技园区培育的创业型企业正在快速成长，并得到高素质人力资源的储备的支持，这是很有希望的。它们将成为东部地区未来的增长点。生产性服务业和金融贸易正在取代制造业成为东部地区主要城市的经济流量。

　　与此同时，在产业升级换代和向新的增长阶段过渡中，外商直接投资（FDI）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我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成功保持了过去2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政府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看上去是在增加，甚至对外资的重要性的认识也有很大的改变。今天更多的人开始把外商直接投资看成是与我们争夺资源、市场和利润的对手，这实在是大错特错。我们过去在很多产业发展上的成功经验充分证明，向外资开放的产业，无论技术进步还是结构升级，都表现得更好而不是更差。我们对广东省和浙江省的研究也显示，在30年前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等极其相似的两个省，30年来两地产业结构升级的演变轨迹却出现很大不同。广东的表现好于浙江，而外资的参与程度是一个重要的解释。

　　中国需要通过不断进行改革来避免结构性问题的长期化，保持体制的灵活性以确保未来15-20年的高增长。在过去30年，中国的体制在适应变化的环境方面保持了具有足够的弹性，避免了重大外部震荡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今天，中国经济需要面对新的成本条件，向新的增长阶段转型，新一届政府需要致力于克服经济动态调整中的阻力，推进持续的经济改革进程。诺顿教授和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一致。政府在这一点上做得好坏直接决定未来增长模式的转换能否平稳。

　　耶鲁大学的发展经济学家古斯塔夫·拉尼斯教授在十多年前重新评价东亚模式时说过，过去经济学家对于东亚经济成功的秘诀在于市场还是在于政府争论不休。其实，东亚经济可以总结的最成功的经验与教训只有一个，那就是政策制定者如何能够使经济去适应变化了的环境，是否在私营经济增长并要求政策调整时能够成功做出变化。在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大概每十年就会有新的挑战出现，政府如何通过保持体制的灵活，以更好地迎合国内经济和私营部门的新的需求，对于顺利应对挑战而跨上新台阶至关主要。这句话对当下中国不也同样具有警示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