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难过，年年都要过。

回家的票价，越来越高，所送的礼品，价格越来越高；所购置的年货，价格越来越高；给未成年人的红包压岁钱，数额也是越来越高，年夜饭的档次与花销，也是越来越高。

每到年关，人都要在内心有更强烈的焦虑与恐慌之感，不知道新的一年会有什么样的不确定性在等待自己，不知道自己预期的愿望能否达成。

 

年之所以难过的核心原因，都是国际化、城市化与泛商品化闹的。在于通过历史传统以及周边舆论和环境的渲染之后，原本被忽视的焦虑在瞬间被强化了。每到年关，收款的，讨债的；被欠薪的，被拖欠的，大人与孩子，老板与职员，甲方和乙方，都有不同程度的焦虑。

回家之前，为买票焦虑；买了票的，为请假的理由焦虑；请假之后的，为如何面对家人与亲戚而焦虑；想好了应对之策，又为返程车票而焦虑；返程的车票解决了之后，又为来年的跳槽而焦虑；跳槽的问题解决了，又需要为融入新岗位和新环境而焦虑。

 

在回家过年这件事上，只有回家才是核心，其他的都是包裹在外边的，都是浮躁的，是在攀比之下的内心失衡。虽然大家也都是奔波着去、奔波着回的，都是为了往返的票，而牵肠挂肚，不惜付出溢价的，但是在付出了溢价而拿到票的人，都会觉得是幸运的。

为了那片刻的安宁，为了那割舍不断的亲情，即使内心压力重重，也不能不回去。即使知道回去也是行色匆匆，但依然要回去，或者是述职，或者是承诺，或者是单纯报个平安。

距离年关的时间越进，内心的负担越是沉重。之所以负担越来越重，是因为在面子与攀比之心下，感恩之情来得越来越难以承受。

 

由于攀比和虚荣，所谓的感恩也变了味道，也成了对自己的满足，因为不表达自己的“感恩”之情，自己会显得不合群，以至于很难受。而所谓的感恩也仅仅是为了缓解自己的难受，而用金钱与礼品把自己妆扮起来，所以貌似“感恩”。却是把内心的感觉外化了。

在我们看来，感恩之心应该有，但感激的不应该是亲戚与族人为了让自己跳出穷乡僻壤而做出的努力与牺牲，而是在自己漂泊在外的时候对自己的宽容。

 

我们会反思，当初跳出穷乡僻壤走到大城市中求学、生存甚至创业，也许不是自己的成就，而是一种漂泊，那或许更是一种对故土与亲情的叛逆。从这种角度而言，奔向大都市，甚至远涉重洋，都未必是一种成就。在外边漂泊的时间久了，总是会有切肤之痛的感觉，那就是即使有再光鲜的成就，在外锦衣玉食，都比不上在家里简陋的炕头睡上一天。

那些在远方漂泊的游子，不管是成就还是失落，总会有一天，会用行动表明自己的“迷途知返”的。那或者是成功之后的衣锦还乡，或者是暮年之后的落叶归根，不管是荣归故里还是疗伤止痛，回来就是一个轮回。

 

既然“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就是说没钱也可以回家过年。

有钱的是一种过法，没钱是另一种过法。

不同的是，有钱的情况下，回家过年更有面子，当每个人都追求面子的时候，就形成了攀比之风。没有面子的，根本就不好意思说。

人往往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似乎不飞黄腾达就不回去。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所谓飞黄腾达的概念与标准是什么？如何才算是有面子呢？

其实，当我们比着晒成就、比着晒回家的花销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追求面子，就是在为我们内心需求的实现而设置障碍。我们就失去了回家过年的真谛。

回家过年并不是攀比谁挣的钱多，谁更风光的，而是对比谁的内心更平和，更能享受家乡的温情的。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谁难受谁知道！

 

假如人人都渴望亲情的话，那实际上是把自己的虚荣心建立在亲人的痛苦之上的，因为自己的虚荣心，让亲人在一起分享快乐时光显得弥足珍贵，所以即使衣锦还乡都不是对亲人的给予和恩赐。

通常在家期待孩子们归来的老人，都不是期待金钱与物质的，留守的女人和孩子们，更看重的也不是给他们带回的礼物，他们更加期待的是那些物质之外的东西，比如陪伴他们的时间，比如为他们做菜、洗碗、收拾房间，跟他们聊天，让他们有相应的充实感。

但在外漂泊之后归家的人，却是除了金钱与物质之外，都无法给与；当初的逃离和现在的回归，都没有征询过家人的同意，没有经过理性的判断。

 

贾春宝

2012年1月8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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